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学堂
和省示范高中皖北协作区常务理事校的几个校长参观太和中学的校园，起初并无多大的感觉，尽管它有水塘、曲桥，杨柳依依，景色宜人。
后转去校史馆，饶有兴味的看着太和中学一座老建筑里所呈现的校史。
其中的一段话我读了好几遍：“1942 年春，校名定为鲁豫皖边区战时中学，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兼任校长，副总司令王仲廉任副校长。同年九月初，奉当时教育部令改为国立二十一中。学生最多时达 40 个班，学生 2000 多人，规模之大，学生之多，在当时实属罕见。1944 年秋，二十一中部分西迁，在抗日烽火中辗转流离，历尽艰辛，最后到达陕西蓝田。那是虽然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但师生胸怀报国济世之志，团结奋发，成绩斐然。”
“王仲廉”、“国立二十一中”、“抗日烽火中辗转流离到达陕西”等，这些个语词像伸出了钩子，渐渐与我记忆深处的父母一些闲谈话语的存留勾连起来，心里一阵突发的激动——这个有着廊亭、曲桥、湖面的县城中学，竟然就是父亲从界首乡下赶过来念书的地方。
这种感觉很奇幻。
已经年过六十的我，看到了十来岁的父亲读书的学校，虽陌生却无比亲切。
眼前不由得勾画出当年父亲作为学生的画面，第一次由对父母的仰视，换成了一种成熟的平视。
父母从不和我讲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经历被刻意包裹住，那个被喊着砸烂的旧社会是个极大的政治避讳。有些画面的碎片能在我心底的留存，亦是在断续的耳闻中深埋着的，有时会将他俩与私下悄悄的与故人叙说的话语变成画面。
在这个我不曾想会有历史交汇的兄弟学校里，我看见了青春时的父亲。
他是抗日战争年代狂热的爱国青年之一，在河南大学念书时投笔从戎，便是激情和热血沸腾的产物。
从这所学校走出去以后，故乡界首从此成为父亲的一个符号，成为我一生履历的祖籍。
七十多岁时母亲有一张中学校友合影，标注的是“安徽省立第四中学”。
我同时翻到了网上发的1945年省立四中徐淮校长签署的教员聘书。
民国三年，如今的凤阳中学曾经被命名“省里四中”，那时候母亲还没有出生。
它在民国十七年改成了“省立五中”。
我没找到母亲母校的旧址。
母亲也是个热血青年。
直到五十年之后她还能唱出很多救亡歌曲，她讲过在陕西一个凋零的破庙里读书鬼吹灯的事情，那时她边读书边在抗日救亡会里帮忙做事情。
年轻的母亲因参与学生运动受过校纪处分。
我的父母亲都生长在农村，爷爷是有几亩田地的农民，后来被强制命名了个很奇怪的称呼“地主”，这几乎等于被打入另类；不像我们今日有个十套、八套房子出租的主叫“房东”，和地主相比，房东就是毫无政治学、经济学意义的称谓。
我识得几个字的姥爷，早早就离开土地到淮河边一个叫龙亢的集镇开起商铺，后来他被定为“小业主”，够不上资本家等级。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小业主的历史罪孽程度显见的比地主轻，实则上我爷爷的土地收入还不及我姥爷商铺收入的一小半，而且一个成年累月猫在地里流汗，一个则是干干净净的抽着水烟袋看学徒干活。
中国历史在大势上有脉络可寻，但在历史细节上却充满着荒诞离奇。
我父亲从求学到投笔从戎，不幸卷入了中国历史最为剧烈的时代大变换的巨型漩涡，从一个积极有为的年轻骨干，变成劳改犯、伐木场工人、职工小学教师，最终成为一家国营建筑公司的施工员，却专负责写写画画，搞宣传。
这个有着一腔报国激情的农民的儿子，经历过我所不知晓的坎坷后，中年就选择沉浸在中国传统书画里，消化着一生的磨难。
在历史巨变面前，他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被选择，被卷入，被击倒后以中国文化的沉浸换得一种慰藉，一丝自得的欢愉。
我家里仅有的一张大桌子除了全家人吃饭，母亲打牌，多数时间放满了笔墨和各种未调的、调好的国画颜料小碟，那些奇妙的色彩和一些特殊的味道在我心里弥漫了许多年。
父亲算是中国知识分子么？小时我以为是，现在却真不知道。
“知识分子”的重心是分子，有独立的人格、价值观，有被社会所看重的话语权。父亲生活的那个时代，莫说“分子”的尺寸，连知识都是可疑的。
我娘却别具一格，她单纯得有些片面。
比如极其爱读书，《红楼梦》读过十几遍，而且是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小说迷。
她本就是生活在自造的象牙塔里的充满浪漫幻想的知识女性，但时势和命运却无情的打碎了她的梦境。
父亲从一身国民党警服，到解放军戎装，很快又成为砸石子强制劳动的劳改犯，而母亲则扯着孩儿从此告别了滋润、亲和、从容的模样所呈现出的生活。从她为父亲的遭遇奔走呼冤叫屈那一刻起，一个不同于传统知识女性的倔强、坚强、乐观的女人，就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我不知我娘是如何完成这一蜕变的，或是她性格里原本就有一种豪放，就如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展现的青春激情一样。
更令我惊讶的是在一九六十年代末期财贸学校打散，老师全下放到基层商业单位改造，在废品商店里上班的我娘，竟然那么快的和一帮脏话不断、荤笑素骂张嘴来的女人们毫无距离感的迅速融合，除了“张老师”这一称呼标明的不同。
现在想，我娘最让我敬重的就是她的“骨感”，她从不会向任何强加于她的势力低头，是什么就是什么，从不说违心话。
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红、最高指示统领我们生活的年月，经历了反右、四清、文革浩劫的所谓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战战兢兢，怕挨整、出事的恐惧心理使得很多人失掉了“骨感”，再无可能呈现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我娘算是中国知识分子么？
我至今都以为是，而且成为了我的人生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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