西域雄鹿：古国乌孙的悄然崛起、自我迷失与无奈挣扎
在汉朝与匈奴的长期争霸史上，乌孙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方角色。尽管他们是依靠匈奴的帮助，才从渺小部族变成区域强权。但并不妨碍自己在形势发生变化后，又义无反顾的投入汉朝怀抱。随后又依靠中原王朝的大量馈赠，成为西域乱世中的不倒常青树。
然而，日趋单一的发展路径和对远方势力的过度依赖，终究让乌孙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生机。最后因地缘格局的变迁而再无恢复，在缓慢而又无情的灭绝中消失殆尽。
匈奴人的落难兄弟
乌孙人就源自古代世界的印欧人大家庭
早在公元前1000-600年左右，历史上的第三次印欧人大扩张趋于结束。在这段充满血雨腥风的族群流散中，分布在爱琴海水域、小亚细亚半岛、两河流域、中亚和北印度等地的青铜文明遭彻底摧毁。成批使用冶铁武器、孕育高大战马和崇尚中产武士文化的新移民，则在废墟间兴盛期后人都耳熟能详的希腊城邦、波斯帝国与斯基泰游牧集团。
乌孙人的最初起源，就是这段轰轰烈烈进程的一个不起眼分支。作为典型的泛斯基泰文化成员，他们从中亚北部的草场向东迈进，随后经天山山脉的边缘转入塔里木盆地。最后落脚在祁连山附近的河西走廊，继续以逐水而居的牧民形象为周遭族群所认识，并用黄金铸造的雄鹿为标志符号。其他分支也以沿各自路线同步推进，向南深入到云贵高原的滇池附近，向北则依次成为先秦历史上的大义渠和停留在阴山脚下的匈奴。至于惨遭挤压的河西羌人，则直接推动力周人先祖的东征灭商。
古代印欧先民的扩散路线
起初，乌孙各部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记录非常稀少。但这恰恰是由于先秦诸侯们的眼界，随自己的地盘范围而被局限于武威以东。考虑到秦国至少与北方的大义渠有不少爱恨情仇，那么他们大概率也与其他东伊朗系后裔有频繁接触。只不过在当时，乌孙自己都不是什么强大势力，自然很难在惜字如金的竹简中留下大名。所以，他们日后的声名远播，还得靠远亲匈奴人与死敌月氏人来共同促进提携。
公元前177年，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出兵祁连山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败了吐火罗系强权--月氏。受此影响，同为斯基泰文化圈的乌孙人也起兵相应，从而在稍后被中原史官们记录下来。实际上，早期乌孙因群体规模有限，也经常为早于自己抵达东方的月氏人欺压。虽然是他们带去了成熟的骑兵战术和冶铁技术，却架不住对方抄袭得手后的体量碾压。因而在月氏人举族西迁后，他们反而进一步沦为附庸部落。原先君主也在抵抗中被杀死，留下刚刚出生不久的猎骄靡王子，交由匈奴盟友养育成人。
冒顿单于的匈奴兴起 彻底改变了乌孙人命运
至此，乌孙正式与匈奴结成攻守同盟，为再度打击月氏竞争者而积蓄实力。但也是在这个阶段内，相隔两地的双方开始出现分化发展。因为前者一直生存于农牧业混合经营的河西走廊，始终保持着更偏向先祖的部落作风。后者则由于吸纳了不少秦汉遗民，开始构建起偏帝国化的中央权威体系。再算上东胡、义渠、南西伯利亚和月氏残部等被征服人口涌入，让处于草创阶段的匈奴日趋国际化。这个突变性差异，注定了乌孙终将与匈奴分道扬镳。只不过在自己的困难阶段，不得不暂时依附于其麾下。
