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纪事 | 朝潮
我仅仅是生活里的一个搬运工。在北京，光自己的行李，我已经搬运五次了。过些日子我估计还得搬。我没有搬动这方面的爱好，却注定是个搬运工。
北京纪事
文/朝潮
搬运工
我是一名搬运工，每天重复着各种各样的搬运工作，所以我每天都会觉得很累，也就懒得说话了。我爸年轻时也做过搬运工，他懂，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别太累着自己。
我最初上班时，每天需在两个火车站之间来回搬运自己，从一个小城搬运到另一个小城，早晚来回。后来搬烦了，就一下子将自己从浙江搬运到了北京。在北京，我每天要将自己从清晨搬运到深夜，从住所搬到单位，又从单位搬到住所。我的工作地点在六楼，我的住所也是六楼，那时我有个网名就叫“夜夜十二楼”。北京的高层建筑有电梯，但很多地方还是采用最原始的搬运工具。每次去农展馆南里的文联大楼，来回搬运至少得花四个小时；特三路这种搬运工具也不咋样，一路喘息，走走停停，看上去比我累多了。北京真是累啊，所有人都想在北京生存，哪怕只是做做搬运工，毕竟属首都只有一个，奇货可居嘛。
二〇〇三年年初，山东的朋友东紫来人民大会堂领奖。东紫说，其实不想来的，后来一想来北京可以见见朝潮这臭小子，就决定来了。我习惯喊东紫为“老戚”；她习惯喊我“老朝”。老戚不老，才三十出头。见面时老戚说想坐地铁，说她喜欢这种搬运工具，我就陪她从西单坐到四惠，又从四惠坐到西单。老戚在北京呆了三天，我只陪她在西单喝了三个小时咖啡。面对一头乱发、一脸精瘦苍白的我，老戚说：你说得没错，你真是个搬运工。老戚说：下一步你会将自己搬运到哪儿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搬动的不是我自己，是生活。
有些东西看上去很轻，要搬动它却很不容易。比如语言，有些语言一直压在心里，要将其搬出来却很难，为了将一个想法搬到桌面上，我总是要花一个晚上甚至几个晚上的时间；比如忧伤，忧伤有点像蒲公英，四处飞扬，落地生根，它时常散落在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连我经过的路上也通常一路遍布着，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踢到忧伤，我时时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以及搬动它们所带来的劳累或疼痛；又比如梦，要想搬动一个梦，也许要付出一生的时间……我可以搬动我所有的行李，但我搬不动一段感情。一个人的时候，我时常会将过去的人事搬运过来。
睡觉前，我习惯将白天搬运过的生活梳理一遍，常常理着理着，就理出一些我白天无法顾及的东西出来，一不小心就将它们搬到梦里去了。我每天重复着这类徒劳的搬动。好多人喜欢用舌头作搬运工具，这看起来好像更轻松更方便一些。可惜我不擅长于此。吃喝以外，我常常半天或一整天不使用舌头。
我仅仅是生活里的一个搬运工。在北京，光自己的行李，我已经搬运五次了。过些日子我估计还得搬。我没有搬动这方面的爱好，却注定是个搬运工。
一场无关紧要的电影
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只记得是进口大片。
看电影可以将注意力集中起来，不至于四处失散。那天决定去看电影，事先没有一点预兆。我在西单的住所吃完一份快餐后，有些不知所措。没有人跟我说话，也没有值得我非在这个晚上去做的事。我抽完一根烟，想起了那句“饭后一支烟”什么的话，突然有些难受。我的注意力一直在眼前聚散的烟雾上──注意力落实在吸进去的烟雾上和吐出来的烟雾上，感觉是不同的。然后我就双手抄在裤兜里，走上了长安街，在不远处的电影院门口停了下来。
