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雲||我的故乡和故乡亲人们
我的故乡和故乡亲人们
作者：刘武雲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每吟诵艾青的这首诗，就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我的思乡情怀。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历历在目，那样亲切，那样令人思绪万千，难以忘怀……
故乡刘渠（刘堡子）是黄土高原上一个贫瘠落后的地方，属于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称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而就在这个不宜生存之地，我们的祖宗们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由此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求生存得付出多少艰辛。
我曾两度与故乡阔别，第一次是在20岁时响应国家号召（说的实际点是忍受不了农村的重体力劳动想跳出农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年后复员回来，但还没有扎根农村的意思，在老家凑合过了5年，携妻带子，再一次告别故乡到庆阳市政府所在地西峰谋生。这一去竟然长达20多年。虽说年过半百的我有一大半时光都在异地他乡，然而，几近30年游子生活并没有磨灭我对故乡的依恋。
人到中年，习惯了不再轻易流露感情，习惯了完美掩饰内心世界，习惯了从容优雅应付所有苦累；人到中年，重登故乡的山，封存的记忆在悄悄复苏，隐藏的纤弱在悄悄蠕动，压抑的情绪在悄悄弥漫……故乡有我的根，有我的魂，有我的先辈，有我的亲人。
打拼了大半生，老人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儿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兄弟们一个个渐渐老去，古城西安、陇上庆阳都有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住房。能做的事都做了，觉得人生旅途中终于可以小憩一下，而繁华的都市总令人有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我的情感最终走不出故乡，我的记忆总是抹不掉故乡。总想回老家在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修一处小小的农家院落，就叫它“西坡轩”什么的，种种花草蔬菜，养养家畜家禽。闲来无事时再泡上一壶浓茶，和乡里乡亲侄男阁女拉拉家常。无奈在大都市安身立命的儿子似乎不大赞成我的想法——当然，儿子有儿子的观点，他无非是觉得我们在城市生活条件好些，他们照顾起来方便罢了。经过无数次软磨硬泡，终于做通了儿子和儿媳妇的工作，同意我们回老家居住。我好像得到赦令一样“飞奔”回来，选址拉砖，做好修建家宅的准备工作。
常言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此话不无道理。时光流逝，新老更替，故乡父辈以上的亲人们一个个都离开人世，侄子们又和我当年一样奔赴在异地他乡打拼生活，留在家乡的只有年逾花甲的兄嫂们固守田园。眼望着刘家古堡一处处废弃的庄院窑洞千疮百孔，山野里一堆堆凄凉的新旧坟头冷冷清清，才深感岁月无情，人生力量的渺小。而这每一座坟头、每一孔窑洞、每一个健在的亲人都有一段说不完的故事。
太爷
太爷名讳彦祯，是高祖得时翁的二儿子，早在1951年就去世了，关于他的故事我只是道听途说。太爷亲兄弟三人，大太爷名讳彦荣，三太爷名讳彦华。还有两个堂弟彦富和彦贵，是三高祖得功翁的两个儿子。早年间五弟兄在一个大家庭，大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掌柜的，也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评理说法之人。旧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制，民间纠纷多半由民间德高望重的乡绅贤达，或秉持公道、能言善辩之人调停、解决。那时候我们祖上家业比较大，人一旦有钱了说出来的话份量自然就重，古今皆然。据说大太爷为人公正，胆识过人，所以但凡邻里有事需要调解，他便被请去做仲裁。大太爷除了给邻里掐长补短之外，还得奔赴平凉、固原、同心一带打点生意，家里农行的掌柜自然就落在了排行老二的太爷头上。太爷其时是名副其实的“二掌柜”！
据说人送太爷外号“二鬼”，这个外号似乎带有贬义，说明太爷为人狡诈心眼多。但从他一生的点点滴滴细细品来，我并不这么认为。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是没有点心计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管理好若大一个家庭。所以，我把这里的“鬼”解做为人聪明，能随机应变，善于用人之意。
