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中 | 知难而上本是学者的命运
本文为《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杜诗学考论》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杜诗堪称是汉民族的“痛感神经”，在民族危难时，你不能不感到他的存在。所以处于南北宋之交的李纲会说：
正是由于杜甫善于将当时“一国之心”、一时代普遍之情以诗意为“密码”储藏在文本中，一旦情境相似，便能破卷而出穿透时空激发后来的读者心弦之振荡。南宋如是，明末清初亦如是。然而后者比前者表现更为深沉痛切，原因就在“自觉”二字。家壮君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他的悟性，在本书《引言》中，他引梁任公的话并分析道：
梁启超曾说：“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杜诗学在明末清初的再度兴起，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一代士人的“痛切的自觉”——既“自觉”地发现自己与数百年前“诗圣”的精神感应：从社会意识、民族感情直至个人的悲剧感受，从而也“自觉”地加入到杜诗诠释的队伍中来——这也算得上是他们遭受厄运后的共同的学术选择之一种吧！
由此悟入，家壮君更进一层揭示出这种自觉的特殊性：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注家在时代震荡、历史巨变中通过注杜多方反省“当下”的拳拳用心。而这种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不乏自我批判的性质。正是这等空前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还有清醒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使明末清初的杜诗学对于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如此地贴近，因而杜注也就近乎成为注家与时代关系的表达式。
他将这种注家与杜诗关系的自觉性概括为“注家精神对象化”。这无疑是一个新视角，循是以求，他通过列表通盘考察该时期杜诗注家占籍（包括散佚的杜集注家），深入地揭示了杜诗学与江南党社运动之关系；而其“事历简编”则通过时间连续性描画出事态的进展，二者互相发明，实证、动态、整体地论证了他的论点，表现了家壮君不俗的学力。至于中篇的个案研究，内容充实丰富，诸如《杜臆》“以意逆志”，《杜诗解》“代圣贤立言”，《读杜心解》“折衷去取”“重结构分析” 等，皆言之成理，读者一读自明。
还想提请注意的是：家壮君拓宽其研究的文化视野，对一些不为前人所重视的东西，大胆加以发明。如对明清之际文人学士大量书写杜诗的独特现象，乃精择插图，为之深入剖析，阐明杜诗“代言”的功能，是另类的“注杜”，甚有创意，亦可见其素养与胆识。
说到胆识，也流露出我的一点担忧。“正宗”的杜诗学能接纳“杜诗书写”为研究对象吗？研究它有什么“现实意义”？此类质疑颇具杀伤力。然则，《老子》“二十一章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不做深入探究如何判定深藏于众多可能性中的事物之虚实真伪与意义？现成的例子是：王维由于董其昌诸公的倡扬，揭示其抟虚成实、诗画互济之特点，其于中国画之影响，已广为人知，至今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画只是庄学的“独生子”。然而同样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画最重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讲究以书法线条入画，说到底就是讲究作者的内在气质即人格之流露。而人品、艺品的一致，正体现了儒学“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助人伦，成教化”的文艺观，也是一直以来传统审美价值取向之主流。就此而言，书画未必是庄学之“独生子”。而作为人品与艺品一致的典范，还有比杜甫更合适的人选吗？杜诗书写在明清之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杜诗注之兴盛同时，值得一探究竟。当然，杜诗与注家、书艺及其书写者之间的种种关系极其微妙复杂，且触及充满矛盾的人性（如变节的钱谦益与王铎咸爱杜诗），岂可轻易言之。然则，知难而上本是学者的命运，岂容趋避之！家壮君其勉旃。
2019年7月13日于面壁斋
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杜诗学考论
张家壮 著
168.00元
978-7-5506-3080-2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主要关注了杜诗学者的群体特征、杜诗辑注的发展特点、以杜诗为选题的书画作品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