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
文/米鸿宾（十翼书院山长）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
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二十八星宿歌
角亢氐房心尾箕，井鬼柳星张翼轸，
奎娄胃昴毕觜参，斗牛女虚危室壁。
《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史上星象与九州分野对应的案例，早在典籍《国语》中即有记载：“公元前637年晋惠公去世，秦国护送晋公子重耳返国夺取王位时，重耳问晋大夫董因是否会成功，董因说:“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虚，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国语·晋语四》）重耳继承王位时，正逢岁星处于实沈的星次。实沈正是晋人之星，是兴旺的象征，故重耳此时继承王位,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实沈对应于毕、觜、参等宿，正是晋之分野，故有此说。可见星宿分野之事早有规序。并且，这种分野对中国地名的影响也很大，一些地名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譬如，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中的末宿为轸宿，轸宿有星四颗——“轸，四星似张翼相近，中央一个长沙子。”（唐代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南方七宿·七》）“轸宿四珠不等方，长沙一黑中间藏”（《西步天歌》），是说，附属轸宿的四颗小星星中，有一个名为“长沙”星。又因轸宿是衡天地之重的星宿，分野的核心呼应南岳衡山，加之“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且长沙星明则“主长寿，子孙昌。”（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如此美意的天宿，古人自然不会错过。于是，按星象分野理论，将长沙星对应分野之地，名为“长沙”，这就是湖南“长沙”地名的重要缘起。唐代张谓《长沙风土碑记》云：“天文长沙一星，在轸四星之侧。上为辰象，下为郡县。”所谓“下为郡县”，即是指长沙城。《明史·天文志》载：“长沙小星，下应长沙。”《长沙县志·拾遗》亦云：“长沙之名，……以轸旁有长沙星，正在其域分野，故云。”春秋时期将长沙作为城市名，秦代设有长沙郡，西汉刘邦置长沙国。此外，因长沙又有“星沙”之称，故为世人代代传颂。当年唐代韩愈在登临长沙罗洋山后，就写下了“星沙景物堪凝眺，遍地桑麻遍囿花”的诗句；宋代王炎写有“一去星沙二十年，梦魂时到橘洲边”《酬俞子清侍郎惠画韵》诗句；南宋李曾伯亦写有“十载星沙幕，一片玉壶冰”（《水调歌头·庚戌寿静斋叔》）诗句；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知潭州时写有《星沙集志》一书，惜已失传。明代朱瞻基“洞庭湖上接星沙，万里归舟自何处”的诗句，明代解缙《永乐大典残卷》载有“泰阶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及“长沙巨镇，作屏星沙”之语；明代黄公辅和清代丁传煜则分别写有《星沙回宝》和《舟中秋夜望星沙》等与“星沙”之名有关的诗作。
除长沙外，湖南“娄底”一名也与星宿分野有关——因二十八星宿中“娄星”与“氐星”交相辉映之处而得名。而浙江的丽水，古名为“处州”，是因太微垣西南的少微星座中象征“人才”的“处士星”分野当地而得名。《晋书·天文志》载：“少微四星……第一星处士、第二星译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代《名胜志》则载：“隋开皇九年，处士星见于分野，因置处州”。中华民族很早就有负责“观天象”的史官，即专门掌管天象变化的司天之官，且在不同时期，名称各异。如，在伏羲氏时代叫“玄天鉴”，秦代称太史令，唐代设太史局（内有太史令），宋、元代称司天监，明清改称钦天监……唐代最有名的太史令是天文学家李淳风。史载其观天象测吉凶的能力，如同符节玉契的符合那样准确，当时研究律历者都认为他有鬼神相助，高深莫测。并且当时的星象家们对其《乙巳占》、《麟德历》（代替《戊寅历》）等传世之作都极为推崇，认为他对天文的研究最为严密。后来，其子李该、其孙李仙宗，也一同升为太史令。另据《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二十九》载：“李淳风已死，各占候者的占卜都不灵验，于是诏聘（严）善思为著作郎兼太史令。圣历二年(699)，火星窜入舆鬼五星之间，武后问他吉凶，他答：'大臣承当此凶。’这年王及善去世。长安年间荧惑星入月，土星冲犯天关星。善思说：'天象主乱臣伏罪，但有下臣谋犯上的征兆。’一年多后，张柬之等起兵诛杀张易之二人。”足见唐代的天文学是非常发达的。
荧惑星即我们熟知的火星
而类似观星案例，文献中屡见不鲜。据《汉书·东方朔传》载，他曾经给汉武帝讲过“六符”——“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什么是“泰阶六符”？《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泰阶。”隋唐颜师古注：“孟康曰：'泰阶，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验也。’而明代张岱《夜航船》则记载得更为详细：“泰阶，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验也。三台，乃天之三阶。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下阶为士、庶人。”具体而言就是，泰阶即是三台，每台有两颗星，共三阶六星。六星亦称六符（“符”是指星象所示内涵，《史记》记载这六颗星归属于北斗七星，众所周知的文曲星位于其中宫，其下有六颗星，两两相对，叫三能，亦称三台。《晋书·天文志上》载：“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先贤的这种天文观，是对天人合一智慧的践行，说明大千世界是个全息社会，万物本有内在关联，天上星星虽远，但却能化为人间文昌之效，不可丝毫忽略。