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屈辱一幕：大使馆武官被美巡警扇耳光、栓辫子，怒而自尽
晚清驻美大使馆的陆军武官谭锦镛，在美国的大街上遭到了当地巡警的侮辱，辫子像牵狗绳一样，被拴在了栏杆上。
自1875年清朝在美国设立大使馆以来，至溥仪退位，前后共派遣了八位公使。分别是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杨儒、伍廷芳、梁诚、张荫棠。
谭锦镛之事，就发生在梁诚担任驻美公使时，当时谭锦镛是跟随他前往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也是一名蓝翎侍卫。
1903年，他跟随梁诚坐轮船进入华盛顿，之后的八月份，旧金山发生了堂斗事件，梁诚于是派遣谭锦镛前往调查。
十五日晚，就在他办完事准备回到大使馆时，路过一座大桥，正好碰到了一名吊儿郎当的美国巡警。两人在擦身而过时，可能发生了一点碰撞。
巡警回过头来，发现是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当即嘲笑道：“中国人，黄猪。”然后又掀起他的帽子，揪着他的辫子说：“哈哈，长辫子，猪尾巴。”
驻外武官虽然不是大使，但同样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和尊严，怎么可能会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但是他也知道这是在国外，不是在清朝，他也不想招惹是非。
于是，他强压着怒气回怼道：“请先生自重，中国人是人，不是猪。”
美国警察见他还敢回嘴，便恶向胆边生，一边说着：“中国人还是人？”一边一巴掌向谭锦镛扇了过去。
谭锦镛忍无可忍，当即展开架势，打了巡警几拳。
这一下美国巡警彻底恼羞成怒，他吹响了脖子上的警笛，召了几个巡警过来。这些人将谭锦镛围绕在中间，拳打脚踢。一阵毒打之后，他们又将谭锦镛的辫子绑在栏杆上，并在上面插了一朵纸花，让周围的人过来观看，仿佛要将其先示众。
周围很快便围过来一群喜欢看热闹的美国人，他们有的拍巴掌，有的添油加醋冷嘲热讽。他们与那几个巡警的嘴脸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谭锦镛说话。
看看羞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将谭锦镛扣上手铐，带回到警察局。到了这里，谭锦镛本以为这种羞辱终于结束了，但是当他亮出自己大使馆的武官证时，美国警察却不买帐，他高喊道：“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
众警察一直将他折磨到深夜才结束。还是一位华侨商人花了些钱疏通，才将其救出。
不管是从谭锦镛的武官身份，还是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遭受到如此大的羞辱，又如何能够容忍。在出了警察局后不久，他心中积愤难解，来到一座大桥上，毅然跳水自尽。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谭锦镛心中的无奈和悲愤可想而知，估计他在跳水那一刻，还在想着“弱国无外交”这句话。
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杂文》中曾讲过：“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理念，而是物质利益和理想利益。但是由'理念’所建立的众多'世界形象’，却像扳道工人一样，常常确定了由利益之动力所驱使的行动运行的轨迹。”
其实谭锦镛之所以遭受到这样的对待除了清朝国力积弱之外，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原因。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这需要依托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进行解读。
这里说的美国人，主要是指美国白人，他们最开始都是来自于欧洲。所以想要探讨这个形象建构的问题，还需要从欧洲历史讲起。
早在东汉时中国就与欧洲人有过交往。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皇帝安东尼就曾派遣使节出使中国。这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想象多过于现实，因为遥远而陌生，因为陌生而产生敬畏。
但是在公元448年至450年，匈奴王阿提拉率领大军横扫亚欧大陆，开始了他对欧洲的征战历程。
他曾经侵入过意大利的城市，甚至将兵锋直指西罗马帝国的首都，逼迫罗马帝国的皇帝逃亡罗马。
虽然他的征战最后止步于波河，但是他对于欧洲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给欧洲人带来了莫大的恐惧，欧洲人甚至称之为“上帝之鞭”。上帝是他们信仰的神灵，所谓“上帝之鞭”意思是上帝假手于阿提拉对他们进行惩罚。可见他们心中有多大的恐惧。
之后唐朝的强大国力通过粟特商人传扬于欧洲。唐人以及唐人街之命名便是与欧洲人对唐朝的敬畏和向往有密切关系。
到了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及他的儿子不仅派兵征服中原，而且派遣大军先后多次征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
蒙古大军的西征可谓是真正地打穿了亚洲大陆。蒙古帝国的国土从欧洲的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横跨了整个亚欧大陆。分设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对西亚、中亚以及北欧、东欧等地进行统治。
其中的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更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管辖北欧大部分领土。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欧洲的征讨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比阿提拉还要深刻。蒙古帝国的征伐比较野蛮，动不动就是亡国屠城，摧毁文明，大肆诛戮。他们在欧洲的凶名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说过：“（成吉思汗）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不仅如此，成吉思汗及子孙的战神之名以及蒙古军队的超强战斗力也让欧洲人叹为观止。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这样评价蒙古帝国：“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他称成吉思汗为“最大盖世之雄”。
俄国军事家柯列金更是称成吉思汗时代“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在他们眼中，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已经成为了无法战胜的战神。后世研究其兵法韬略的欧美学者及将领不计其数。
这是一种与东汉、唐朝时的敬畏完全不一样的敬畏，是一种由切切实实、亲身经历的恐惧而带来的敬畏。
欧洲对于亚洲人的忌惮始于阿提拉，于成吉思汗时达到顶点。这种影响引起了欧洲人两种极端的情绪，一种是恐惧、敬畏，一种则是批评和轻蔑。在后来的启蒙运动中，欧洲的一些哲学家以及文学家对蒙古帝国的残暴展开批评和批判。