到了公元前162年，老上单于再度将兵锋对准河西的月氏残部。通过一场并不焦灼的快速战争，彻底将对方驱逐到西域北部的伊犁河流域。愤而起义的乌孙部众，也终于迎来了在外流亡多年的猎骄靡。然而，匈奴的再造之恩并不免费，复国的乌孙被迫充当其继续向西的先锋棋子。但猎骄靡却抓住机会，以杀父之仇作为动员号召，成功争取到一支匈奴骑兵的鼎力协助。他在公元前133年挥师西征，再度将疏于防备的月氏人给打的措手不及。顺便也让本部人马占据伊犁河流域，用许多不愿逃走的斯基泰部落和月氏战俘充实自身实力。
乌孙骑兵 一直是匈奴打击月氏人的重要帮手
汉朝的西域强藩
乌孙人在伊犁河流域后 逐渐有了壮大资本
然而，基于前文所述的发展模式差异，乌孙与匈奴之间的隔阂也随月氏彻底西逃而显露出来。因而在军臣单于的统治后期，猎骄靡公然拒绝为对方提供士兵，并成功击退了派来讨伐自己的前宗主军队。显然，对伊犁河流域的征服，让乌孙人实力大涨。但同样重要的力量对比因素，却来自更加遥远的东南方向。
公元前127年，也就是军臣单于在位的最后一个春秋，汉武帝的军队成功占领河套地区。此时，相对粗糙的匈奴帝国，已经与集权霸术更为精细的西汉撕破脸皮。面对近乎源源不断的雄厚兵力和不计成本的誓死相拼，草原显贵们的资源立即显得严重不足。所以，既没有余力在对乌孙采取打压策略，也不愿意在大敌当前的窘境下再新开第二战场。乌孙人则借此休养生息，以便能在未来的站队抉择时有更多要价权重。
张骞在早期出使西域途中 都尽量避开乌孙地界
在此之前，一位名叫张骞的汉使从匈奴地界出逃，为追寻大月氏的步伐而误入伊犁河流域。但在听闻乌孙早已的得胜的消息后，离开将行进路线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转向南翼，寻求另一个斯基泰王国大宛协助。若非如此，乌孙与西汉的外交联盟可能提前确立。张骞也不必为躲开对方而走羌地返程，再度被巡逻的匈奴骑兵抓捕扣留。
直到公元前119年，情况再度因汉朝军队的胜利而发生变化。在成功夺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后，汉武帝二度派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主要的游说对象便是乌孙。因为根据上次出访时探明的模糊情报，那是一个拥有18.8万适龄参军人口的大邦，而且与匈奴的关系存有严重裂痕。不过，当时的乌孙已经因继承权问题而陷入分裂，老国王与自己的长孙和小儿子都拥有相当兵力。因此，他们不仅没功夫派兵参与对匈作战，还非常担心政敌会借机报复自己。
汉朝对匈奴的几路出击
于是，张骞便主动邀请猎骄靡王派使者访问汉朝。通过向这十几名贵族展现秦制君主的财力，打消了他们心中的初步顾虑。随后更是祭出联姻方式，用源自宗室的细君公主换来稳定外交，顺便开始以枕边风影响君主决策。然而，匈奴方面也立即如法炮制，用贵族女眷稀释掉老国王的有限精力，甚至在地位上还略微高于汉朝册封的公主。
所以，直到堪称传奇的猎骄靡驾崩，长安宫廷对伊犁河流域的影响都较为有限。汉武帝还希望以河西走廊的旧地为条件，招揽乌孙人回自己当年的家乡游牧，却被早已拥有更好地皮的后者给推脱谢绝。
远嫁乌孙国的汉朝解忧公主
好在年轻的王孙军须靡，在继位后又迎娶了汉朝的解忧公主。后者不仅熬死了来自匈奴的联姻女子，还在丈夫死后又按游牧习俗转嫁给新王翁归靡。通过自身地位的逐步提高，也将中原帝国的影响力逐步渗透到更多部落首领家庭。但此举也彻底触怒了乌孙国内的亲匈奴派，虽然他们的本意并非重归旧宗主怀抱，却不得不借助其帮助来重新执掌大权。因而在公元前80年的战争中，分崩离析的乌孙迅速为匈奴远征军所击败。
