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广东崇正的该册页共7通、凡30页，其中致“舅祖大人”4通，致“仲新表叔”3通，以戚谊推之，应该也是冯氏同里。按，冯誉骥（1822—1883），字仲良，号展云，高要（今广东肇庆）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屡为考官，号得人”，光绪五年（1879）授陕西巡抚，后为御史弹劾去官，侨居扬州，旋卒。“平生廉洁。嗜书画，书法逼真欧阳率更，晚年效李北海；画仿石谷，秀润工致。世咸珍之。”（《岭南画徵录》）冯展云还是一位诗人，其诗集《绿伽楠馆诗稿》刻于同治五年（1866），所选诗为其考取进士之前作品，即使是少作，亦备受当时诗坛“粤东三子”（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中的张维屏激赏，展云12岁时相见，张维屏便集杜诗“渥清之马走千里，青眼高歌望吾子”赠之。由此可见展云确是一位少年天才，而其科名早达（22岁便成进士），一直是在中枢任职，最后做到方面大员（陕西巡抚），可谓是科举时代的赢家。 冯展云7通信札对其生活细节披露不少，也为了解他的仕途不无帮助。在致“舅祖大人”的第一通信中，有这样语句： “始觉去冬频侍坐隅，饫闻绪论，真半生未易得之遭也。迩者节度新更，大署公勤弥形繁冗，伏惟敷政之暇，怡神葆和，敬以为祝。”
可知他与这位亲戚的关系很密切，而对方一定也是当时督抚级别的官员。第二通尤其关键： “正拟肃修简椟，敬问起居，兹者恭审舅祖大人荣承恩命总制东河，诏下之日，都中士大夫欣喜相告，咸谓今日大吏能以道德发为事功，稽之往古，可继范希文，考之本朝，可媲汤睢州，有非一切智名勇功之士所能及者，实惟苏公其人。” 这里简略提到舅祖大人的两则信息：一、总制东河，二、姓苏。按，清代设有河道总督，其中东河为专任，名为“河东河道总督”，正二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查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河东河道总督名录可知，苏姓总督只有苏廷魁，任期为光绪五年（1866）至同治十年（1871），而苏廷魁正好也是广东高要人，可以断定“舅祖大人”便是苏廷魁。据《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丙寅（1866）八月十七日日记：“苏廷魁授河督”，与冯展云的写信时间“八月二十四日”也是吻合的。河东总督驻扎开封（祥符县），冯札中屡屡提及“过豫”、“赴汴”、“道出梁园”，均可佐证。该通信札当可系于1866年。
按，在清代历史上，苏廷魁的名声比冯展云更大。苏廷魁（1800—1878），字庚堂，广东高要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迁御史。他最有名的事迹，一是弹劾权臣、也是他的恩人穆彰阿，二是弹劾赛尚阿“坏旧制，用私亲，超擢太骤”等，据说咸丰隐其名，出疏示赛尚阿，“赛尚阿退，饮台垣酒，问：'谁实弹我？’廷魁出席曰：'公负国，某不敢负公。’”可以说相当“硬颈”（强项），是一位具有古大臣之风的官员，《清史稿》有传。清代笔记里将嘉道间的苏廷魁、陈庆镛、朱琦称为“谏垣三直”，又加上金应麟，称为“四虎”（陈康祺《郎潜纪闻》）。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俘虏“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丁忧在家的苏廷魁和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禧一起组织团练（苏廷魁、罗惇衍、叶名琛、龙元禧为同年中进士），设立团防局，“严清野，绝汉奸，招募东莞及三元里、佛山练勇得数万人，声言戒期攻城，敌师出，击斩百余级”，为抗击外辱写下壮烈一笔。后因清廷媾和，被迫撤局。但苏廷魁的胆识勇气，可以说从一而终：据清人记载，他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去官，也是不愿与河南巡抚及户部沆瀣一气、贪污公款所致。 冯展云信札中屡屡提及“去冬频侍坐隅，饫闻绪论，真半生未易得之遭也”（第1通）、“前者敬将录示名言装潢成帙，庋之案上，以为循览率行之资”（第2通）、 “详赐诲言，俾知遵守，是则昕夕虔祷者耳”（第3通），并且将这位舅祖大人比作宋朝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汤斌，可以说对苏廷魁的事功、道德文章都推崇备至了，他也非常虚心地将自己在学问方面的心得向苏廷魁请教。
