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桑拿天

直到目前，我记忆中最热的场景还是家乡的盛夏。

当太阳稍微偏离头顶，坐在阴凉处的人，刚一停下手中的蒲扇，瞬间就会汗流浃背。

我在一声紧似一声的知鸟的催促下，极不情愿地拿出厚厚的衣裤穿在身上。衣服刚一穿上身，前胸很快就被汗水打湿一片。我从房间的角落里拎起喷雾器背在肩上，拎着水瓢和农药，踩着滚烫的地面，往棉花地里进发。

阳光炙烤的路，我们已经忘记温度的存在，降温只能靠身体大量地排汗，等我到达地头，衣服已经被汗水打湿一次又被烤干。

棉花是我们家乡最难伺候的一种作物，可那是我们一年的收成保障，即使满心的不情愿，可棉花药只能这样打，越是太阳毒辣，打药后的效果越好。

几个小时浸没在比人还高的棉花地里，衣服不知道湿了几个来回。有被汗水浸透的，也有被药水打湿的，打药是重体力活，棉花地里比外面更加闷热。

人没有极端的不舒服环境，从最坏的回退到此坏的，那也是让人愉悦的时刻。现在在棉花低头感受到的闷热，从密集的棉花丛中出来后，感觉清风徐徐、空气清冽。

这是我大学毕业前的记忆。

也许是怕热的关系，毕业后我来到了北方。

在我来京的头几年，京城的夏天是凉爽的，一天热不了几个小时，一天中即使最热的时刻，只要躲到阴凉处，瞬间温度就降了下来。可慢慢地，北方也开始了热浪滚滚的时刻，以至于有一年，北京大小商场的电扇全部脱销。

我女儿出世那年，入伏之后，天气预报几乎天天都是桑拿天。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姥姥带孩子）住在约20平米的筒子楼房间里。

筒子楼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落地电扇，一天24小时地吹着，即便如此，一天中最热的几个小时，姥姥也要拿出一只大塑料盆，盆里装着凉水，姥姥把孩子放到水里降温。

刚出生的孩子还是喜欢水的，尽管她还不会说话，小嘴咧开，小的很开心，尤其是肉嘟嘟的小手拍起一串水珠溅到头上脸上，先是惊恐，接着是兴奋异常。看着孩子热中作乐，也是心中挥不去的幸福。

我接到了一个会议通知，地点是北京郊区。走的那天，气温还是是凉爽的，记得坐在车上，车子都没有开空调，我一路吹着自然风到达会议点。

大约从第二天开始，我感觉宾馆里有些异常，从房间到食堂的那截连廊，由于没有空调，而显得异常烤人。

开会期间也比较平静，我的手机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手机信号，因为当时家里没有电话，老婆也没有手机，因此，我与她们其实处于失联的状态。

原本还有一个下午的会，由于想念孩子，我也没有心思开了，约好下午来接我的司机，我也取消了，吃过午饭，我便坐上了郊区长途车往京城赶。

先是郊区车，再倒地铁，而后是公交车，到家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刚到走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原本一直开着的门竟然锁着了，我急忙掏出钥匙打开门，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在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只塑料盆，盆里放了半盆水，那是以前姥姥浸孩子用的。

我掏出手机给老婆办公室打电话，电话没人接，我顿时有点发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连忙往厂里跑，进厂门后遇到了老婆单位的同事，她说老婆这两天没上班，带着孩子避暑去了。我又去了邻居的车间，从她口中得知，老婆带着孩子去了厂里的招待所，因为这几天太热了。

直到此时，我真的感受到热了，我的体恤已经湿透粘在身上，我的裤子也像是有人拿水泼过，贴着裤脚，走路都能感受到裤子的阻力。

我直奔招待所，看见姥姥在院子里凉孩子换下来的衣服和尿布。老婆躺在床上，孩子在床上甜甜地睡着了。

老婆看见我回来，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她说，前两天，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她说怕孩子被热死，我又联系不上。在邻居的建议下，她才想到带着孩子到招待所开房间。

我连忙安慰她，并夸奖她集中生智。天确实很热，但是，孩子不至于热死。她们在招待所里再也不想出来了，因为天确实太热了。

知道她们的情况后，我心里顿时放松下来，连忙带着汗去买菜做饭，一家人在空调屋里吃完晚餐后，我拎着饭盒回到那蒸笼一样的房子里。

电风扇疯狂地转着，感觉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最后还是靠全身的大汗降低了身体的温度。

十几年过去了，桑拿天又来了，我坐在空调屋里，回忆着当年的故事。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