当然，此时的草原霸主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只能尽量靠西域的同盟者维持物资供给。远在长安的汉昭帝宫廷，自然将这些细微的变化看在眼里。一旦收到乌孙人发来的求援信，便立即着手对北国实施全面打击。两国大军在公元前72年会师漠北，联手重创了正处在青黄不接状态的匈奴。与此同时，大批来自的中亚的商人，也为贸易安全而大量借道伊犁河流域。然后利用乌孙和汉朝的姻亲关系，在几个有限的开放市场内完成买卖。东道主自然是受益匪浅，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对汉朝的依赖程度。
乌孙最终选择倒向汉朝 出兵加入对匈奴的进攻
值得一提的是，在名义上处于联盟弱势的乌孙，实则在很多层面将自己利益做到了最大化。特别是在小邦林立的西域腹地，汉朝官方的直属机构并不能在行使管辖权上面面俱到。因此，正巧处于北端的乌孙人，便成为汉庭实际上的最可靠武力保障。翁归靡也懂得抓住时机，继续以联姻手段扩大影响力。先是帮儿子成为西南小强于阗的国王，又让女儿成为东南方的龟兹国王后。
如果说前者是斯基泰-东伊朗文化背景很好理解，那么后者的吐火罗传统就多少会让人感到诧异。但这些保留下来的案例也足以说明，乌孙贵族在与汉朝结盟的过程中，究竟获得了多少本不属于自己的优势地位。若是读者再反向观之，也能体察出汉朝对维持西域宗主权的力不从心。
乌孙骑兵是汉朝夹击匈奴的最大助力
无可奈何的自我挣扎
南匈奴的对汉朝亲善 彻底逆转了草原形势
公元前60年，西汉与乌孙的战略同盟终于获得成效。匈奴因连遭败绩而损失掉大量地盘、人口和牲畜，随即便在一系列天灾中饱受自然之力摧残。原本还能维持的统一体系出现裂痕，彻底分化为相互敌视的南北两支。其中，南匈奴为谋生存而倒向长安宫廷，从而打破了中原帝国和草原强权之间的地缘平衡。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里，亲善汉朝的翁归靡王去世。乌孙贵族们立刻拥立前任国王与匈奴贵妇的后代泥靡登基，进而表示自己要与残存的北匈奴势力改善关系。消息传到长安，西汉朝廷自然为这类举动而勃然大怒，导致自己与乌孙人的首次联盟时代被终结。但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价值有超过半数都来源于汉匈两强对立。因而，当其中的一方显得过于强势，自己就有必要站出来维持基本平衡。此外，乌孙始终坚持军事贵族共治格局，让国王的权力不可能太过膨胀。所以，只要意识到战略国策出了问题，便能以换人的方式予以调整。比如当泥靡因过度征发物资结好北匈奴，他们便在公元前53年以政变加以取代。
分别亲善汉朝与匈奴的两派 直接导致乌孙分裂
但在此之前，身在他国的解忧公主已采取激进措施，联合到访的汉使一同刺杀归靡王。由于行动失败，让大部分乌孙贵族都开始对西汉抱以警惕。即便很快就拥立新王乌就屠登基，选择的也依然是拥有匈奴血统的非汉系君主。结果，长安方面抓住两派还势均力敌的脆弱时刻，迅速出兵杀入伊犁河流域。随后更是以分别册封的方式，将乌孙分割为两个政治实体。拥有汉朝血统的元贵靡成为大王，分到的帐下部众约在6万户左右。匈奴血统的乌就屠只能屈居小王，认领余下的4万户人口。