我幼年跟着五爷登雄翁放牲口，时常听五爷说他老母亲也就是我大太太评说太爷：那时家里为主的劳力是四太爷彦富和五太爷彦贵，再就雇着一些长工，三太爷彦华和大爷登科分别是高祖得时翁娇惯的小儿子和大孙子，不怎么干活。每到下地干活时，太爷总是第一个拿上农具，早早地吆喝着伙计和家人们，等把他们一个个都赶到地里后干不到一袋烟工夫，太爷就独自回家休息了，只留下家人和长工们继续在地里干活。我想，这大概就和现在的“领导带头干”含义差不多吧！因为真正懂得管理的人并不是自己要干多少工作，而是怎样才能组织大家干好工作。太爷虽然没有学过管理学，可能是凭借他的“鬼”精明悟出这个道理的吧！
太爷没有进过学堂，但他深知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道理，所以便把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登元送到私塾读书。他从大太爷身上得到启发，大太爷虽然在当地声望很高，但最终没能进入官场，以致后来去逝，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众多真真假假的债主，把若大一份家产“洗劫”一空。假如当时有人在官方供职，这些个真假债主也不至于这么过分。于是他就把爷爷向仕途方向培养。殊不知他精明一世，这次却打错了算盘。因为时处改朝换代之际，虽然如愿以偿，但爷爷迷失了政治方向，做了国民党的官，以致后来给刘渠一族带来不小的麻烦。
继“海原环球大地震”之后，1922年，五个太爷还有大爷登科才开始分家。1924年，大太爷彦荣不幸辞世，刘堡子家道中落，逐步走向衰退。大太爷4个儿子，在他去世时除了大爷登科结婚成家之外，三爷登英、五爷登雄、六爷登杰都还年幼没有成家，还有三太爷彦华也不幸丧偶，他的儿子即我四爷登魁年纪尚小。没几年又逢民国十七年、十八年大饥荒，这些孤儿寡母鳏夫生活没有着落，太爷就把三太爷的儿子四爷收留到家中干活，一直到四爷结婚后才分家另过；三爷、五爷、六爷只好跟着大太太给人打短工，过上了乞讨生活，其中艰辛不言而喻。躲过灾年，太爷便把几个侄儿都收留回来一起耕作，报酬是给他们娶媳妇成家。六爷没有结婚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成了烈士。
太爷除了给自己儿子操办了婚事，又先后给三个侄儿张罗着成了家，还娶了三个孙媳妇子——因为爷爷成了政府的敌人，1940年后就长期在宁夏国统区不得回家，所以父亲和两个伯父的婚事都是太爷一手操办的。
每每想起这些，我便对太爷发自内心的佩服！正是因为他的“鬼”，才没有眼看着侄儿和孙子们打光棍，也正是因为他的“鬼”，才使得各家血脉得以廷续，这在当今物质丰富的社会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所以，我觉得无论他生前有多少缺点，但能完成这些任务实属难能可贵！
望着太爷蓑草丛生的坟头，我默默竖起了大拇指！
爷爷
在我幼年时候，最不愿提及的就是爷爷，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一度对他产生过抱怨。上小学时，老师每每问及我的家庭成分，我都不好意思大声说出，因为我不想让同学当面背地里指着我叫“反革命后代”，这一切都缘于我有一个“反革命”爷爷。
爷爷名讳登元，字云青，生于1910年，民国官员。小时候的我并不懂什么党派，只是朦胧中意识到爷爷是“坏人”。那时候问大人爷爷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坏事？可对于这类问题，没有人愿吐露半个字。有时还会因此换来一记耳光。长大后渐渐明白了这只是党派政权之争，爷爷只不过是站错队而已。
上中学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人敢说真话，自此，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弄清爷爷的历史，至少能弄清楚爷爷究竟坏到什么程度，他的“反革命罪”是怎么判定的。参军以后，我曾一度担任宣传工作，有幸能接触到一些不公开的资料，为我调查爷爷的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爷爷1930年参加了国民党预备第七师固原民团，团总是民国固原县警佐张庭杰（车道万安人）兼任，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陕北进入环县，1936年5月，环县解放前夕，爷爷就把民团武装交给了团总，脱离了民团。随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固北县。此后几年里，爷爷以驮队贩运为生。说是驮队，其实也就是赶几头驴，走固原过平凉下环县返运皮货而已。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爷爷的拜把子兄弟刘谦时任国民党政府环县县长，他接受上级任务，策划着震惊全国的“环县自卫军叛变事件”。爷爷稀里糊涂的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以他一个只受过私塾教育、根子上还是普通农民的目光，哪能知道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政府高层为在抗日根据地发起军事摩擦而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
1939年9 月欧洲战争爆发，世界格局的走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政策也进行了相应地调整，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下令“以武装占领进攻环县”，陇东专员钟竟成同时给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和环县保安大队赵思忠（赵老五）去信，要求他们“以打游击的办法，哄抢兵员，配合陇东摩擦”。
