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的发展历史：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灸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翁（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己佚。

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最迟是在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依照刊本抄录的，

原刻印本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

魏晋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皇甫谧深入钻研《灵枢》、《素问》、《明堂愉穴针灸治要》，

并将这三部零散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去其重复，择其精要，撰成《针灸甲乙经》一书，

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和确定了349个喻穴的位置、主治、操作，

介绍了针灸方法、宜忌和常见病的治疗，化脓灸最早见于《针灸甲乙经》

即“欲令灸发者，炙履偏熨之，三日即发”。

到了宋代、清代，发泡灸更是得到了发展，

医家李守贤、王执中、窦材，以及元代的徐凤、龚廷贤等也提出了很多发灸疮的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

关于灸的壮数，

《针灸甲乙经》一般为每穴每次3一4壮，其中头部、颈部、肩、背等处多为三壮；

胸腹腋多为5壮，最少的是井穴，灸1壮，最多的是大椎灸9壮；个别如环跳灸至50壮。

在该书中对灸法的禁忌也做了论述，

其中误灸穴位引起不良后果的有29个穴位，也有用化脓灸感染引起不良后果的。

该书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的又一次总结，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

本书于公元6世纪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可谓针灸走向世界的先锋。

晋代以炼丹闻名的葛洪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4条为灸方，

从而使灸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急证用灸、灸以补阳，

同时对灸材进行了改革，并最早使用隔物灸，为灸疗的多样化开辟了新途径，

为后世医家进一步研究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历代中医文献中，可以查到40多种隔物灸的材料。

其妻鲍姑，亦擅长用灸，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女灸疗家。

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

所撰《小品方》（现己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疗也多有论述。

他指出：

“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

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

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

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

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

从散在于其他医籍的近30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

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一100壮，也有用随年壮。

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黄帝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

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瘫为害耳”等。

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

在晋隋时期，灸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灸的方式上有了极大的改进，

灸法灵活多样，出现了多部论述灸法的著作，为灸法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自《灸法医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