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五位最具代表性人物：周公、孔子、老子、惠能、王阳明

中华文明五位最具代表性文化名人：周公、孔子、老子、王阳明、惠能，塑造了民族性格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连绵不绝，从黄帝、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直到孔子集大成者。中国文化的发展，每隔数百年就有开创性的文化名人出世，在前人的基础人，开拓创新，不断把中国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

三教合一图

翻看史书，笔者想起了这五位对中华文化的塑造起到关键性的人物，他们的影响直到现在。周公被儒家称为元圣，制礼作乐。孔子是有史以来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化在这里达到了新的高度。老子开创了道家思想，六祖惠能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王阳明吸收了佛道思想，“儒道佛”三家到了宋明新儒学合流，把中国人生哲学推向最高峰。

一、周公和孔子

笔者之所以把周公和孔子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儒家和周礼的传承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孔子是周公思想，周文王智慧的继承者和执行者。周公被后世尊为“元圣”，儒学先驱，儒学奠基人。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出生约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胞弟，是西周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武王崩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当国。周公在战争过程中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摄政期间大行封建，推行井田，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礼”，也源于周公。自东汉以来，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唐韩愈则把周公列入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之一。

周礼由周公手中成为体系化，完善起来。周公制定了周礼，而孔子一生都为周朝礼崩乐坏而痛心，为周礼的复兴而奔走。因为，孔子看到了社会很需要周礼的那一套，对社会稳定发展，人们和谐生活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西周初期，尤其在周礼盛行的时代，可以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自动自觉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才有后来百家争鸣这回事情。可以说是有了充分的文化沉淀，还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不然天下扯皮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了。

实践证明，孔子以仁义礼为核心的思想，最终被传诸后世，奠定了华夏千余年兴盛的人文基石。而礼制昌盛被孔子认为是构建社会契约精神的重要的基础。
孔子，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任何时代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二、老子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是为“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他关于民众的格言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六祖惠能

天地造化，天人敬仰，惠能之所以成祖作佛，成为绝代宗师，除了天地造化之外，既有其特定的历史偶然性，也有其应具的必然性，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东渡来华，到六祖，佛教在中国已流传500余年，禅宗也有200多年了。从印度流传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逐渐传播开来，并且逐步与中国本土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六祖惠能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六祖是一个创新者和实干家，把佛教立足于现实社会，服务于现实社会，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觉悟)，恰如求兔角”，并提倡僧人“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这种主张佛法落实到人世间的思想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崭新道路，是一个划时代的革新，意义重大。

正因为六祖惠能对佛教的革新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如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六祖在说法利他，度人觉悟的时候，特别重视中华传统美德，正如《六祖坛经》所言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忠言必是逆耳，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四、王阳明

王阳明心学，上承先秦儒家思想，又受禅宗智慧的启发。什么叫“至善”，至善就是此心存乎天理之极，不是事情做得圆满才叫至善，做事的破绽多了。程朱理学大行天下，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考试都以朱熹的《四书》解释为标准，明朝到清朝程朱理学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但中国的病症照样存在，所以要从根子上，破心中之贼。

佛法是不二法门，这就是王阳明一直坚持知和行不是两边，是同一件事，本体是一个，从两个方面来看。说知必须说行，说行必须说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不能单独解释。知行一体，知是行的开始，真正的知就是心向往之，行了就是把知真的实践了，终于与心向往之的状态融为一体了，叫知之成。

王阳明也不断说明天理是我们心中本有的良知，是不学而得，哪里是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是先天具备。但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生活在情感中，生命情感就是良知，不需要教。天下许多人告父母，不是头脑中不知道孝，是孝亲之心被遮蔽。抓住心，心外无理，龙场悟道就是悟到这个命题。不要跟着朱熹的方法学做圣贤，因为朱熹说“即物穷理”。曾经王阳明跟着这个路子，身体弄得一身病。

龙场悟道，就是突然明白“心即理”。离开心别讲理，不要讲那个所谓的天理。禅宗的“即心即佛”，按阳明的说法就是“即心即理”。这就是《坛经》与《传习录》的关系。禅宗不能等同于阳明心学，原因是目标不一样。

禅宗是佛教宗派，修禅宗根本目标是达到涅槃的境界，了生死。儒家根本目标是天下关怀，承担对家族乃至民族的文化的责任。儒家把佛家的思想、精髓和思维方式吸收进来，没有禅宗，儒家不会达到陆王心学的高度，所以我们讲阳明心学与禅宗的关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前后关联，二是目标不同。

阳明说 “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这就是差别来了，王阳明批评了佛家因目标执着而放弃了活在世界上本应承担的责任，但不能用在六祖头上，因为惠能主张在家修行。

佛家的思想通过禅宗达到很高境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儒家加了一句，还得告诉你“事君事父亦是妙道”，承担对天下、家族的责任也是妙道。这里有一个向上的反转，从禅宗反转到新儒家，宋明新儒学。我们终于明白了。

作为中国儒道佛，你只是为了了脱生死的目标而去修佛也可以，因为我们做不到阳明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们必须知道阳明的境界。当然，学佛也需要认真修行，也很苦很累。我们选择读读道德经和庄子，向往洒脱的人生自由，这个境界也不容易达到。当然你选择信仰上帝可以，中国人真能信仰上帝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家破人亡，第二是跟祖国，跟民族完全隔开，你才发现了自己孤独的灵魂终于可以跪在十字架下。

“儒道佛”三家到了宋明新儒学合流，把中国人生哲学推向最高峰，仍然以儒家为根本，但宋明的学问叫新儒家。“新”体现在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还体现在目标也是新的，就是要树立独立的人格，破心中之贼，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症状。

五、圣人留给我们的生活道理

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或说，圣人离我们很远，不关我们事。但是，幸福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的追求，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功利心的力量之强，就连圣人的徒众都无法抗拒，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旦沾上功利，就会离道万里，难有幸福。

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又能怎样做？这要分两步走：首先去名就实，其次活在当下。功利包括名和利，非要选择，宁愿抛弃虚名，注重实利。这还不够，实利里面，又包含用功和结果两方面，应该立足于用功，活在当下，而不要关注结果。在用功的过程中，如果真能做到心无旁骛，也就离道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