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行漫记》到《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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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行漫记》到《红星照耀中国》
■文 | 老杨
这两年，论有钱的电视台，非湖南卫视莫属。很多名人上电视节目首选湖南卫视，而不是央视。有钱的原因是体制的问题，湖南卫视的商业化程度远远高过了央视以及其他省、市卫视。
有钱了就可以买新戏、大戏，一些刚拍完的热门电视剧也都被湖南卫视买来首播，收视率的占有使经济效益提高，节目办得也就越来越火。
商业化是打开市场的钥匙。
继青春偶像谍战剧《麻雀》之后，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又首播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片《红星照耀中国》，该剧的首播新闻发布会于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能看出此剧的分量。
《红星照耀中国》是根据于1928年来华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文学改编，但改得好像有点过了。
看了几集，拍得还是不错的，从拍摄上高过很多主流电视剧。电视剧的制作方把政治需要和观众好奇心两个因素揉到了一起，从手法上比较成功。
因为有了这两个因素电视剧的思想深度和真实性就受到了影响，差不多变成了戏说。算是主流的戏说吧，应该叫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革命。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轰动世界。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但在国民党的出版体系下，这样一本高调介绍延安、介绍红色政权的书是没法出版的，鉴于这种政治的环境，中译本把书名改成了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
一战结束之后革命之风风起云涌，不单单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都抱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投了到了革命之中，埃德加·斯诺也是其中一个。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为什么来到中国呢？因为中国有革命。哪里有革命、有压迫，这此左翼知识份子就到哪里去。不但斯诺这样，海明威也是这样。海明威1940年也来到了中国，在重庆秘密会见了伍德先生(周恩来)。
斯诺在上海先后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
“九一八”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
在上海，他见到了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是鲁迅。
宋庆龄在革命路线上与蒋有分歧，自然倾向国民党的反对一方。而鲁迅更多的是想当一名“医生”，治中国的“病”，与革命的关系并不大，完全没有西方知识份子那么大的革命热情。鲁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病根——传统性的社会污垢。
这两个人引发了斯诺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和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有的时候对于社会问题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什么视角去看。社会问题的观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问题的视角就不一样了，是站在上面看，还是站在下面看。
1933年春天斯诺在北平安家，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从此与这座古城结缘。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这也就是电视剧中斯诺与银行家身份的由来。
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说：“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在燕京大学认识了好多爱国进步学生，这些人也常到他家里去，比如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斯诺在燕京大学接触更多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因为有鲁迅这样一个带路人。做为一个文学青年，他想把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在鲁迅的一个朋友翻译家姚克的协助下，他把鲁迅自选的7篇小说译成英文，作为英文版《活的中国》的第一部分，又邀萧乾等人将茅盾、丁玲、柔石、巴金、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译后作为第二部分收入书中，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
斯诺在延安住了四个月，斯诺几乎每晚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共产党人朴素的作风、为民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对斯诺影响很深，他见到了中国的另一个世界，一个红星照耀的世界。
当时到过延安的很多外国记者都有这样的感受。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的机会，放映了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毛主席那张最漂亮的照片就是他拍的。
之后写了那本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先生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行动不自由。1959年，举家移居瑞士日内瓦。1960年6月，他终于来到北京，见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
他来到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搬到了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会见了师生和当年友人，访问进行了5个月。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斯诺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遵照斯诺的遗嘱，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真不知道未名湖有多大的魅力，得到了无数文人的青睐，1966年老舍先生投身此湖结束生命，六年后，这位美国人又把骨灰安葬到了这里。未名湖，真是一个未解之谜。
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
“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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