1939年农历腊月十九日，大寒刚过，正在逃亡路上的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派人来到刘渠给爷爷送信，以拜把子兄弟名义请求爷爷联系驻防固原的国军预备第七师，出兵接应哗变的环县自卫军和抢来的兵员，谎称接应后通过“宁夏通道”输送到国军抗日前线。年仅30岁的爷爷哪能识破其中阴谋，出于对兄弟的义气和对抗日的热情，爷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据二伯父耀善生前回忆：他当时只有9岁，那天天气阴沉，好像要下雪的样子，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庄户农家的烟囱飘出了淡淡的油炸食品的香味儿，来了一个人在大窑里和爷爷说了一会儿话就把爷爷叫走了，快走出头门的时候太太出来边哭边拉着爷爷不让去，爷爷安慰了太太几句，哄太太说他到过年时就回来了，然后挣脱了太太的手头也没回的走了。没几天，他带着国民党固原县保安大队在彭阳王洼的贺家拐沟接应了被红军独立营冲散的哗变自卫军。其间有的逃跑，有的被红军消灭。到固原后，接应的400多人仅剩200多人。国民党固原县县长陈阁丞并没有象刘谦说的把这些人输送到抗日前线，而被编为“国民兵团自卫队第一中队”实施训练，爷爷担任中队长。他对他的老母亲说过“过年回来”的承诺不但没有兑现，而且自此一去直到他去逝其间，只在1947年匆匆回过一次老家刘渠。
可以理解，爷爷当年也是怀揣梦想，一身抱负，只可惜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政治站位错误，导致他沦为人民的敌人。但他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不与共产党部队发生正面冲突，不欺负贫苦老百姓。凡是当年跟过爷爷或接触过爷爷的人都这么说。直到解放后爷爷被收监定罪，通过政府多方调查取证，没发现爷爷手里有过一桩血案。
爷爷到固原后，全家人在老家刘渠再也无法继续呆下去了，就举家搬到属于国统区的白老庄、烧牛沟等地，最后又搬到固原、平凉居住。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不搞株连、不追究“环县事变”相关人员家属责任后，除爷爷外其他家人才陆续搬回老家。
1943年，爷爷对国民党固原县政府屡屡下达的“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制造摩擦”的指令不满，经常采取消极对抗措施。被军统和国民党固原县党部以“亲共分子”羁押，半年后又被释放出来担任国民党固原县警察局巡官，之后又担任国民兵团自卫大队队长。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蒋介石命令国军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协同行动，爷爷的国民兵团自卫大队被编入八十一军正规军序列，还没等得换上军装就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他不得不走上了漫漫无期的逃亡生涯。（本段内容是二爷刘登明讲述的。）
中共地下党员刘善金受党委派长期潜伏在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和国统区交界一带，以皮货收购贩运为掩护，早在爷爷贩皮货时就认识他。后来，他经常以批“通行证”为借口找爷爷打探一些国统区的情报。爷爷也清楚他的身份，为掩人耳目方便情报传递，还和他结拜成了弟兄。爷爷在接到自卫队整编到八十一军的命令后，就和刘善金书信约好在车道见面，听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于是，爷爷就以多年没回家乡为由请了几天假，带了几个随从星夜赶回刘渠。共产党环县武工队恰好得到张廷杰率国民党固原“游击剿匪大队”在车道万安一带活动的情报，听闻爷爷也回到老家，队长田雨雷（现埋葬于环县烈士陵园）觉得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先顺道来刘渠活捉了爷爷，之后再剿灭张廷杰。于是便派人来刘渠打探爷爷回来的消息是否准确。打探消息的人是刘园子当地人，叫朱炳君，知道爷爷的为人，不想因为他让爷爷遭受灭顶之灾，刚到刘渠就透漏了武工队要抓爷爷的消息。而这时爷爷还没能和刘善金接头，说话间武工队已经在庄子对面埋伏好了，爷爷情急之下带着随从夺门而出，沿刘渠大梁向西逃走；受到惊吓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跑向东边，武工队正犹豫应该向哪边开枪时，爷爷带人已跑出了伏击圈。武工队只有二三十人，知道爷爷一但逃出包围圈向西突进，有可能和张廷杰部汇合，武工队寡不敌众，便放弃了围剿计划。
之后，刘善金骑着一头叫驴来刘渠找爷爷，听到叫驴的叫声，庄里人如同惊弓之鸟，以为又要打仗，准备再一次四下逃走。结果发现只有刘善金一人，这才放下心来。但因为怕惹事，没敢告诉爷爷回来过和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于是，刘善金骑上驴继续向西南方向的黄鼠岔寻找爷爷。不幸遭遇张廷杰部下杀害。