关于六星的具体应用，若它们的光亮程度一致，就表明君臣上下相得；若有明有暗，则表明君臣龃龉不和。且这六颗星亦各有指代：上阶上星是男子之主，下星是女子之主；中阶上星是朝廷三公，下星是卿大夫；下阶上星是士人，下星是百姓。隋唐颜师古注：“应劭曰：《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东汉应劭又曰：“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三阶不平，则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润不浸，稼穑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宁，故治道倾。天子行暴令，好兴甲兵，修宫榭，广苑囿，则上阶为之奄奄疏阔也。”三阶若平列，就天下太平，三阶不平，百姓就不能安宁。
东方朔之所以给汉武帝讲“六符”，是因为“行暴令，好兴甲兵，修宫榭，广苑囿”这些事情汉武帝都做了，所以就造成了“三阶不平”，故而东方朔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他，要他清醒自己的所作所为，明白其中可以预见的后果。这段史料，除了可见东方朔用心之良苦外，更可见时人对天文知识的理解之深厚。及至晋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之“礼仪四”载：“武德、贞观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帝宓羲配，勾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除立春外，及至立夏、立秋、立冬，皆“七宿从祀。”也就是说，皇帝祭祀时，不同季节所对应的星宿，都要一并祭祀！隋唐时期，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巅峰时期，因而以二十八星宿文化为代表的天文学，也随着遣唐使传入了日本。迄今为止，日本佛教的真言宗，仍将二十八星宿中部分与修法有关的内容，视为秘法，代代隐传至今。而图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高野山圆通寺本 《图像抄》 中的图像中，有穿着中国古代官吏服装的北斗七星神, 其四周围绕着九曜, 十二宫与二十八宿。此外，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馆藏品中，还有一件是唐代梁令瓒所绘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图》（绢本设色，纵27.5厘米，横489.7厘米；一说：纵28厘米 横491.2厘米），由此可见二十八星宿文化的普及与影响。
又据《明史》载，朱棣登基之后，有一日，钦天监急报：“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有文曲星冲犯帝星，且事态紧急，文曲星颜色已经变红！朱棣怀疑此人应在御史大夫景清身上。次日晨，上朝群臣中仅有景清身着红衣——“清衣绯怀刃入”，朱棣遂命人搜身，果然从其身上搜出了利剑。朱棣震怒，讯问景清，他昂然答道：“只是想为故主建文帝报仇！”
结果，被朱棣实施了“瓜蔓抄”——景清“被处以剥皮，铁铉油炸所杀。诛九族，转相攀染，诛其乡人”，竟致“村里为墟”，静无人烟！
后世从中亦可得见朱棣对天文的了解与重视。
而关于二十八星宿的应用，还有一件令人脑洞大开的事——比朱棣晚出生234年的茅元仪，写了一本明代最为完备的军事书籍——《武备志》（亦称《武备全书》），在其《火龙神器阵法》（又名《最胜神机》）二十八品篇，竟然还专门记述有二十八星宿与毒药的对应关系——上应天垣二十八宿，制成军事用途的作战用药。
看来，因由天人信仰的力量，在茅元仪心中，这二十八星宿的势能，早已是横亘于心、贯穿天地之间了。
（待续......）
“天人关系”中国经典的共同底色。其中，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五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不谙熟此道，则无以窥中国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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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院时间：2007年
■创院地址：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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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蒋棠（主席）、刘结红、陶飞霏、陈乐仁者。
■书院院址：北京、湖南、日本大阪等，下设有十翼学宫与养正智慧营。
■院 训：心源接万古，学脉承千圣。
■目 标：勤求博采，精诚济世，与往圣相会，与今贤相长，与有缘人共结精神连理。
■践 行：以明师传道的问学模式，践证文化演变脉络及其安身立命的精神内涵。
米鸿宾，字贞观，又字妙隐，号十翼，独立学者。1972年生于辽宁鞍山，籍占北京。创有十翼书院（中国北京、湖南，日本大阪），门生遍布海内外，门下山长之才辈出，栋梁济济绵绵。襄助门生创有慧胤书院（深圳正威）、德锦书院（山东济南）、东巴书院（云南丽江）、卓生书院（陕西西安）等数家书院。
秉承中国文化最优良的传承——学际天人，出入古今；究大易，谙经学，精五音，擅六壬，旁涉天文、历法与国史。
海内外问世有：《会心》《传心》《解密中国智慧》（台湾）《大易至简》（台湾）《米鴻賓名言集》（日本）《大易识阶》《道在器中——中国文化与传统家具》《六壬神课金口诀心髓指要》等十余部著作。
即将出版《中国色彩智慧》《名词中国》《人中宝鉴》《贞观易传》《中国人的时间宝典》《一代神奇——伟大的邵雍》《中国园林设计窍诀》等著作。亦为喜马拉雅（音频）签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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