最为恶毒的是一些人类学和科学家，他们将世界上的人种分为三种人，并且列了等次。欧洲的白种人是最高一级。非洲的黑人是第二等，而亚洲的黄种人则是第三等。这也就是所谓的种族主义的由来。
他们将黄种人又称为蒙古利亚人，其实就是蒙古人。这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是带有极度侮辱性的称呼。
在他们看来，蒙古利亚人是最劣等的种群，凡是欧洲的疾病都与当年的蒙古人入侵有莫大关系。儿童要是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他们就会将矛头指向黄种人，指向蒙古人。
就是后来的反犹太运动，也与他们对蒙古人的偏见有密切关系。他们觉得犹太人与蒙古人通婚，身上带有着蒙古人的基因，不是纯正血统的欧洲人。欧洲人尤其注重血统一说，这同样也是蒙古帝国征伐欧洲的后遗症。
到了明清时期，先是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其强大的船队对东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是明末清初，新航路开辟，荷兰、葡萄牙等欧洲人与中国展开直接的接触和贸易，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境内。
中国的富庶和强盛的国力，通过传教士的书信和回忆录、游记传入欧洲。明末以及清初在东南沿海曾发生过多次针对欧洲人的教案。在夏瑰琦编纂的《圣朝破邪集》记载了明末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一带由当地文人及官员发起的教案。
“他们将西方国家视为不文明的'西夷’，将西学斥为'邪说’，以'破邪’为己任，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破邪’大辩论，并制造教案，驱逐传教士。”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传教士的待遇截然相反，想驱逐就驱逐，惶惶如丧家之犬。
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的认识自始至终就带有两种极端的倾向，因中国的强大而感到畏惧，因畏惧而产生自卑，因自卑而进行蔑视。
到了清末，欧洲趁清朝衰落腐朽之际，大举入侵，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又增添了一条，软弱、腐朽。这样，他们的轻蔑情绪日益增强。
不过尽管如此，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畏惧是刻在骨子里的。这样的复杂情绪就催生了后来“黄祸论”的提出。
“黄祸论”最早出现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
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第一波“黄祸论”的高潮。他们宣称黄种人是比白种人劣等得多的种族，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同时他们又宣扬黄种人对欧洲人存在着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对清朝的侵略是必须要采取的行动。这仍然是一种又轻视，又害怕的情绪。
“黄祸论”一直影响至今，在欧洲等国，还有美国等国家政策中还会时不时提到这一荒谬理论。即便是在民间，这种理论也根深蒂固。尤其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以后，在互联网上的这种观念再次甚嚣尘上。
美国人多半是欧洲人迁移过去的，所以他们的观念其实与欧洲人没有太多区别。当然这中间还与他们自身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有密切关系。
首先美国建国时间比较晚，当他们将国内的南北矛盾处理完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到遥远的东方时，他们见到的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晚清。对中国人的轻视，随之便产生了。当时一些去往中国的人带回来的多半都是这样的描述，他们是美国人对中国了解的重要途径。
其次，晚清时很多中国人前往美国寻找机遇，他们也想在西部淘金浪潮中分一杯羹。不过他们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于是很多中国人便转而开起了洗衣房和餐馆。即便如此，中国人的勤劳和思维的灵活也让他们从中赚了不少钱。这便引起了美国人的嫉妒。
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在与他们抢饭碗。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敌视情绪，一部分便是由此而来。
第三个方面是很多中国被拐骗至美国，从事一些挖矿等又脏又累的工作，甚至几乎没有人身自由，被压榨到极限。美国人对他们甚至有“猪猡”之称。甚至很多中国人沦为美国人的仆役或保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视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个方面是关于宗教的。这个不仅是美国，欧洲也是如此。
他们将上帝奉为神灵，信奉基督教，但是中国人对基督教却不怎么买账。在明清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实非常有限。这种与中国文化有些格格不入的思想，中国人的确非常难以接受。
在当时美国人的眼中，中国人男的就是小偷，女的是风尘女子，不信奉上帝，也不会说英文。美国人觉得：“他们的存在严重侵蚀了美国健康的政治文化肌体，是一个不除不足以根治疾病的毒瘤。”
在这样一些理念的支撑下，1882年，美国政府推出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内种族冲突一直都比较严重。当然，黑人因为南北战争，因为林肯，因为黑人解放运动，得到了相对较大的改善。但是处于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的亚洲人，处境却十分尴尬。
他们的权力的维护一直都很少得到关注，这便导致了对于亚洲人的歧视，有时候比对黑人还要严重。
因为以上种种，谭锦镛之所以在美国遭到那样的恶意侮辱就可想而知了。这不仅是他面临的问题，也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境。
如果用更加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种矛盾，那就是“文明的冲突”。这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源于历史，植根于文化。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得以广泛流传的缘故。
其实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即便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太多。既敬畏且如临大敌，又轻蔑且高高在上。
自上帝之鞭的出现，再到三八线那场失败之后，中国人就成了他们无法逃避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