首都电影院没有想像中宽敞和气派（为了长安街的通畅，最近可能也要拆了），但比十几平米的居室宽敞多了，最起码可以让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陌生的建筑物里，集中在一方银幕上。虽然是大片，电影院的人气还是温吞吞的。前几天去看过一个画展，也是这样的光景。年初时，《诗刊》的朋友给了我几张新年诗歌朗诵会的门票，我带着一位写诗的熟人去了。路上来回花了三个小时（还是打车），朗诵会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场地很小，人倒是坐全了，掌声也热烈。于坚的棉袄、食指的灶台、海子的春暖花开再次温热了这个冬天的夜晚。出门时听到有人说，食指怎么穿得比农民还农民呀。另一个说，那小伙子叫什么来着，那头长发挺酷的。我的注意力一下子涣散了，身体晾在北京的寒风里。
电影也很酷，始终在现代兵器的发射和撞击声中延续，子弹射到躯体上，会反弹出来，当的一声，让人很兴奋；拳头敲在肚子上，音响效果和视觉效果比敲架子鼓还胜出一筹。地铁入口处的设计也有利于声音的传播，我曾经在深夜的地铁通道里大喊过一嗓门，结果那声音很兴奋，空旷地回荡了老半天。有一段日子，西单地铁东南出口处天天有一对夫妻在那唱歌剧，西洋发声法，气息运用直抵脑门，和声处演绎得堪称珠联璧合。他们脸容苍白消瘦，音色亮丽饱满，声音之高贵优雅，与他们的衣着极其的不匹配。那种声音是能让人的毛孔一阵阵紧缩的。听玛丽亚·凯莉的《英雄》和帕瓦罗蒂的《重返苏莲托》也有这种感觉。地铁口的风开始搜刮行人的肌肤时，那对夫妻就没有再出现。地铁口常常有长发飘飘、怀抱吉他的年轻卖唱者，唱一些流行歌，那对憔悴的老夫妻再也没有来过。此后每次经过这里，我的注意力会习惯地落在那对夫妻站立的角落，老是感觉到那声音还在──战国时的女高音韩娥，也不过声绕房梁三日而已。
进口大片用科幻手段激战了N次，刺激，恐怖，在视觉效果上大做文章，牺牲了电影语言的艺术性。受娱乐经济影响，现在的文学也强调好看好玩，学着娱乐起来了，牺牲掉的也是语言。过去是大众写作，现在强调现实生存，好像习惯性的总想承担点社会义务或意义，总幻想回到大众写作时的“繁荣期”。市面上想买一本阿仑德哈蒂·罗易的《卑微的神灵》很难，北京几大书店都找不到，后来我在网上发了一条求购信息，一个月后，终于有一位在大学当老师的没见过面的熟人，给我邮来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到处能看到。
我妈在老家老是被别人问，问她儿子的情况。我妈说，我儿子在北京，在一个单位做头儿。我妈不喜欢我的职务，说听上去不像个领导，像负责搞编织的。我妈年少那会儿没怎么上学，为了强调她儿子的出息，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顺理成章使用了大白话，达到理想的语言效果。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新“白话”时代。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再好，也没有旁边细微的磕瓜子的声音来得刺耳。这也跟注意力有关。电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层面上结束了，正义战胜了邪恶。
我回到居室，第二根香烟开始讲述它的一生。这一根烟的注意力化解在吸进去的烟雾上，注意力也因此越走越远，想唤都唤不回。
两种难过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天天留意报纸上各类演出的消息。留意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我开始在办公室里叹气。同事觉得我太沉闷了，劝我多出去走走。但是我固执地哪儿也不去。我的窗外就是一条二环线，宽阔的二环线，每秒的车流量是我的眼球见识中最汹涌的；最为可怕的是，车流常常会迟缓下来，甚至停止。一条洪流就这样堵在城市的某个环节上，耐心地等待疏通。
