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狱中与妻子相见不相认，一句话震撼世人，39岁血洒雨花台
1933年9月初，邓中夏被几个国民党宪兵押送进了位于秦淮河畔的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甲所第十一号牢房。
这个牢房内基本都是共产党员，尽管里面很多人不认识邓中夏，但他胸前挂着的那个牌子已经说明了一切，上面写着“施义即邓中夏”。
邓中夏被捕了，而且被确定了身份，这让牢房中的人感到了震惊，尽管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邓中夏，但基本都知道邓中夏这个人，尤其牢房中还有一个邓中夏的老部下，即郑绍文。
两人曾在互济总会一起工作过，当时邓中夏是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互济总会下设三个部门，即援救部、组织部和宣传部。而郑绍文就是宣传部的秘书长，受邓中夏的直接领导。
图：《觉醒年代》中的邓中夏剧照
1933年初，郑绍文因为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没想到时隔半年多，老大哥邓中夏也被捕入狱。而且看情形，邓中夏的身份暴露了。
郑绍文面上不显，心里却迅速想了很多：老大哥怎么会被捕？是怎么被捕的？身份暴露到何种程度？有没有全部被敌人掌握，如果全部掌握了，他需要做些什么？
这些心思被他压在了心里，情况不明，他不能有任何的异样。而邓中夏被推进牢房后也没有对郑绍文表现出什么不一样，他很镇定的和大家打招呼。
等到敌人离开，郑绍文找了个机会走到邓中夏跟前，小声说：“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没有丝毫犹豫地笑着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这话让郑绍文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老大哥刚进牢房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没想到老大哥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
是的，邓中夏对党是始终忠诚的，纵观他的一生，自他投入革命之后就没有丝毫的犹豫，自从成为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纵有千难万险又如何？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894年深秋，邓中夏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算是毛主席的同乡，且比毛主席小一岁。
邓中夏自小勤奋好学，心中有理想，他从族办私塾增经门学，后分别就读于宜章县高等小学堂、郴郡第七联合中学、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1917年，邓中夏跟随父亲到了北京，考入北京大学。
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是邓中夏命运的转折点。
他刚入学，就迎来了一个新的校长，即蔡元培。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了大量的人才进校教学，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人，这些人为北京大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也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
蔡元培此举具有深刻影响，对北大学子的影响非常之深。
邓中夏在北京大学里很快就接触到了先进思想和先进老师，思想进步很大，并在李大钊等人的引导下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去。
图：《觉醒年代》中的邓中夏剧照
1919年三月，邓中夏等人发起“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决心”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带着同学们到街头去演讲，让更多人站起来反帝反封建。
也是在这一年，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爱国运动。邓中夏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学生领导，在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上，邓中夏被推举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进行，全国各地开始成立各种联合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开始进入规模化，由此，邓中夏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第二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随后邓中夏又到了长沙，与老乡兼好友毛泽东商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
他越来越忙 ，工作越来越多，前进的步伐越来越稳。
1920年10月，邓中夏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加入刚刚成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之后邓中夏又投入到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去，他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群众是识字读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党的二大，又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1925年，邓中夏接受党的指派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他担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组织和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这些经历让邓中夏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以及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理论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派往上海，恢复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邓中夏前往莫斯科，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筹办并参加了中共六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苏联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随后回到上海。