起初，大部分乌孙人都倾向于小王乌就屠，不愿意看到本国继续充当汉朝的西部番邦。然而，大王元贵靡却有庞大的帝国财政撑腰，继续享用父亲曾拥有过的诸多好处。换言之，他们不仅继续同中亚商贾进行贸易，也能更顺畅的联通内陆市场，甚至有同样倒向汉朝的南匈奴充当伙伴。敌对派系则颇受打压，根本没法靠结好北匈奴来换得多少既得利益。所以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后，乌孙内部的政治倒向便被翻转。亲汉系的大王占尽优势，逐步具备了将亲匈奴系连根拔起的有利条件。哪怕有两任首领被对方派来的刺客暗杀，也能继续靠汉庭的经济与军事扶持去掌控形势。最终到公元前17年，他们不得不在卑爰疐率领下抱团出逃，一次就将80000人带往中亚北部的康居草原。
对汉朝而言 乌孙就是稳定西域局面的压舱石
从表面上看，该阶段的乌孙内乱，似乎是汉朝西域外交的重大胜利。但长安方面的屡屡亲自动手，本身就说明了旧格局成果的破产。为了扶持乌孙国内的亲汉系贵族，他们不仅需要定期将有限的兵力派往远处，还必须在经济上给予不间断赏赐。大小王分割制度的确立，就等于是要同两个集团进行交涉。花费的人力、财力和精力，自然也比过去的工作模式要繁重许多。何况，汉朝笼络乌孙的本意，就是要为自己在西域寻找一个强力支持者。如今却反过来不断向自己求救和索要补贴，怎么看都与当初的规划严重不符。
当然，此时的西汉王朝本身也行将就木。多年来，几代帝王将相都以出兵漠北、饮马西域为自己的终极理想。但永无休止的用兵、收买和优惠让利，全都演变为财政领域的噩梦黑洞。哪怕靠激进的盐铁专卖勉强支撑，终究是只能换来百姓俱疲且边患不绝的尴尬处境。最后还孕育出王莽这类道貌岸然的野心家，险些将刘氏皇族的江山一脚踹翻。
部分坚持传统的乌孙人 被迫远走中亚北部
缓慢衰竭不可避免
东汉建立后 乌孙依旧是西域的最大国家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王朝，并着手派人重振汉庭在西域的绝对权威。但洛阳宫廷很快发现，过去那个向自己俯首称臣的西域，已经大概率的再度倒向北匈奴方面。即便是让自己花掉大把资源的乌孙，也对这样的改变保持着开放性态度。
事实上，读者只要参考汉匈两强的经营模式，便不会对这种局面感到奇怪。首先，就是匈奴内部长期有来源各异的部落体系。其中不少人就来自早年的斯基泰-东伊朗、吐火罗-月氏和西羌山地。所以，在面对人种、文化都很复杂的西域如鱼得水，反而更容易获地方统治者的天然亲善。汉朝使节则大都无此文化魅力，经常为跑到偏远地区任职而怨声载道。同时也很难在走马观花式的短期任务中，突破由语言和生活环境所造就的文化隔阂。所以，一旦失去帝国给予的中央补贴，便会以最快速度溃退而逃。
乌孙人的斯基泰游牧风气 让本国总有亲善草原的势力出现
不过，在洛阳的权威彻底从西域消失之前，还是有班超这类实干派替汉朝收拾局面。他是率领很小规模的队伍行动，尽可能减少后勤压力与东道主的财政负担。在一些希望走中间平衡路线的交涉对象，果断以突袭、暗杀等手法消灭匈奴外交团队。同时也恰到好处的利用了地方内部矛盾，以联合众小邦抵御周边强邻并吞的形式，网络起崩溃许久的地方联盟。最后，也不可能忽略掉有最大地盘、最多人口的乌孙。
同时，渗入西域的北匈奴势力也寻找到小国龟兹，让这些不受周边东伊朗系族群待见的吐火罗后裔充当代理人。但如此举动还是瞬间刺激到余下各邦的敏感神经，让他们再度愿意团结到汉使身边寻求温暖。于是，来自乌孙的骑兵便从伊犁河流域南下，协助班超动员的其他地方武装，对龟兹实施全面包围。作为回报，东汉也默许他们重新恢复对西域部分城邦的松散权威。因为在都城东迁洛阳之后，中原帝国实际上对西域的兴趣明显降低。任何能压缩成本的操作方案，都很容易为不愿再承受过大负担的朝臣所接受。
