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建人叔叔的婚姻
本文作者、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
羽太信子姊妹
一切都要从羽太信子说起。周作人讨了这个日本老婆竟“乐不思蜀”，不想回来了。还是父亲（指鲁迅）费了许多口舌，还亲自到日本“接驾”，他们才全家回到绍兴定居。从此父亲一个人在北平挣钱，每月寄回所得，以供养绍兴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周作人和他的老婆。为了让信子在家中有稳定感，便把经济大权交到她手里，让其主持家务。也许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还有自卑感（她原是父亲和周作人东京留学时寄宿房东的女仆，专事打扫一类杂务。这是父亲同学告诉我母亲的）。但随着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权，又不以尊长的身份约束她，那种要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渐膨胀起来。
不过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姐姐９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据熟悉内情的俞芳告诉我，其实芳子起初并不愿意到中国来。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姐的脾气，任性、自私、跋扈，还有“歇斯底里”症，常常无端发作，难以服侍。可是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才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来到绍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起居大大优裕于日本的家，这自然使她乐于在中国生活了。从此，羽太信子得到妹妹无微不至的照顾，芳子对她的任性和跋扈也总是逆来顺受。与此同时，芳子的性格也渐渐起了变化。她本是无知软弱的人，但在信子日长时久的熏陶之下，思想行为渐渐有了姐姐的影子，这也许就是她后来那样无情对待叔叔的根由吧。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的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对母亲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
实事求是地说，建人叔叔与芳子不能说丝毫没有感情基础，结合以后生活上相互慢慢磨合，又互教汉语日语，并且很快有了孩子，应该说婚姻还是美满的。但信子并不把妹妹成家放在眼里，仍要她像使女那样守待在身边。直到晚上，仍不让她回房去照料自己的孩子，而要建人叔叔去抱去哄。信子甚至把建人叔叔也当佣人看待，支使他去烧茶水，动作稍慢就信口训斥：“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叔叔老实，看在夫妻情分上，总是忍耐着。不料到后来，由于信子的不断挑唆，连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婶婶王蕴如，很多是俞芳告诉我的。如前面介绍的，俞芳长时间陪伴我祖母，又是邻居，所见所闻，应当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再说祖母是一位和蔼、宽容、大度的老人，她的看法应该被认为是客观可信的。俞芳和我通过多封信，时间在1987年，那年月还比较有顾虑，不晓得披露的时间是否成熟，就此搁置下来。现在我就将它公诸于众吧。
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相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一边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方面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呒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指父亲和建人叔叔），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连建人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亲眼目睹的。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当他刚要迈入车子，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叔叔的南下
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内容是关于替叔叔介绍工作的。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在杭州教了几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叔叔进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以严厉管辖下属著称，他用国外进口的打卡机考勤，这在当时的出版界还是首例。上班不准迟到，违者以累进法罚扣薪金，直至开除。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侍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祖母对此深为不满，不止一次在亲友面前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却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这些话是俞芳亲耳听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绝去上海与丈夫团聚，反而又策动向叔叔要钱。当时叔叔在商务印书馆资历尚浅，工薪菲薄，每月只有80元的收入，他就按月寄回30元。芳子尚嫌不够，仍不断地催逼。叔叔无奈，只得汇去月收入的大部分——50元。他总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带领子女来与自己一起生活，因此他在信中一次次提出这个要求，而芳子始终不予理会。后来，叔叔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但他还得硬撑着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芳子的态度还是那样冷酷，坚决不肯去上海照料丈夫，甚至也不让丈夫回北平休养，哪怕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从1921年到1925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５年。
叔叔与王蕴如婶婶
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叔叔与王蕴如结合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没有“名分”，婶婶却心甘情愿，并且勇敢地与叔叔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艰辛。由于叔叔每月还要向北平寄钱，两口子的生活甚为拮据。当婶婶怀的第一个孩子将要临产时，为了省钱，她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去坐月子。在那个年代，回娘家生孩子是件不体面的事，会招致邻居亲友的议论，她也只得硬着头皮回去。
1936年12月，是祖母80岁大寿。那年父亲刚去世，她老人家与八道湾的次子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极盼望母亲和我、还有叔叔婶婶能够北上相聚。祖母更希望能见到我这个孙子，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不料正在母亲替我准备北上的冬衣时，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见风受凉，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婶婶做代表了。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幸亏正遇过新年，领事馆的值班人员喝醉酒了，答复说不能前往，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
周建人夫妇与女儿周蕖
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下狠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只有长女马理没有参与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给她20元，通过祖母转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为止。
到了日伪时期，叔叔与王蕴如婶婶已有3个孩子，是个5口之家了。但当时市面上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而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来维持，其艰难可知。不想，就在此时，作为同胞兄长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由会计科从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付汇给周作人。这无异是釜底抽薪，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从事的专业，想要另找职业是不容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惟有忍气吞声保住“商务”这只饭碗。
当时叔叔的肺病尚未痊愈，好在他意志坚强，很有自持力；也幸亏病情未再发展，使他能够支撑着去上班。本来他还抽烟，喝点酒，此后抽烟说戒就戒，酒也自我限量，并不要婶婶的劝说。他们的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决不去医院诊治。常用的对策便是卧床。对孩子说：“生病睡两天寒热退了就会好！”因此我经常看到小妹周蕖卧床。她扁桃体经常发炎，因感冒而引起，久而久之累及心脏，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194年，周蕖腹痛呕吐，叔叔婶婶采取惯用的卧床休息疗法，正碰上方行、姚臻两位熟友来访，他们看出病情不轻，竭力帮助送医院救治，入了红十字医院，才发现阑尾即将破溃穿孔，及时开了刀。二姐周瑾，下巴长了很大一个疮，有如小酒盅，正对着嘴，老一辈人都叫做“对口疔”，这种疮很凶险，有可能引起并发症，但也没有送医院，是我母亲自己动手治疗的。有一天，脓头肿胀得要穿破，又顶不出，二姐非常痛苦，母亲将一把剪刀用酒精消过毒，撑开疮的顶端，挑出脓头，才挤出许多脓血来。婶婶吓得不敢在旁边看，也怕听到女儿的呼痛声，躲到弄堂外面去了，但二姐很坚强，咬紧牙始终不出声。这件事她自己至今还记得。（二姐不幸于2001年3月27日去世）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发现叔叔房间里书柜顶上那台玻璃罩的德国显微镜突然不在其位了。这台显微镜是父亲买了送给叔叔的。他专研生物，没有这工具真如同削他的手臂、挖掉他的眼睛。若非无奈到了借贷无门，我想他是绝不愿捧出去变卖的。
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笔名）的老友，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说“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为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毋庸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很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庭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间，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儿”。
1981年，在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邓小平、周建人互致问候。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权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作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建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二人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
至于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建人叔叔倒与他有过两次晒面，丰一曾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于20世纪90年代中去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