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术非“无为”之道，而是讲法之道
作者：翟玉忠
为了显示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的论述以下面三本经典为基础：《逸周书》、《黄帝四经》、《周礼》。
《逸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刘向语），所以两千年来倍受冷落，清代才有学者开始整理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书的校理才由西北大学的黄怀信先生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证明该书中的《世俘》是《尚书》真《武成》——再次证实了《逸周书》的价值。
《黄帝四经》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黄帝内经》，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3号墓。这本抄写于西汉文帝初年（约公元前179~前168年）的古佚书是西汉治国理念的大纲，它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的黄老之术不是老庄无为之道，而是以山东江苏交界处刘邦集团为代表的汉代齐地法家理论。
通过与大量金文资料互证，可以肯定，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周礼》是周王朝早期历史的回顾，是中国版的《雅典政制》（亚里斯多德著，1890年在埃及古代纸草中被意外发现），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了约公元前9世纪的《训匜》，其司法判案程序竟同《周礼》的相关记载如出一辙。
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是以神和神的信仰为中心，法和道德不是来自神启。我们的先哲认为，天地自然秩序衍生各种规则及法律，法律支撑道德。主张顺应天道自然，道生法，法生德。
《逸周书》开篇指出，应用《老子·七十七章》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对社会整体进行恰当调整，使其合乎中道，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逸周书·度训解第一》：“上天生养民众，确立各种法度。量度大的与小的，就能确定大小适中的，称量轻的与重的，就能确定轻重适中的，弄清本末两端，就能确定正中间。确定适中的标准才能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直到补损到恰当为止。排列爵次，以明确尊卑贵贱。辨明等级以安定民众。安定好朝廷内外，以成就君命；安定好公卿庶民，以便政令顺行。政令在朝廷内制定，制定人有来自近处、更有来自远处的。远处与近处的人全都到来，政令最终才能完善周密。补不足损有余在于定分精微，定分精微又在于君王英明。因此，英明的君王既重视精微而又遵循定分原则。区分了等级，民众就知道和睦；知道了和睦就会知道欢乐,知道了欢乐也会知道了哀伤；知道了欢乐哀伤就知道怎样做一个明白的人，在朝庭内外分辨好人与恶人。”（原文：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自迩弥兴自远，远迩备极终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内外以知人。）
《逸周书》文辞古奥，语言特点很多与甲骨文相似。比较起来，《黄帝四经》文词则相对简明。在论述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基础“道生法、法生德”时，作者强调法律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
《黄帝四经》以“道生法”开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是说，作为宇宙人生大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中国古典政治如何在制度上约束立法者或君主呢？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不是建立在西方形而上的性恶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基础上，最高领袖代表社会整体利益，他当然不会有意祸害自己，祸害国家。进而言之，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从来没有期望东方哲学王的出现，它的政治制度为一般人设计，从政治结构上说，这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对于职位的设置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寻求的是“抱法处势”、“无为而治”的中主。
战国法家韩非子雄辩地论证法治（“抱法处势”）相对于人治的重要性。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能出现一次就算不错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韩非子·难势》原文：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弱点不在于政治结构本身，而在于中国的社会功勋制和权力监督没有延伸到最高领袖层次。民国以前，最高领袖层面相当长的时间保存了落后的血缘世袭制——帝制。两千年前中华原生文明没有被儒化前，秦汉多“抱法处势”的中主。但一个“胡亥更法”，秦朝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帝制的弱点突显。
这里要强调的是，没有理由说帝制比政治分赃制下的现代西方总统制差，因为资本的异化有时比思想、基因的异化更为严重。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avid Eisenhower）警告美国人民，未来“军事工业综合势力”会构成对民主的严重威胁——今天，垄断资本已经成为最专制、暴力的统治力量！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