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去的记忆（66）两个男人的春节
两个男人的春节
雪岸
一九七二年的春节来到了。一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过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使我连继二个春节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一九七零年，当时的湖北大学搬到荆门的漳河水库李家洲搞“斗批改”，春节期间学校不放假，自然不能回家，食堂给我们每个人弄回了一斤猪肉、一斤狗肉，半斤一餐，就这样集体过了一个春节。一九七一年，到河南息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再教育，实行“三个不准”政策（即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请假回家），春节期间更不放假，自然就在农场里过了。这时凭着我们自己的劳动，种了菜，养了猪，春节的生活比在学校是上了一个台阶了。今年的春节是真正意义上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回不回家过年呢？要回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没有多想，就决定不回家了。一是到工作单位不到一个月，要回家自己觉得不太好。二是这里交通不便，回老家要花半天时间走到厦铺，再乘车到通山，至少要在通山住上一晚，如果赶不上车，在厦铺还要住一晚。从通山到咸宁要半天时间，转乘火车到武昌，再转乘火车到安陆，在安陆又要住一晚。按规定家在外地的一年只有半个月的假，劳神费力费钱不化算，在家也玩不了几天。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四十三元五角，每月要给家里寄十五到二十元，剩下的钱不多了。确定不回家以后，我便到邮局给家寄了三十元，写了一封信，讲明不回家过春节了。
听说我春节不回家，韩俊和同志十分高兴。他是在夏天就回河南老家去了的。春节也不打算回去。他是有家有室的，春节不回家，我光棍一条，不就更好说了吗。能和韩俊和做伴，我在大山中的这个春节不是可以过得更好吗。
过春节家家都要备年货，这又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大传统。进入腊月二十，公社的干部为过春节忙开了。除了谢阜康的爱人在公社食品所当炊事员，家就在公社，以及我和老韩两个外地人外，其它干部的家都在农村，最远的也不超过厦铺区。过年的猪肉，他们家里都有了。但在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短缺的物资搞得再多也不嫌少。何况通山有个传统，就是将腊肉腌起来，放在火塘上用烟薰，管到来年腊月。他们除了国家供应的猪肉外，从公社食品又卖了一些拿回家去。还有其他一些年货也都要准备一些。这几天，我和老韩就成了公社的实际负责人，可忙哩。至于我们的年货，对我这个光棍来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好说了。公社食品所给我送来了二十斤猪肉，我说要这么多干什么，退了十斤。供销社给我送来了糖、烟和其他一些东西。公社食堂从厦铺粮管所给我买回了好米、好面。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放爆竹，贴对联，我要去买，吴龙珍同志说，你们个人买什么，公社过年也是要热闹、热闹一番，就让事务会计准备好交给你们吧。到了腊月二十八，公社干部都回家了。我和老韩一切自己动手，还怪有意思哩。
这时，我想春节，没有什么工作，正是我学习通山话的大好时机。我就拜老韩为师学起通山话来。他也非常认真，一句、一句地教。我拿出笔记本也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地记在本子上，边记边念。通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汉语语音的孤岛，通山话是难懂的，但也还是很有 意思的，把它的话音稍加变化就不难理解。父亲被称为“阿哟”，实际就是“阿爷”，“爷”字说成了“哟”。母亲被称为“阿那”，实际是“阿奶”，把“奶”说成了“那”。哥哥被称为“阿哥”，姐姐被称为“大椒”，弟弟被称为“阿代”，妹妹被称为“老妹”。小孩被称为“阿崽”。“集体经济”被说成是“菜苔经再”。吃饭被称为“卡饭”，相互间饭后问候说“吃了么”，就要说“卡了么”。吃晚饭被称为“过夜”。在我的老家，吃早饭就说是“过早”，吃中饭也有被说成是“过中”的，而“过夜”是指睡觉，并不是指吃晚饭。我想只要把它的规律性找出来，话还是好懂的。外地人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把通山话串了起来，怪有意思哩。这个顺口溜是，“花了拆块拆毛拆，买了一支摆，要写冒得帅，不写帅直弟”。翻译过来就是“花了七块七毛七，买了一支笔，要写没有水，不写水直滴”。也有一些是不好连想的，就要硬记了。如松树被称为“情树”，眼睛被称为“岸晴”，同年人被称为“老更”，等等。经过近一个月的实践，再加上我跟老韩一学，就渐渐地入门了，说起了那安陆话加通山话的杂交话来。
过年吃什么?老韩是河南人,过年要吃水饺。我是湖北人，但在河南息县劳动了一年半，那时过年也按河南的习惯吃水饺，还觉得很有意思。二人一拍即合。腊月三十上午，我和老韩就忙开了。先准备饺子馅，一是猪肉。猪肉有的是，我买了十斤，老韩买了四十斤，他为他爱人夏天来多准备了一点。猪肉是不愁的，而且要肥的有肥的，要瘦的有瘦的。二是配料，如白菜、小葱什么的，公社菜园里也有，弄起来很方便。然后和面，包饺子，老韩是行家里手，我跟着他学。包多少？老韩说，公社干部正月初四上班，食堂要开火。冬天气温低，多包点。虽然那时没有冰箱，放个二、三天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人就包了够吃三天的饺子。一天三餐，每餐半斤，一共包了十斤面的饺子。整整包了半天，就完工了。中午我们吃起了自己包的饺子，味道还真不错。