演艺广告一直堵在我心里。看或者不看，后果是一样的。我只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看一场昂贵的演出对我的现实生活来说是不划算的，看了以后的日子会比较难过；不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过。反正不是日子难过，就是心里难过。在北京，老有人给我寄各种各样的书，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我喝酒，也给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请柬，就是没有人请我看演出。我一位同事的妻子是唱歌剧的，他请我吃过饭，就是没有请我去看他妻子的演出。我自己也一样，碰上熟人后，一不小心就上饭馆去了。相对于看歌剧之类，同样是感官享受的吃饭也许更具有现实意义。
现场的演出看不成，那就看电视转播。可看了几回总觉得不是味儿，首先是音响效果跟不上。曾在一文友处听过高保真音响的欧洲乐团演奏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那种印象像音乐本身一样清晰，第二乐章“生动的行板”，弦乐下的淙淙溪流，清澈得可见鱼石，结尾部分长笛描写的夜莺、双簧描写的鹌鹑、单簧描写的杜鹃，丝丝分明；第四乐单的“快板”，弦乐从高音部一列半音阶到低音处的相继奏出，可见乌云盘旋和飓风过境，随后的拉管和定音鼓演绎的暴风聚雨，尤为惊心动魄。同样的曲子，那天在电视里的感觉就大异其趣了，也有可能是手艺（一家国内乐团）的关系。听西崎祟子的《梁祝》是会掉眼泪的，听克莱德曼的《梁祝》是休闲。这是乐器的关系。
后来又看了歌剧《阿依达》的电视转播，看到的尽是华丽的道具、炫目的灯光、庞大的场面，很像一台乏善可陈的大型歌舞晚会，或者一场体育赛事的开幕式（其中也真有类似运动员入场式的场面）。《图兰多》在故宫演出时，因为有几位世界级人物出演，没让转播，据说也很作秀，在表面和形式上不遗余力。
有一天我去音像商店买了张话剧VCD。京城的报纸上刚刚花大力气连篇鼓吹过这部话剧，雇了几个人（其中一位是我的熟人，他说他根本没有看过那个话剧）。等我迫不及待看完这部话剧的VCD后，我一直以来郁闷着的心气一下就疏通了，也不难过了。话剧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戏剧形式，当其理论建设几乎停止时，实践和创新居然具有这样的可操作性，架子很大，满场面是视觉上的张扬。说得好听点，它在实践（超越现实条件）话剧的抽象理想主义；说得不好听点，它已然背离了话剧艺术的纯洁性，是在娱乐和猥亵话剧。
在各类高雅演艺消息的包围下，我曾经觉得自己怀有贫困乡下人的卑微心理，现在我发现，其实人家的出身跟我差不了多少。人，是在他人的存在之下发现了自己的存在的。按照萨特的说法，人的存在过程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关于演艺活动的意义，我以现在的释然心情，否定了自己过去看不成的难过；也存在着未来否定自己现在的可能性。
这以后，我又开始脚踏实地地看体育赛事和动画片了。除此之外，电视里看什么都会让我感到难受，新闻的难受，娱乐节目的难受，电视连续剧的难受，甚至广告的难受。各种各样的活动也会让我难受。北京是个演艺活动聚会的地方。媒体将这类演出活动定义为娱乐，起先还觉得难以接受，现在一想，好像也没有错。作为文化中心，大事小事必然会多，我住所对面的西单图书大厦每周都有好几次明星的发布会、现场签售什么的，中山音乐厅、保利剧院、人艺剧场等也是演艺事由不断，世纪坛、工体、国展那些大场面的活动更是一个接一个。活动一多，也就培养了一种扎堆的娱乐特色。在北京聚会的不光是人、演出和五花八门的活动，还有各种媒体和泛时尚文化。十八世纪的英国哲人皮特说：“聚会的目的是娱乐，其他的目的与聚会这个形式是冲突的，因为集体不能一起思想，但能一起娱乐。”
说实话，皮特的这句话还是让我心里感觉拥堵。
《北京纪事》节选。写于2004年
原载《青年文学》
朝潮，浙江诸暨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多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