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宋金元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二） / 四六文摘

2019年第148期||总第412期

艺海风│412期

宋金元三国时期的天下大势（二）

——以西北汪氏军功集团为视角

王长华

南宋：庙堂内外的君臣和力御劲敌的将帅

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在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宋理宗赵昀最终还是做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耻，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赵昀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但宋理宗赵昀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从这两位帝王对于时局的不同认识可知，宋理宗要比金哀宗逊色得多。

其实，在此之前，北宋和金之间，当年签订的“海上之盟”的殷鉴不远，但历史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宋理宗的重视。

海上之盟是指北宋末年宋廷派使节自山东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泛海赴金，签订的共同灭辽复燕（今北京）的军事合作盟约。

海上之盟签订后，金宋果然合力灭了辽国。但是辽国灭亡以后，宋朝变相失去辽国作为它的屏障，以阻挡金兵南下。此后金宋边境正式接壤，双方仍然因为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等问题发生冲突，最终金兵果然于辽亡后南侵宋。1126年，北宋便在朝政败坏，国力和军力不振的情况下，遭强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带的领土，酿成靖康之变，立国167年的北宋灭亡。

其实，历史的教训殷鉴不远，而重蹈覆辙的宋理宗，注定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228 年），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即鱼关、仙人关、武休关）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军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

第二次入蜀战役发生在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甘肃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侵略四川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以宝章阁待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西连蕃僰（bo）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中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唇亡齿寒”的历史又一次在宋蒙之间重演。

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年）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蒙军遂围青野原，忠义军统帅曹友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

1230年8月，蒙古军队再次进攻天水军，曹友闻散尽家财，招募健壮勇士，组织建立了一支民军，人数大约有五千余人，号称“忠义军”。

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李埴（zhi）晓谕地方，令曹友闻统领忠义军，率领所部守卫仙人关。曹友闻领军且行且战，到了峡口，据险而守。前军统制屈信率领所部突击敌阵，夺回了在此之前被蒙古军队掠去的四个州的人民和牲畜。到了秦镇（应为今陕西勉县秦家坝），李埴派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敌人，但难以抵挡蒙军的进攻。曹友闻命令各部凭借高峻险要的地形据守，冒着箭雨和飞石，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李埴又传信曹友闻，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不久，蒙军退去，制置使李埴命令曹友闻领兵守卫七方关。

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八月，蒙古太子拖雷带兵经秦岭南侧向北，意欲攻占金占据的关中地区。因曹友闻部闻讯后烧毁了连云栈道，蒙古兵至大散关（在宝鸡西南的秦岭内）后受阻，蒙军改经两当县南出鱼关（今徽县虞关）攻占宋军驻地武休关（今陕西留坝武关河）、兴元(汉中)等地，接着又攻破七方关，进入沔州（今陕西略阳县）金牛镇（今宁强县大安镇）、大安军（今宁强县境）。十月，又分遣一路人马，从嘉陵江的木皮渡口进军，突出到了南宋将领何进所部的后方，仓猝之下，何进战败而死，蒙古军队得以长驱直入剑门关。曹友闻与弟弟曹万各率所部，取道偏僻小路，翻越毡帽山（略阳县西北九股树村南帽儿山），到达青蒿坝，与蒙军在白水江中流（徽县大河乡及略阳县一带）展开激烈战斗。蒙军撤退后，四川制置司命令曹友闻率部驻守阆州（今四川阆中市）。

1232年7月，蒙军再次攻陷凤州（州治在今陕西凤县龙口镇），攻略河池（今甘肃徽县，当时隶属陕西行省巩昌路），兵锋直抵同谷（今甘肃成县）。曹友闻秘密派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之以作战方略，令其出战。蒙古大军到了城下，曹友闻命令各部诸将各守一门，偃旗息鼓，告诫士卒，等到蒙军渐近，突然鸣鼓张旗，矢石并发，蒙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曹友闻又命王汉臣等将领抄近道出战，自己带领重兵尾敌随后，大败蒙军，并收复了河池等失地。

端平（宋理宗赵昀的第三个年号）初年（公元1234年），曹友闻派遣其弟曹万与忠义军总管时当可，分兵于碎石头、青蒿谷，前后与蒙军大战数次。四川制置使上奏其战功，朝廷特授曹友闻承务郎一职，全权节制天水军。

发生在公元1236年的蒙宋大安军之战，是曹友闻抵抗蒙军的最后一战，可谓英勇壮烈。

当蒙军铁骑团团包围了宋军，曹友闻叹息道：“这大概是天意啊！我只有一死而已。”于是，张口怒骂，杀掉所乘战马以示必死的决心。此后的血战更加激烈，最终与其弟曹万一起壮烈战死，全军尽没，蒙古军队战胜了这一强敌之后，才得以长驱入蜀。

当宋军被围，伤亡惨重之时，诸将曾劝曹友闻说：“军虽战没，然杀敌亦过半，将军曷若突围而出，以图后举。将军身在，敌决不敢入蜀。”于此亦可见宋军将士对曹友闻之崇敬。可惜曹友闻受制于无能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当时曹友闻就叹曰：“武休出奇，前既失机，沔阳坚守，今又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俱亡矣。”当曹友闻一军与蒙军苦战之时，赵彦呐却自逃遁，竟不遣援。曹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被歼灭（邹重华《宋蒙大战之阔端攻四川》）。

大安军战役，宋蒙两军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战，以南宋名将曹友闻全军覆没而结束，蒙军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泉（即阳平关）之下，白骨山积。蒙军打扫战场，得到曹友闻“遍身胆”旌旗一面及其遗体，方知其已阵亡，皆相庆贺。