腊月三十下午三四点钟，我和老韩就贴起了对联。看到我们贴对联，藕塘街上的一些社员就围过来看。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早就贴对联。我们谎称，我们那里就是这样，要贴早一些。
刚贴完对联，公社对门的社员郑老头过来，请我们到他家去过年。老韩和他很熟，推辞说：“那怎么好意思呢，不必费心了。”
郑老头说：“你们两个人在公社过年冷冷清清的，到我家里去热闹、热闹，有什么不好，就这样说定了，一会儿我过来请你们。”
农村过年，家家户户都先要敬祖，就是弄一桌酒菜，摆上碗筷，一家人轮流跪拜，并烧纸钱，放炮竹。当时虽然反对迷信活动，对春节供祖先却没人说不行。郑老头做好这些事后就来请我们了。难得他如此有意，我们无法推托了。这餐年饭是郑老头精心准备的，自然十分丰盛。郑老头、他的婆婆、儿子儿媳轮流向我和老韩敬酒，我们两人也分别向他们敬酒，祝他家新春愉快。大约吃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打着手电筒回到公社。老韩多喝了点酒，早已是醉意朦胧了。我送他睡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点好煤油灯，烧好炭火。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暖气。农村过年要守岁。在我的老家，吃罢团年饭，一家人穿着过年新做的衣服，吃着自制的糖果点心，围坐在堂屋内，拿来早已准备好的老树蔸，架好木柴，点燃，这叫做烧圣火。一家人团团坐在火堆旁，一边烤火，一边叙说当年的年成，祈求来年的丰收，安排明年的重大事项以及春节走亲访友的日程。这又叫做红红火火过新年。一个人度过大年三十三陵的晚上，这在我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在大学，在部队农场过新年，学校、 农场都分别举办了文艺晚会，又是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其热闹是可想而知的。如今孤身一人，坐在这狭小的房间，就着这昏暗的煤油灯，耳听着窗外呼呼吹过的北风，更觉得格外冷冷清清。我拿起一 本陈亮文集读了起来。陈亮，字同甫，为南宋浙江永康人，与朱熹同时，且与朱政见相左。他在朝庭腐败无能、外敌入侵、民不聊生，风雨飘摇的南宋，力主抗金，实为难能可贵。在一一三六年，他向宋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了以荆襄为根据地和节浮费、斥虚文、严政条等抗金的政治主张。这就是有名的中兴五论。陈亮诗词尤隹。他的《梅花》诗至今广为流传。诗云：疏枝横玉瘦，小萼点朱光。一朵忽先变，百朵皆后香。欲传春信讯，不怕雪埋藏。玉簇休三弄，东君正主张。他在《丑奴儿——咏梅》一词中写道：黄昏山驿消魂处，枝亚疏篱，枝亚疏篱，篱籍香风蜜打围。隔篱鸡吠谁家舍？门掩斜晖，门掩斜晖，花落花开总不知。大年三十读着梅花诗，是别有一番情趣的。正读着，窗外传来了辟哩叭啦的鞭炮声，把我从书中引到了现实的世界。啊，到了午夜了，这是送旧迎新的鞭炮声。我急忙拿出鞭炮，走到天井旁，放了起来，宽阔的公社大宅一下子热闹起来，火药的香味在天井里久久不散。放完鞭炮，我回到房间，想继续看书。但怎么也看不下去，外面还在此起彼伏地响着的鞭炮声，撩乱了我的读书情趣。我便脱衣上床睡觉了。躺在床上仍然睡不着。思绪又把我拉回远在五百余里外的故乡。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弟弟们也一定在围着火堆守夜吧。他们的新年过得如何呢？杀了年猪没有？侄子们添了新衣吗？我寄的钱和信收到了吗，等等。不知什么时候才模模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春节初一的早晨，是韩俊和部长把我从梦中喊醒的。他说，快起来吧，队长叫我们去吃早饭了。我知道昨夜睡得太晚了，难怪早晨起不来。我一见到韩部长就按着农村过新年的规矩，高声说，韩部长，新年好。并说：“昨夜睡得好吧？”
韩俊和说：“唉，昨晚多喝了点酒，昏沉沉的。半夜你放鞭炮的时候，醒是醒了，本来是应该起来的，但还有点头重脚轻，就没有起来。走吧，我们到街上各家各户去拜拜年，还要到队长家里去吃早饭。拜完年后我们就来到队长家里。”
大年初一，公社干部上门拜年，社员们当然十分高兴。不少的社员硬要留我们吃饭。因为队长有言在先，他们就说再专门到公社来请。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口头说说而矣。没有想到他们是言行一致，真的请起我俩来了。从大年三十的年饭开始，到初三，餐餐有人请，要是说不去，人家就不答应，说是看不起他家。到了初四，公社干部上班，更是如此。公社干部中排得上号的就是七、八个人，刚好一桌。请客的要么不请，一请则都要请到。那时的干群关系是如此之好，叫我这个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感动不已。就这样，把我们和老韩两人包的饺子搁了下来。
到了正月初七，我对韩俊和说：“再不吃，那些饺子怕要出问题了。”
“好，晚上就不去了。”
到了晚上，我们两人找了个理由留了下来，煮起了自己包的饺子。煮好一尝，问题来了，好好的饺子全坏了，只好喂了公社食堂的猪。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怪可惜的哩。尤其是在那个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年代，把这么好的饺子就这么白白地丢掉了，我的良心不时受到了自责。
真想不到，我参加工作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在农民家里度过了我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第一个春节。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山区的农民，认识了他们对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爱护和真诚，熟悉了他们的语言，清楚了他们的欢乐和爱好，密切了与农民群众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