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凌霄：程砚秋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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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以青衣成艺成名，但幼学时期，旦角各工全都学过。师傅荣蝶仙是花旦兼刀马，教法认真而严厉。他非但不怨，而且常怀好感。1926年以后，他已经以名演员领导剧团了，还把蝶仙约聘入团，享受相当优厚的待遇。

御霜（砚秋）初学青衣，师傅是陈啸云（此名是听御霜口述，不知是否这两个字），学会了许多出“底子戏”，青衣的根基便稳定了。

任何唱工角色，不论哪一行，由童年转到少壮中间，总会遇着一个变嗓的关口，即所谓“倒仓”。有的人一倒全倒，有的人会变出了另一种音。但御霜不然，既非全变，亦非全倒，而是保留了一种“立音”，能高能低，能伸能屈，这就为“万丈游丝晴空独袅”的程腔，奠定了基础。

有了嗓子，还须善于运用，深研唱法，不然的话，好嗓亦等于白费。所谓“三分天，七分人”。御霜的用嗓行腔和余叔岩有些相同的妙诀。那就是“控得住，拢得圆”，“气为音之帅”，“口法（审音吐字）为唱念的根本”。

《四郎探母》
程砚秋-铁镜公主

“名家无专师”，“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话在戏曲艺术方面亦可以适用。谭鑫培、王瑶卿皆是如此。御霜在打稳了底子之后，从多方面观摩，然后自运匠心，另加泡制。即以《骂殿》为例，虽然由陈德霖的词与腔出发，但是把尺寸加快了，腔板运用更灵活了。总起来说，他把老派的腔调尖鎲化了，把“骂”的情绪表现得更深刻了，因此陈老夫子把这出戏让了。

陈德霖不会为他说过这出戏。瑶卿虽以创腔出名，又是御霜亲切的前辈，但王腔与程腔并不相同。当年在福禄居同事的时候，瑶卿亦曾说过是砚秋自出心裁，他不能掠美居功。会见瑶卿的扇头，下有“砚秋”的款，上款称“太夫子”。我莫名其妙，问起根由，却原来蝶仙曾拜在王门。那与青衣唱腔的授受，更没有关系。梅先生与程先生是情真谊密的师生，御霜日常谈话中提到梅先生，很自然地露出尊敬的真诚。但唱念各工却是各擅胜场，并不一致。这在戏曲界亦不乏前例，谭鑫培之于程长庚，杨小楼之于俞菊笙，又何会亦步亦趋。

《四郎探母》
程砚秋-铁镜公主

旧时代学戏的贫苦子弟多数没有文化，而教学时期只是口传硬记，亦用不着文化。即便成名到老，如谭鑫培，杨小楼诸人，尽管唱做皆精，也很难提到读书写文的事。但御霜却不同了，演讲写作与所谓知识分子并无多让。所以能够如此，罗瘿公对他的帮助，很有关系。在变嗓时期，御霜因不能演戏，因而利用时间积极学习文化，瘿公选本授课，把笔习字，的确尽了良师益友的责任。瘿公故后，御霜有“末艺微名，皆公所赐”的挽词，对他的身后一切独力担任，风义高厚，感动亲知。

御霜生平不但没有任何嗜好，而且对于身体锻炼、精神修养都非常注意。交友和对人的态度，给人家的印象是那样地清整而安和。谈吐从容有序，话不妄发。书札除实在匆忙外，总是字字认真，一笔不苟。近几年心广体胖，丰神奕奕，与同行辈人比较，还是个壮健的青年。即以瑶卿的寿数为前例，亦可以再为社会主义奋斗，为人民艺术服务二十年。

1958年春节会见，谈论《六月雪》《刺汤》录音的事，因而说到同杨宝森录过《跑坡》，痛惜宝森的壮年长逝。神情照常，毫无异状，不料遽尔永诀。而年前商榷《荒山泪》修词的一封信，竟成为三十年好友的绝笔。

《四郎探母》
程砚秋-铁镜公主 王少楼-杨延辉

我从1918年就是爱好程剧的观众之一。1930年，在北京东城梅宅一个招待外国电影明星的会上，经畹华（梅兰芳）先生的介绍，一见如故。不久他就约我参加了戏曲研究所讲习会等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不相顾。有时见面，亦没有从容讨论的心情。

直到解放以后，万象更新，才有了做人做事的真兴味。八年来，除非他出外，只要是同在北京，他常常忙里抽闲，和我面谈，或者通信，一字一腔一手一式共同研究，每每乐而忘倦。他赠送我苏联先进戏剧家著作，帮助学习，顾虑我的病躯，赐药赠食，鼓励我“在不妨害健康的情况下继续努力”。

自念衰朽老病久已不任写作。这篇短文亦是强打精神，历时两日，修改四五次，明知不周不检的地方还多。但笔与泪俱，心摇手颤，写不下去了。想作挽词挽联，亦不能成章，只好因袭古人的句法，以志悲怀，即是“先为国家恸，而后以哭其私”。（1958．3．20，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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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凌霄

本文摘自《戏剧报》195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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