曹友闻全军是被蒙军将领汪世显所部歼灭的。

大安之战后的第二年，即1237年夏，汪世显大军因军中流行痢疾，从四川北撤经过战地，感慨而言：“蜀曹将军真男儿汉也！”亲自进行了祭祀。

而在战前，他们曾经惺惺相惜，汪世显“尝以名马遗友闻”，这说明二人的个人关系相当不错。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二人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分属不同的营垒，只能以死相搏，一决胜负！个人命运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身不由己，足令人可惜可叹！

汪世显画像

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王开林《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三次不快》，《同舟共进》2019年2期）。

值得指出的是，在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大军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像曹友闻这样英勇奋战的杰出将领，但他们的勇于牺牲，却并没有换来战争的胜利，更难以挽救南宋衰亡的危局！

在历史的大势面前，包括曹友闻在内的众多南宋将领，其个人的命运确实可悲可叹，但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无情！

元朝人刘麟瑞有诗赞颂曹友闻道：

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花石峡鏖忠奋勇，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堪匹？千载人称大丈夫。

如果说南宋名将曹友闻是汪世显集团跟随蒙元大军南征途中的“战术劲敌”的话，那么，时任南宋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等要职的余玠，则是汪氏集团的“战略对手”。他在任期内，奉行积极的防御战略，并不失时机地主动发动进攻作战，一度使横扫整个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裹足不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衰亡。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余玠与蒙元军队大战于汴城、河阴一带，因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淮安知州，并兼任淮南东路制置司参谋官。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率兵接应援助安丰，授拜为大理少卿，又升为制置副使。他向朝廷上奏说：“必须要让我大宋朝廷内外，上下人等，办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四方才可宾服，受到感化。”

余玠的自我期许也非常高，他说，我当手举全蜀之地还归本朝，其功可昭彰于日月，而且可以期待。

不久，余玠被授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兼四川总领，还兼任夔路转运使。

余玠到任后，大力革除弊政，选拔地方长官，在府署的旁边修筑了一座招贤馆，里面的陈设用具和日常饮食等物和帅府完全一个规格。一时之间，四方之士但凡来者，余玠不厌其烦，都以礼接待，得到了众人的欢心。只要有一言可用，就根据其才而任用他；确实不可用的，也赠予厚礼而打发他回去。

余玠采纳播州冉氏兄弟冉琎和冉璞所献防守之策，修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大凡十余座城池，都依山为垒，棋布星罗，为各个郡城的治所，并在其中屯兵聚粮，作长期坚守的准备。经此安排后，整个蜀地的防御形势如臂使指，互相联络，气势贯通，浑然一体。余玠又命令嘉定守将俞兴在成都一带开垦屯田，以充实军资。余玠的坚城防御战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民回到家园，安居乐业，蜀地逐渐变得殷实富裕起来。

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率领诸将巡视边防，直捣兴元（今陕西汉中），蒙元大军和他大战多日。后来，大量蒙古援军的到来，打乱了余玠夺取兴元城，收复汉中的计划。宋军此时优势不再，如再一意攻城，有被蒙军围歼的危险，余玠遂有计划地撤军，先“佯设虚寨”迷惑蒙军，然后焚烧驻地，从容回撤。

余玠出师兴元府，一扫四川宋军与蒙军交锋一味溃败的颓势，打击了蒙军蚕食四川的计划，有助于提升民心士气。长期以来，四川宋军萎靡不振，与蒙军交战“不溃则叛，不叛则降，纪律荡然而几不能军”。蜀地百姓竭尽膏血以养军，反“困民力以养乱”，对宋军主导的抗蒙战争寒心已极。面对蒙军的蚕食，宋军只知进行消极的阵地防御，致使四川疆土日蹙。余玠出师兴元府，作为四川军民抗蒙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既打击了蒙军蚕食四川的图谋，亦使蜀地百姓重拾对宋军的信心，鼓舞其在此后的抗蒙战争中，军民携手，共保家园。

余玠塑像

四川军队统帅想举荐统制姚世安代替指挥大权，余玠早就想革除这种军中私自举代之弊端，就率领三千骑兵赶到云顶山下，派遣都统金某去往军中，代替姚世安，但姚世安却关闭了城门不让其进入。而且，姚世安故意危言耸听，常常怀疑余玠将要收拾自己。正值丞相谢方叔家的子侄自永康避居于云顶，姚世安以厚礼结交他，请求在京城的谢方叔作为其后援。谢方叔于是在皇帝面前扬言余玠早已失去了军队统帅之心，不听朝廷调度，而且迟早会有变故，又在暗中唆使姚世安秘密搜集余玠的缺点，奏陈于皇帝跟前。于是，姚世安与余玠渐渐成了一对政敌，余玠郁郁不乐。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岁。有传闻称他是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全蜀之人无不悲戚，如同失去父母。

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对于武臣的忌惮和防备，几乎是深入到其骨髓的。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天下，再加上前朝李唐王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最终使一代王朝走上衰亡之路。总结历史的教训，宋朝的统治者，对于手握重兵的边关统帅，是时刻提防并不信任的。再加上余玠长期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好大喜功，很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授人以口实。岳飞的悲剧在眼前明摆着，但可惜的是余玠没有引以为戒。各种因素交相作用，才共同促成了余玠的悲剧命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边关统帅，在历史的大局势之下，其悲怆的命运，竟然和在他之前的岳飞、在他之后的明代蓟辽督师、抗击清军的袁崇焕的结局非常相似，令人感叹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