自解忧公主的时代起 乌孙内部便出现了亲善汉朝派系
只是和西汉当年的意气风发相比，此刻的乌孙人也有些不复当年之勇。因为自解忧公主抵达伊犁河流域起，就在当地培养期一大批追求汉朝财货的新贵。无论自己的先祖如何骁勇善战，都不影响他们以更为取巧的方式获得优渥生活。久而久之，这一系人马的后代便在乌孙内部占有重要位置，并进一步挤压走那些不愿随大流的少数派。也就是说，汉庭奉行的资金换战斗力模式，已经对这个西域世界的最大国家彻底失效。后者所能给予的军事助力，也必将岁时间流逝而愈发虚弱。班超可能很早就预见到这点，因而在其攻打车师国的行动中，不惜舍近求远的招来另一股名为贵霜的势力。
公元89年，东汉方面决心给漠北的匈奴残部以最后一击。乌孙人也作为联盟势力的重要分支帮忙作战，成为这场国际猎杀的主要参与者。然而，石刻燕山伟业的确立，更多是北匈奴自身衰微与其他草原部族共同踩踏的必然结果。其中就包括了倒向汉朝多年的南匈奴、刚刚踏入草原不久的鲜卑，以及生活在贝加尔湖周边的丁零土著。相比之下，乌孙的加入虽有必要，但早已不是汉庭压制草原对手的头号首选。
东汉早年 乌孙人还有出动军队协助作战
次年，当初西逃的大月氏后裔，终于以以贵霜帝国的新身份重返西域。此前，他们已突破斯基泰文化占主导的费尔干纳盆地、越过分割中亚与大印度区的兴都库什山脉，并将触手伸向富庶的旁遮普七河流域。然后从帕提亚帝国分支的小弟做起，不断将沿途的斯基泰牧民、希腊化城市都兼并进来。最后利用前宗主的势力衰微，成功在中亚的东部山麓取而代之。但核心贵族的吐火罗色彩依旧显著，并为商业利益而乐于结交塔里木盆地的龟兹远亲。
虽然这次试探进攻被班超和西域邦国联手逼退，但贵霜帝国的上升势头仍没有停止。当班超在公元102年卸任病逝，东汉方面就再也找不到能予以替代的合格人选。于是便索性撤回有限驻军，任凭玉门关以西的世界自生自灭。后经班超之子班勇的极力反对，才继续保留了对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有限管辖，目的还是要防范匈奴一类的草原势力重新蹿起。至于以于阗为核心的盆地西部，则毫无意外的成为贵霜势力范围。
东汉撤退后 塔里木盆地的西部成为贵霜势力范围
受此影响，乌孙便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获得好处。但早已成型的路径依赖，还是让惯于充当帝国附庸的他们没可能再调头重来。幸好还有南面的天山山脉和北方的阿尔泰山形成自然保护，让整片伊犁河谷不容为外界势力所轻易闯入。
当鲜卑人忙于在蒙古高原上收纳众匈奴残部，西部的世界彻底沦为吐火遗孤、东伊朗城市和早期突厥人群的拉锯战场。乌孙则由于自己的特立独行，被不可避免的孤立在中央位置。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点滴笔墨，也从侧面反映出群体的无足轻重。
公元5-6世纪之间 乌孙被白匈奴帝国兼并
最后在公元5世纪中前期，与鲜卑同源的柔然悄然崛起，成为堪比当年匈奴人的草原强权。在伊犁河谷苟活数百年的乌孙，也迎来了本族群的命运终点。只不过出手将之兼并的势力，还是来自当年西逃的吐火罗人后裔。在波斯和罗马的典籍中，他们经常被称呼为白匈奴。而在虚弱到极点的乌孙人看来，一切都更像是命运的不断轮回。至于当初曾给予其极大诉求的汉朝，也早已在三国与南北朝的乱世中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