在第3通信札中，冯展云提到“比晤椒生前辈，述及长者有引退之思，上书先请休沐”，这位“椒生”，正是前面提到的罗惇衍。按，罗惇衍（1814—1874），字星斋，又字兆蕃，号椒生，顺德大良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点庶吉士，授编修。由学官累升至吏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兼武英殿总裁。罗惇衍为官清正，爱惜人才，是咸同间重要大臣，死后谥“文恪”。 在第4通信札中，冯展云向苏廷魁报告父亲去世的消息： “顷接胞兄江苏书来，知三弟誉骢业于二月中敬奉先严灵榇自浙启程，胞兄一俟常州保案入告出脱前事，即行南归。”
他的胞兄名誉驹，据其《绿伽楠馆诗稿》，誉驹似字景千。据《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乙丑（1865）三月十六日日记：“吊冯展云前辈。”而该信写于“三月二十日”，故极有可能是该年之事。《翁同龢日记》还记录了冯展云大哥去世：光绪五年己卯（1879）闰三月廿六日，“吊冯展云兄丧。”当时翁同龢与冯展云系刑部同僚（翁为尚书）。 从京师到岭南，路途遥远，冯展云经济情况不佳，不得不向舅祖大人借贷： “本拟领帖后星奔南下，冀得早日抵家，惟是做宦廿年，素甘清苦，此番举动往返约两载有余，营葬之资，亟宜储备，抚兹窘况，措手良难。又不愿效世俗张罗，致违本性，凡诸贱状，久在长者洞鉴之中。再四思维，惟有仰求矜恤，代筹三数百金，庶一切布置，得有端倪，感戴仁慈，实无既极。如蒙俯允，或径寄都门，或俟誉骥过豫时给领，均候钧示。”
冯展云1844年及第，做宦廿年，正好是1865年左右，而手中无钱，既是“素甘清苦”的写照，也可为后人记载其“平生廉洁”之一证。写给“仲新表叔”的3通信札，也提及舅祖大人： “舅祖大人屡赐钧言，藉谙道祉，比闻周巡沆豫，丕著勤劳，第颐养成宣，精神自卜加健，宅中事务得三表叔照料，一切自臻裕如也。” 且第7通信与第3通信内容几近一样，日期均为“四月五日”，可以肯定仲新即苏廷魁的儿子。第6通信札写于冯展云任职福建时，当是为福建学政，致送仲新闽中土物四种：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通信都有一个特点，即冯展云都谈到了自己的病状，甚至还写到了调理方法： 第1通：誉骥自入春后，初闻诸老成之言，以静养勿药为事，第服藕节诸品，仅能荡涤积淤，而气血总亏，迄无起色。旋读黄坤载《四圣心源》、《素灵微蕴》等书，知此证必须温补，收功于是。试服温行之剂，果觉中气渐足，肝脾叔而肺胃下，痰滞亦陆续消。连服兼旬，气血精神日益加长，但须服至百剂内外方能一律复元耳。 第2通：孱躯旧患悉除，肌肤容色较形黄润，觉气血以时渐生，第未一律复元，仍须徐而俟之。药物已渐减，除间数日一服葠术苓草等味，藉理中气耳。 第3通：誉骥比年读素灵之书，于所患证候，颇能自为消息。数月来绝未服药，惟以饮食调和之。又时参以导引，觉精神兴致殊倍于前。然此须以恒久为功，非可期之旦夕间耳。 第5通：于是晨夕趺坐，习以为常，转于养生觉有裨益。自入春以后，所患悉平，迩日精力渐足，此后时序炎暖，可冀大痊。 第6通：孱躯素弱，重以心境鲜佳，日就衰颓，不堪为爱我者告。
《翁同龢日记》光绪五年己卯（1879）六月廿二日：“挈安孙访冯展云前辈，并晤其表弟何剑阁，剑阁精脉理，展云熟医书，两人言安孙病宜温行……”可以看出，冯展云长期患病，身体比较差，而他也久病成医，熟人都知道。提及他病情的这段时间为1865—1879，从中可以断定这是冯展云中晚年的身体状况，而他正是在1879年被授予陕西巡抚之职。关于冯展云在任上的情况，史载：光绪六年（1880年），“富户多捐，中户少捐，下户免捐”，重建赋役仓库，贮粮积谷，“光绪中，惟陕西巡抚冯誉骥所筹建者千六百馀所为最多云”（《清史稿》）。他又重视农桑，兴修水利，陕甘总督左宗棠称赞他：“种树、开渠、农桑、学校，古之言治者，莫或遗之……公言及此，秦民之福也。” 但剧情来了个大反转：就在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二十四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弹劾冯誉骥，朝廷命户部尚书觉尔察·额勒和布、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驰往陕西查办。额、张二人的调查结果是“冯誉骥于陕西吏治、差徭、厘捐、垦荒诸要政，任用非人，粉饰废驰，以致属吏、家丁等因缘为奸，弊端纷出”。