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道统”即为异端：石介为何把老子列入“胡人”？

老子被列入“胡人”

宋代是个“偏科生”，武备不行，文科出众，武将可以问罪，文士不可上刑。文人出生在宋代果真很幸运。

宋代学者从唐代韩愈手里接过儒家“道统论”的大旗后，继续扩大传承体系，北宋的石介从伏羲氏开始，历史上的圣贤都被纳入该道统之内。到了程颐，便将韩愈一脚踢开，否定了韩愈作为孔孟之道嫡传的说法，程颐说“孟子之后道统失传，家兄程颢接上”，朱熹表示赞成，并将周敦颐拉入道统。

孔子

于是，宋代的儒家道统删掉了韩愈，儒家道的传授系统成了“尧帝、舜帝、大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这便是流传至今的中国思想文化正宗嫡传，除此之外都不是正宗。

谁把老子编入“胡人”之列？

熊铁基教授说，这种排斥佛老的门户之见，从唐朝韩愈以来一直都有。但是主要针对佛教和道教，而非道家学派和老子。

但是到了程颢、程颐、朱熹时期，以理学家为代表的宋儒开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老子，而这种批判，至今影响着今人对老子学说的看法。那些“与世无争”“权谋狡诈”“无所作为”“清静虚无”等思想，都是那个时期给老子贴上的标签。

宋初的思想家柳开、石介等人是坚持“道统”反佛、老的斗士，石介说：“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

于是，他们的结论是：老子跟佛氏都是胡人。

宋儒为何贬老非老？

一是因为老子非议仁义，成为宋儒伸张政治立场的借口。其实大部分的宋代儒学者一开始并非针对老子本人，而是针对道教和佛教的。但是，由于魏晋以来，玄学盛而佛学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儒家要翻身，必须建立“道统”，排斥“异端”，从根子上否定老氏、释氏。

道统祠

和五代十国相比，北宋是一个相对稳定，思想极为开放又积极进取的新时代，张载要为“往圣继绝学”，就要批评老子的“绝圣弃智”；范仲淹、王安石、二程等人，反对倒退，主张变法，借此反对老子的“無为”思想；因反对因循守旧之风，王安石跟苏轼、苏辙走到了一起，批判老子政治思想上的“清静无为”。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流传的《道德经》是王弼本的《道德经》，充斥全文的确实是“清静無为”“柔弱不争”思想。而帛书《老子》和楚简《老子》中极少出现“清静”“不争”，更没有“無为”一词。

老子的无辜躺枪，除了老子思想传承的混乱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环境问题。

楚简《老子》

唐末至北宋时期的社会混乱，造成了“佛老炽盛”“儒门淡泊”的局面，同时宋辽之间，宋与西夏之间民族矛盾尖锐，“华夷”问题突出，周边民族政权强盛，北宋又重文轻武，常受侵扰。

为了获得一个相对安宁的社会环境，士大夫们希望夷夏之间各自相安，“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胡人不得“自胡来入我中国”，实行文化隔离，独尊儒学，杜绝“仁义废而礼教坏”的老子思想。

同时，北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在政见上的不合，也常常拿老子说事。比如，范仲淹上书宋仁宗，批评宰相吕夷简垄断仕途，任人唯亲。建议不要将选拔官吏的权力交给宰相。遭到吕夷简“迂阔，务名无实”的反驳之后，范仲淹连上“四论”，重申君主亲自掌握选人用人权力的重要性，反驳吕夷简对自己的批评。

范仲淹重在鼓励崇尚名节和名誉的思想，批评了老子的贵身轻名的理念。

王安石批评老子忽视有为，其用意在于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可笑的是，王安石因变法而批老的证据，又成了苏轼、司马光、二程批评王安石的证据。比如王安石要“罢黜明经考试”，苏轼上书反对说：若是罢黜明经科，老庄之术必大盛：“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

苏轼将西晋的灭亡归罪于“玄学”的盛行。司马光很赞成这一观点，他也上书批评王安石的改革将使士人“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若任凭此风蔓延，将重蹈西晋清谈亡国之覆辙。

王安石

二是因为老子是“阴谋家”。从荀子到韩愈，儒家批老的基调是老子“非仁义礼乐”，从北宋开始，批评的方向转向老子是搞阴谋。程颢、程颐批评老子说：老子开始也是论道的妙处，后来就转移到权诈者上去了。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等权谋家均出自老子。

二程批老子是阴谋家，矛头直指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曾经在他的《老子注》中，称赞过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因此断定王安石的思想并不符合儒家正统，并否定王安石变法。

程颐认为“仁义礼乐”就是道之体，针对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推论，程颐认为：老子割裂了本体之道与儒家伦理的联系，仁义礼智信合起来是道，分开了还是道。

