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文 | 母亲

管伟骏《母亲》油画

母 亲

王 贵 文

一直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但每当摊开稿纸时，总觉得“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没有什么可写的，而收起稿纸，心里又杂乱无章，一幕幕使人极为伤心地往事立刻浮现在眼前，又觉得“亦真亦幻难取舍”，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痛苦和彷徨交织在一起，总使我感到十分困惑，我一遍遍问自己“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外祖父膝下没有“续香火”的，出生于民国三十二年的母亲是六姐妹中最小的，。

在一九五三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外祖父被人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就在要开批斗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得知消息的他便寻了短见，留下年仅十岁的母亲撒手人寰。

外祖母早已去世，几个姨娘都已出嫁，母亲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由她一位远房的叔父收养，给人家干些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能及）的杂活，能有一口饭吃就已经算是上苍的恩赐了！

到母亲十五岁的时候，由她那位叔父做主，以一串干菜（夏天把一些白菜、萝卜叶或野菜串在一起，晒干后冬天食用）为彩礼，嫁给父亲，成了王商户家（据说曾祖父手上家境还算殷实，由于祖父嗜赌，日渐衰落）的大媳妇子，在王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日子。

也许是身世苦难的缘故吧，母亲有着超乎寻常的忍性。在我遥远的记忆中，每当父亲责怪的时候，母亲总是一声不吭，默默地干着自己手中的针线活，有时父亲甚至大打出手，他便拉住父亲的手或者手中棍棒之类的东西，目光中带有几份明显的祈求。

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十分疼爱，但又不是一般人家的那种溺爱，一旦我们做了错事，就会遭到母亲严厉的批评，之后又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讲一些道理，而由于有些事情错怪了孩子，母亲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家长，唯我独尊，话语里透露出几许后悔。

记得小时侯有一次弟弟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撒谎说是我弄破的，母亲便打了我，而我也是有十分犟劲的，一天没有吃饭，当晚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母亲破天荒的煮了六只鸡蛋，把我们兄妹叫到一起，每人一只（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奢侈的），还在我的头上不断地抚摸，眼中有着明显的泪珠，并教导我们：人穷点不要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但不论如何做人是要诚实的，该怎样就怎样，人一旦失去了诚信，在这个世上就没有活头了。

母亲有着宽阔的胸怀。

由于父亲学了点风水知识，干着乡下人称作先生的行当，文化大革命时要“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一九七一年，一个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日子，在有邻近很多村子几千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被人家绑粽子似地五花大绑绑到一棵柳树上，遭到严厉的拷问和和严刑毒打（就像是电视和电影中对待叛徒和特务一样），能把一条命保住算是上辈子烧了高香(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乱的年代，可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随便批斗甚至打死一个人，就连小小的生产队长都掌握着百姓的生杀予夺) ！

于是，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与其划清界限，叔叔、姑姑和其他一些嫡系亲戚也不敢到我们家来。全家人都收到株连，母亲也就成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分子）家属，队上派活时，都不愿与母亲一起干，队长只好把她的活单独分开，母亲便只能“单干”了。更可怕的是要遭别人的白眼，人家在一起高谈阔论，但一看见母亲便如同躲瘟神似地四散走开，就连小小年纪的我也常被同学们欺负，叫捉神弄鬼的“孝子贤孙”。

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父母共同操持下，日子真的如母亲所说逐渐好起来了，父亲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能人”，我对母亲说要报复那些人，也不要认那些亲戚，母亲便说：看你娃，世事难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过去了，还记那些事干什么？

相反，母亲还常常帮助那些亲戚和乡邻，过年时，谁家要是不杀年猪，母亲总会给一些肉的，谁家过红白事情，也总去要帮忙，干些烧水擀饭、剥葱捣蒜之类的活计，这使我想起了一句歌词“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朴素的语言中里包含着丰富的哲理。

在发生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反革命动乱中，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却“旗帜鲜明”，有些人听说解放军用坦克、装甲车镇压学生，血流成河，便咒骂解放军如何的惨无人道；另一些人又听说解放军对学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就咒骂学生如何的不知天高地厚。而唯独母亲“旗帜无法鲜明”。当时我在天水师专上学，三弟在陕西澄城当兵，母亲便天天在村口打听外边的情况，看有没有我和三弟的来信，晚上到村上唯一一家有黑白电视的113厂工人家“看电视”，并问人家电视上怎么说，还央求父亲买了一台十五元的小收音机，让父亲给她讲新闻（母亲听不懂收音机里的话）。

一周没有收到我和三弟的信，母亲就让小弟在邮局发了“母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我拿着电报请假回到家时，母亲一把把我拉到怀里嚎啕大哭：“我的娃，你在世上哩，真福（三弟的小名）咋样？我想摸一下我娃的头，哪怕听到一句话，我就知道我的娃还活着哩！”。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酸楚的泪”，为什么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就用自行车把她带到二十公里外的镇邮电所给三弟打电话，那时的电话不是程控的，要由话务员插转，并先预交二十元话费，通话结束后长退短补。接通了电话，一听到三弟的声音，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泣不成声，语不成句，我怕那点钱不够就催她赶快说，也许是场面感人，那位年纪大些的话务员说：“让老人家把话说完，钱不够了我添上”，母亲最后攒足了劲说：“反正我不懂政策，但你做的事十年之后要能见得了人，百年之后要能见得了鬼”。

话务员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情况，走的时候对我说：“以后把老人家好一点”。

说来惭愧，现在有时工作忙点，我两三周不打电话时，母亲便打过来问家里都好着哩没有，天气冷了，少吃生冷东西，要注意身体，不要感冒。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

我是庄上第一个怀揣大专文凭，跳出农门当上高中老师的人，就在知道我被分配到首阳中学工作的那个晚上，二老语重心长的说：“你把人家的娃娃教上，娃娃的前程就攥在你手里，你要是不凭良心好好教书，把人家的娃娃耽误了，就是损了祖上积的阴德……”。

每当我遇到职称评定、评优选先中不尽如意的事而情绪低落，心里痛苦、彷徨甚至想破罐子破摔的时候，母亲伟大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我怕“损了祖上积的阴德”， 也为了“十年之后能见得了人，百年之后能见得了鬼”，便又振作精神，以十二分饱满的激情登上讲台。

因为我是当地少有的几个吃皇粮的人之一，乡亲们便把母亲叫“王老师的先人”，虽有调侃之意，但母亲却是引以为荣的。

逢年过节，母亲总要把我拿去的一点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亲朋好友，并特意强调这是保福（我的小名）拿来的，这时她的脸上便流露出少有的并且十分明显的自豪感。

写下以上文字，我愧疚的心灵便得到了一点慰藉。

王贵文，六十年代出身于农村，现在陇西一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