邓中夏刚从苏联回来之后的工作一度出现错误，被裁撤了全部职务，但他毫无怨言，依旧满腔赤诚。到了1932年的10月，邓中夏受我党组织的指派到上海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图：《觉醒年代》中的邓中夏剧照
互济总会是我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白色恐怖，救济被压迫的群众和革命者，救援被捕的革命者及其家属、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等等。
当时的互济总会是采用地下活动的，在上海那样的白色恐怖笼罩的地方，工作开展得比较艰难，但邓中夏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将互济总会的工作宗旨贯彻到位，
只不过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互济总会的人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不少人都被捕了，比如宣传部秘书长郑绍文，比如救援部部长林素琴，再比如邓中夏。
邓中夏是和林素琴在1933年五月同时被捕的，而林素琴的被捕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932年5月底，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刘宏被捕，随后又因为没有证据被放了出来，组织上安排林素琴去了解情况。
林素琴于6月8日到刘宏家中了解情况，刘宏将被捕以及被放出的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并强调敌人没有证据，所以很快就将他放了出来，林素琴听了也没有任何怀疑就离开了，将刘宏的情况做了报告。
到了第二天，林素琴再次到了刘宏家中，这一次，林素琴带来了十块钱，算是刘宏被捕之后的援助费用，并对刘宏说：“你先休息数天，再行工作好了。”
她哪里想到，刘宏在被捕之后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已经叛变了，他盯上了林素琴。但刘宏并没有在林素琴上门的时候直接出卖她，并不是他不想，只不过他有自己的打算。
他希望能够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抓捕林素琴，最后是在林素琴的住处，这样就不怕搜不出证据了，为此，刘宏对林素琴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
1933年四五月间，刘宏发现林素琴经常在沪西小沙渡劳勃生路活动，他起了心思，就开始一门心思关注她。
5月11日，刘宏发现林素琴在沪西小沙渡槟郎路口坐上了一辆人力车，他也赶紧跟了上去，发现林素琴在法租界环龙路骏德里37号下了车，并在观察了四周情况之后上了楼。
刘宏心中很是激动，他觉得这很可能是林素琴的地址，即便不是，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林素琴经常会去的地方，所以接下来三四天时间里，他就死盯着这个地方，终于确定这就是林素琴的家。
有了具体的地址，刘宏心里一阵激动，随即报告给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局很重视，随即派人到法租界巡捕房协同抓捕林素琴。
说来也是巧合，这一抓捕不仅抓住了林素琴，还抓到了邓中夏。
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林素琴的家中找林素琴研究和布置新的工作，两人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作，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就团团围住了林素琴的家，并迅速冲了进去。
林素琴和邓中夏当场被捕，巡捕房的人还在林素琴的房间里搜出来大量革命传单和书籍，更有各种文件、刊物以及互济总会费用收据账单、个人图章、互济总会收到的信件等等。
邓中夏的被捕迅速引起了互济总会的重视，针对他的营救活动迅速展开，当天晚上，互济总会找到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随后又联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想办法营救邓中夏。
宋庆龄知道之后很是重视，她派人将史良律师请到家中，商量为邓中夏辩护。
史良当时虽然任律师不过才两年，但却是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两次入狱的爱国律师，在上海办了不少的大案，更是后来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邓中夏也很快与史良取得了联系，他写了一张纸条让人转交给了史良，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因冤枉被捕，请史良律师速来巡捕房接见。施义。”
史良没有犹豫，很快就赶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她给了看守邓中夏的华籍巡捕三块大洋，得以和邓中夏单独说话。
邓中夏虽然第一次见史良，但对其很是信任，直接说：“我担任重要工作，请设法营救。”当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史良自然也不问身份，知道是我党的重要人员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是有组织纪律的，所以史良并不询问身份，而是问是否有证据握在敌人手中。
邓中夏很肯定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他对史良说自己走错了房间，所以被捕了。
听邓中夏这样说，史良就叮嘱他在法庭传唤时务必什么都不要说。邓中夏知道事情的轻重，点了点头。
离开巡捕房之后，史良又担心自己这个任务太重，遂将她的恩师董康律师也找了来，一起为邓中夏辩护。
董康当即表示，这个案子胜算还是比较大的，事情发生在法租界，只要没有证据，即便是有重大嫌疑，最后也只能无罪释放，当然这个也是有一个前提的，即必须在租界内审理。
最初的事实，也确实如董康设想的那样，邓中夏的案子是在租界内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高三分院）审理的，而且开庭的时间很急。