而王安石在《老子注》中说：礼乐刑政是道之末，程颐便认为王安石受老子影响，丧失了儒家立场，把本末倒置了。

程颢、程颐

贬老非老的背后是政治争斗吗？

在儒学复兴运动的宋代，儒学的正统之争掺杂着政治斗争、门户之争等非学理性因素，比如维护道统、排斥“异端”，回应政治对手指责，反对或支持王安石变法等，让这场轰轰烈烈延续百余年的“学术”之争，变得斑驳陆离。

比如：范仲淹对老子“贵身轻名”思想的批评，就是对丞相吕夷简指责的回应，王安石批评老子的无为思想则是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司马光、苏轼、程颐非议老子，更是借批老来反对王安石变法。

不幸的是老子无辜躺枪；万幸的是，这场“学术之争”，让更多的大儒、理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儒家以外，尤其是老子学说，并把老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朱熹

事实证明，在特定政治形势下对某种思想进行的批评，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变法而成为对手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吕惠卿、王雱，包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都为《老子》一书做过注解，均对老子学说给予中肯评价。

关于“绝圣弃智”。曾极力反对老子“绝圣弃智”思想的司马光，在他的《老子注》里这样说：“圣智所以利民也，至其末流之弊，乃或假圣智以害民，故老子矫之云尔。”

王安石也认为，老子此语在于使民“返璞”。支持王安石变法，一度为丞相的吕惠卿在他的《道德真经传》中说：“夫唯俗学，不识道真”，但凡见到有异于《诗》《书》之迹者，皆一并斥之为异端，“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

绝圣弃智

吕惠卿说：老子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目的在于“复吾无名之朴而镇之也”。宋徽宗则认为：老子提倡摒弃仁义礼智，并不是认为伦理道德一无是处，而是要通过返本复初，来纠正文饰虚伪之弊。

苏辙在《道德真经注》认为：老子的“绝仁弃义”，是要摒弃“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的假仁假义，从而使“天下各复其性”，“民复孝慈”，老子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对儒家伦理一概否定、排斥。

关于“無为（当时的版本是'無为’而非1973年出土的《老子》'无为’）”司马光认为老子的无为主张，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不自矜功伐，不推行烦苛的政令，“虽以有名教民，亦务简要，勿令滋彰”，“有为之教，比之于道，大小绝殊，然亦终归于道”，只要循事理去做，有为和无为一样，都是合乎本体之道的（本人坚持这一观点）。

无为而治

王安石以指责老子忽视“有为”为由而推行变法，但他在注解《老子》时，却是另一番看法，他说：“圣人未尝不为也，盖为出于不为。”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并不是说不尚贤使能，而是不刻意求贤，以避免有人利用君主的求贤之心自我标榜，虚伪做作，危害社会。

宋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被誉为宋代阐释老学的集大成者，他说：“圣人之治，岂弃人绝物，而恝然自立于无事之地哉?为出于无为而已”；“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奇言者有诛，异形者有禁”；“无矜伐之行焉，故为而不恃。”

关于“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吕惠卿、王雱、苏辙。以及宋徽宗等人，都认为这是老子在告诫人们：物极必反，需要见微知著，绝非阴谋权术，是于事物盛衰消长之际，知晓其变化的征兆与规律，从而作出合理应对。世俗之人运用此理，目的在于获利，而老子讲述此理，却是矫正时弊，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

朱熹将老子的道、德内核，将自然无为替换成了仁、义、忠、孝等伦理概念，从此赋予了儒家伦理本体意义上的合理性，并认为：“世之用兵、算、数、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这些奇门左道都是老子的过失所致。

然而，朱熹并非对老子思想一味反对，他在《朱子语类》中专有答学生问，就《老子》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说“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

朱熹还在研究《易经》时，受老子“复归于无极（道的终极性概念）”思想影响，在“太极”之上加了个“无极”，这一命题，遭到老对手陆九渊的批评。他认为朱熹这一思路，与老子以“无”为本思想如出一辙：“老氏以'無’为天地之始，以'有’为万物之母，以常'無’观妙，以常'有’观窍，直将“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学。”

复归于无极

综上所述，政治主张的不同，会导致学术见解的分歧加剧，以至于石介、柳开等人为了维护道统，竟然将老子划入“胡人”的行列。但时过境迁后，当人们回望那段历史时，又要下一番功夫，做一些矫枉过正的工作。

可惜的是，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深刻但错误的思想痕迹，直至于今，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独不见当事者的真言真义，那些因门派之争或权力之争，曲解原意而加诸于老子身上的“清静無为”“软弱不争”“权谋家”等标签，依然被世人所袭用。

老子就是老子，他只是个冷静的哲人，任凭后人误会、曲解，孔子深知老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参考文献：

1、王耀辉：《略论宋儒的非老思想 》

2、朱熹《朱子语类》

3、《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王安石《老子注》、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吕惠卿《道德真经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