翁同龢在同年七月廿八日日记有记：“刘恩溥折，历诋在事大臣，有过当语，不足记也。”明显是对冯展云之被议抱有同情。但冯还是于是年十月被革职。除了当时形势的影响（如是年中法关系紧张，终于酿成战争，又晚清政局之衰败、吏治腐败等等原因），如果结合冯氏的身体状况，对于地方官员政策制订初衷良好，而终于在执行过程中走向反面，是否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法国阿考斯、瑞士朗契尼克两位医生，从病理学、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探讨疾病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治理国家层面，身体素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或许可以作为探讨陕西巡抚冯展云去职一事的参照。 冯展云有书名，如《岭南画徵略》载其“书法逼真欧阳率更，晚年效李北海”，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谭·冯誉骥》载“七龄童即能作擘窠大字之高要冯誉骥，尝见其十龄时，跋苏古侪离骚页册，即已中规中矩，崭然露头角，迨后更由率更以窥北海，于峭劲之中，有浑厚之气，遂成名家”。冯氏书迹甚多，其楷书《李孟龙墓志铭》曾经为上海进步书局影印为字帖发行。就这本“高要冯展云中丞书牍”册页书信墨迹而言，确为书家名迹，特别是致苏廷魁的4通，恭谨之外，格调尤其典雅，非清代官员常见的“乌光圆”书法可以比拟。 冯展云“好书画”（《岭南画徵略》），信札中也可印证： “前示郭恕先摹本《辋川图》，兹已未便询取，郭河阳《溪山雨霁图》，新正馨士兄匆促出都，业缄行笥，亦复无因假观，此事自关眼福也。”（第1通） “昨者亲朋相戒，谓誉骥夙好劳心，兹当养疾之时，不宜耽玩书籍笔墨，竞令家人既付深藏，数月以来，苦无排遣之具”（第5通）
都可看出冯展云喜好书画的特点。他长期在帝都工作，北京为全国人文渊薮，人文精华无不聚集，冯氏侵染其中；爱好书画收藏，流连琉璃厂、隆福寺的古玩店，也是晚清士大夫、官员的普遍特点。《翁同龢日记》中有两条记载，可以参照： “到厂。……又闻有《钟繇荐季直表》，并右军草书二物，索千金，已为冯展云所得矣。”（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朔） “偕两侄游厂，闻博古斋得一高丽碑拓，极旧，有苏斋跋，已为冯展云取去。”（同治三年甲子［1864］九月十七日） 这两条都可以看出冯展云“好书画”的一面——毕竟，他两次“截胡”了翁同龢，而翁是几乎天天去琉璃厂的。但真正能说明冯展云书画鉴藏家身份的，则是他曾经收藏过一件名迹——苏东坡《寒食帖》。据颜世清（字韵伯，广东人，1873—1929）在民国戊午（1918）跋语，对《寒食帖》收藏的原委有详细说明： “东坡寒食帖，山谷跋尾，历元、明、清，迭经著录，咸推为苏书第一。乾隆间归内府，曾刻入三希堂帖。咸丰庚申之变，圆明园焚，此卷劫余，流落人间，帖有烧痕，即其时也。嗣为吾乡冯展云所得。冯没，复归郁华阁。展云、伯羲密藏，不以示人，亦无钤印跋尾……”
可知冯展云曾经得到过这件由圆明园被焚而流出的名迹，而在《寒食帖》的传承流转上，也打上了冯展云的印记。
这本“高要冯展云中丞书牍”册页为黎湛枝题签。黎湛枝（1870—1928），字露苑，号潞庵，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进士，散馆授编修，曾经做过宣统帝师。这本册页从冯展云7通信札到题签，关系岭南人物掌故，并涉及到清代重要官员，其史料价值是很大的。
前人书信，因传统文化习惯、个人书写特征等，字迹、书款、日期、钤印……这些细节无不成为今人解读的疑难要点；查得一人一事，堪称破案，而查询、考证的过程，亦是认识历史上人事的过程。
近读清代“高要冯展云中丞书牍”册页，内容于家常之外，颇牵涉史事，而似尚未有人研究。冯誉骥（1822—1883），字仲良，号展云，高要（今广东肇庆）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授陕西巡抚，后为御史弹劾去官，侨居扬州。“平生廉洁。嗜书画，书法逼真欧阳率更，晚年效李北海；画仿石谷，秀润工致。世咸珍之。” 在冯展云的7封信中，其中致“舅祖大人”苏廷魁4通，致“仲新表叔”3通。这些信的内容展现了冯展云对于“舅祖大人”的推崇与请教，也呈现了冯展云谈及自己的病状及调理方式，以及喜爱书画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