邓中夏是在5月15日晚上被捕的，开庭时间设在5月16日，可以说时间非常的仓促，敌人是希望能迅速击垮邓中夏，突击审讯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为此邓中夏刚被抓进巡捕房，就遭到了严刑拷打。
只不过那些严刑拷打招呼到他身上，依旧没有让他说出任何敌人想要的东西，他始终坚称自己名叫施义，是从湖南来上海访友的，因为走错了房间，所以才被捕了，这是误捕。
敌人见邓中夏什么都不交代，只能寄希望于法庭上能问出一些东西来，而邓中夏也在等待着开庭。
施义案很快就在高三分院开庭了，此次出庭的，除了邓中夏，还有为其辩护的律师史良和董康，以及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国民党人员。
开庭后，邓中夏站在法庭上，挺直脊梁诉说自己被误抓的事实，并揭露巡捕房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的恶性，要求当场验伤，看到法官变了脸色，邓中夏随即发出一连串的询问：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抓人？
为什么对根本没有证据的被捕者进行严刑拷打？
为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邓中夏掌握了主动权，法官哑口无言，毕竟确实是没有搜到任何的证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国民党人员站出来表示，施义案和另一个案子有牵连，而那个案子不在法租界，因此要求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审理。
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史良和董康早就想到的，史良马上发言表示反对，因为邓中夏是在租界内被捕的，理应在高三分院审理，所以她请求不准移提。
一方要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一方要求不准移提，直接在租界内的高三分院审理，谁也不让谁，法官无法做出裁决，只能又将邓中夏押回了巡捕房。
第二次开庭时间设在七天后的5月23日，在这期间，两方都在做准备，史良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希望他能帮助邓中夏。史良对他说：
“施义是冤枉的，毫无证据，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引渡到华界。若到华界，他们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人’，这人就要冤了。”
顾守熙答应会帮助邓中夏，而上海市公安局也直接出了要求引渡的正式公文。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是史良和唐豪为邓中夏辩护，再加上顾守熙站出来反对引渡，即便有上海市公安局的正式公文，法官最终还是决定不准移提施义。
这算是一个阶段性胜利，只要是在法租界内进行审理，那将邓中夏营救出来的可能性就到了很多。
然而，人们以为胜利在望，却不知早已经埋下了隐患。
当时阶段性营救工作的任务就是反对引渡邓中夏，却并没有同时反对引渡林素琴，这并非是营救人员忘了，而是因为大家认为刘宏已经出卖了林素琴，所以林素琴的身份已经被暴露了，反对引渡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当邓中夏不准移提的裁决下来的同时，林素琴被移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是国民党的地盘，自然对林素琴的身份很感兴趣，如果林素琴能够开口，必然能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将林素琴交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特务对林素琴进行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她没有坚持下来，她叛变了。
她不仅将自己在互济总会中的身份说了出来，更是说出了邓中夏的身份。
施义就是邓中夏，这个事实让国民党无比兴奋，但他们也怕弄错了，林素琴随即又说出早先被捕的李惠馨是邓中夏的妻子，她在党内的身份是全国总工会内部交通员。
李惠馨早在1932年就被捕入狱了，虽然还没有被营救出来，但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就这样被林素琴暴露了。
在狱外的营救和狱内的斗争下，即将被释放的邓中夏怎么也没有想到林素琴叛变了，而且叛变的那么彻底。
7月26日，邓中夏在狱中见到了自己的妻子李惠馨，这本该是相拥而泣的时刻，这本该是值得欢喜的时刻，然而两个人只觉得心底发冷。
尽管两人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面，但谁都不想要这样的见面，他们心里都知道这次见面都不是他们想要的。
因为国民党将李惠馨押来是要确认邓中夏的身份的，只是两人到底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对这样的场面不是没有准备，他们只能压下心中的情感，面上做到不动声色。
李惠馨根据国民党的要求，仔细“辨认”邓中夏，然后坚持说自己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压根不是她的丈夫。
李惠馨还能好好看看邓中夏，邓中夏却不敢多看李惠馨，他怕敌人看出什么来，只是淡淡地瞥了李惠馨几眼，随即表示不认识李惠馨。
夫妻，相见不相识，该是怎样的痛苦？这种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无论怎么炽烈，都只能忍下来，不相认是对对方的保护，他们只能装作不认识。
这是一种极致的残酷，饱含深情的残酷。
更残酷的是，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敌人见李惠馨没有指认出邓中夏，就将她送回到了原来的监狱中，其实在他们看来，让李惠馨来指认也不过是为了确认一下，即便不能确认，有了林素琴的指认，他们可以从别的方面去调查，总能确认邓中夏的身份。
最终，国民党特务确认施义就是邓中夏，并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认识并了解邓中夏，知道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下了密令，让国民党有关部门一定要把邓中夏引渡到国民党军法机关处理，并给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发了一份密电，要求将邓中夏押送到南京之后，立即执行枪决。
有了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宪兵司令部立即派人到了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上海警备司令部一起为引渡邓中夏而活动。
他们花了很大一笔钱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且还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迫高三分院将施义移递到南京去，而且他们还给曾经做出“不准移提”施义的法官记了一个大过。
很快，施义案在高三分院再次开庭，尽管法庭上，邓中夏据理力争，史良和唐豪也极力为邓中夏辩护，反对引渡。但当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法律顾问詹纪风拿出国民党中央的密令公文，再看到詹纪风身边站着的那些军警后，法官还是做出了将邓中夏移交给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决。
至此，邓中夏身份暴露，失去了被营救出来的希望，在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低下头偷生，要么昂起头牺牲。
前者，他从未想过，后者，他从不惧怕。
法庭宣判后，他被押送到了警备车上，然后送到了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关押。警备司令部只是一个过渡点，几天之后，邓中夏又被送到了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虽然蒋介石已经密电谷正伦直接对邓中夏实行枪决，但国民党特务还是想试一试，在他们看来，如果能让邓中夏低头，必然能获得相当重要的我党机密。
为此，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手段轮番上演，但无论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还是离间诱降，邓中夏始终不为所动。
管他们耍什么手段，邓中夏早已决定上雨花台。
他被押送到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甲所11号牢房的第一天，就已经做好了上雨花台的准备，并且这种准备还告诉了牢房中的老部下郑绍文。
但纵然已经决定赴死，他还是很关心自己的同志，他曾问郑绍文：“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罗登贤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东北抗日武装的主要组织、创建者，他是在1933年2月份被捕入狱的，互济总会曾组织营救罗登贤，宋庆龄也曾组织营救活动，还亲自去监狱看望罗登贤。
但他们的营救行动一直没有成功，国民党政府拒绝释放罗登贤，1933年8月29日，年仅28岁的罗登贤被押送雨花台刑场，刑场上，罗登贤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带着这遗憾，他毅然赴死。
想到这些，郑绍文心情很沉重，对邓中夏说：“他上雨花台了。”
听到这样的答案，邓中夏沉默了一会，轻轻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邓绍文有些难过，尽管见惯了生死，但每次面对同志的牺牲，他心里仍旧悲痛不已，他不知道还能为这位老大哥做些什么，他只希望最后的这段日子，这位老大哥能够走得体面一些。
原本，牢房中是有不成文的规定的，先进牢房的睡上铺，后进的睡下铺，如果床铺睡满了，就只能睡在马桶边上，等有空床铺了，就可以去睡床了，邓中夏进去的时候，已经满员了，按照惯例，他只能睡在马桶边。
但郑绍文不舍得，他不愿意让这位即将英勇牺牲的老大哥睡在马桶边。他想了一会，问邓中夏是否还有必要隐瞒身份，邓中夏表示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所以郑绍文就对大家说：
“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
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邓中夏，自然很是钦佩他，所以很快就有人让出了上铺一个位置，让邓中夏晚上在上铺睡觉。
第二天，整个监狱的人基本都知道了邓中夏被捕的消息。
当时陶铸也被关在这个监狱中，他在狱中团结和鼓舞同志，是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进行了很多斗争，他在第二天放风的时候悄悄问郑绍文：“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
郑绍文没有犹豫地说：“他打算上雨花台。”
这个话题比较沉重，陶铸想了想，又问：“是真的吗？”
郑绍文知道这不是小事，表示回去再问问。等他对邓中夏提及态度问题的时候，邓中夏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问得好，你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这是一位共产党员面对死亡的时候最铿锵有力的回答，这是一句震撼世人的自白，即便到了今天，读来仍旧感到心灵震颤。
这回答震撼人心，它不仅是邓中夏的自白，更是一直走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数不清的共产党人的自白。
这答案很快传遍了监狱的各个角落，同志们商量着凑钱给邓中夏改善伙食，让他在最后能吃上一份热乎乎的大肉面。
当邓中夏看到那碗面的时候，不需言明，心中自震荡不已，他没有拒绝，他感动于这超乎寻常的团结。
邓中夏在11号牢房待的时间也不长，很快，敌人就提审了他，而审讯的时间非常短暂，根据郑绍文的回忆，审讯的内容，他曾经问过邓中夏，邓中夏用五问五答来回答他：
“你叫什么名字？”
“邓中夏，又叫施义。”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错，是共产党员。”
“你在党支部里干什么？”
“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
“还干过什么？”
“够了！够枪毙了，还问什么？”
“贺龙红军中和你同事的还有哪些人？”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讲，何必问我？”
身份既然已经暴露，对他来说，只有牺牲这一条路可走。
敌人对这样的邓中夏无可奈何，只能选择将他定为死刑犯，并转移到了另外一间单独的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在狱中给组织写了一封信：
“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9月21日，39岁的邓中夏被押往雨花台刑场，途中，尽管镣铐加身，浑身是伤，他依旧迈着坚定的步伐，高喊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死亡在信仰面前不值一提，子弹能让他倒下去，鲜血染红大地，但一个人倒下去了，还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的胜利，但他知道胜利终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