刘善金的死使爷爷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这一回不但给地方闯下了乱子，他自己也走投无路，因为所有证据都不利于他。1996年，我在车道万安古城拜访了一位曾经跟过爷爷的老人，他回忆说：你爷爷听到刘善金的死讯，当时怒火万丈，一把把张廷杰从马背上提下来，拔出手枪就要枪毙，随行人员见状，怕把事情闹大，才上前拉住了冲动的他。
的确，刘善金的死使爷爷非常被动，他无法为自己辩护。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也不打算再去什么八十一军报到了。便遣散了出生入死跟着他的人，自己换了个名字隐藏起来。其间，先在平凉安口窑上当苦力，但这地方熟人太多不便隐匿，在全国解放前夕又随难民混到陕西潼关， 凭借着他的能力一步步走上一家国营建材工厂的领导岗位。一直到1958年，他在出席陕西省召开的一个有关城市建设工作的会议上被人认出，被环县公安局押解回来，最终以“反革命罪”落入法网。
其实，爷爷最大的罪行就是接应了哗变的自卫军残部，仅这一条就可以定性为反革命。政府的量刑也是公正的，先判无期，后因为有立功表现，改判为20年有期。 可惜他命不长，1965年，年仅56岁就病故在平凉监狱。他的孙子孙女们只有二伯父耀善翁的女儿秉桂姐随二伯父在环县探监时见过他。
爷爷和太爷太太还有奶奶埋在一起，对着坟莹，我心想：爷爷，你知道你给家族和你的后代带来多大的灾难吗？但家族人没有怨你，你的后代们也没有恨你。你虽然客死他乡，但伯父、父亲还有堂叔父耀彩，他们爬山涉水从平凉把你的灵柩运回故里，两百多公里靠人抬着，一路风餐露宿，其间艰辛不难想象。现在，你和奶奶还有太爷太太“住”在了一起，你生前没有时间陪他们，这一回，你将永久的和他们在一起了。在所有亲人当中，我对你的叙述最多，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评价你，才把凡是我所知道的你的故事全部记了下来，不管是好还是坏，留给你的后代们评价吧。
奶奶
奶奶袁氏是个苦命的女人，生于1910年，和爷爷同岁。她自幼丧母，后娘待他又不好，13岁就进了刘家的门当童养媳。15岁嫁给了爷爷，先后生了六七个，只存活了我俩个伯父、父亲和两个姑姑。爷爷自1947年出去以后，再回老家时已是一堆白骨，37岁的她不得不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幸亏有太爷太太在家里帮忙操持，否则，在那个战乱、灾荒不断的年月，是很难挺得过来的。在她50岁的时候，大姑先她一步离开了人世，70岁的时候，二妈和父亲又先她一步离开人世。都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见奶奶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奶奶的鼻子塌陷，她说小时候让“疳”吃了。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疳”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互联网上一查，才知道是一种营养障碍性疾病。不难想象，奶奶小时候吃了那么多苦，还谈什么营养！
奶奶没文化，但记性很好，故事也多。从我记事起，总能在奶奶身边聆听到她给我讲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什么“毛野人”“妖狼”“吃人贼”等，也讲一些有关家族的故事，最多时讲同治年间马回子摧残环县、民国九年地震、民国十七、十八年灾荒、民国二十二年水吹马坊川等，其中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有时候也讲一些吓人的鬼故事。尤其是晚上，她一讲完就呼呼大睡，而我却听得睡不着，灯一灭就得用被子把头包上，连出去上厕所都不敢。很多次因为这个尿炕了，第二天屁股上准能换来一顿笤帚疙瘩。说实话，这次我写进《刘氏源流考》里的好多传说都是听奶奶那时候讲的。
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奶奶就是家里的宝，她负责全家人的伙食，大集体时口粮少，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左右的粗粮。她总是能把全年有限的口粮从年头调剂到年尾。每次做饭都像变戏法似的能变出不少花样。庄前屋后和家里仅有的一点自留地里，她都会种上很多洋芋、萝卜、白菜等，收获下来后，除去当时吃的，把剩余的全部晒干，等到青黄不接时加垫着主食，保证每天虽然谈不上吃饱，但也不至于断顿。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营养没跟上的缘故吧，70岁以后的奶奶变得有些老年痴呆，往往天刚黑就问看亮了没有，或者刚吃了饭就问饭熟了没有。一直以来是我给她端吃端喝陪着她，如果我外出没回来，她都要不停地问我去哪儿了。1984年，我报名参军体检走了几天，之前没给奶奶说，体检回来他问我这几天走哪儿去了？我说我要当兵走了，她一听就哭了，说我要是当兵走了她就不活了。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对她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不死难道不让我出去闯了？你要像彭祖那样活上个八百岁我还陪不住你！你看我老这么呆家里能有出息吗？”气的我把她的烟锅杆子都给摔断了，可她好像丝毫不在意我发脾气，只是一个劲儿的哭，终于把我的心哭软了。我似乎体会到一个如痴如傻的老年人突然失去依靠就等同于要了她的命。我顿时为自己的粗暴行为产生了一些内疚，便捡起摔坏了的烟锅一边维修，一边又开始哄她，答应她我哪儿都不会去，一直陪她。她马上又高兴地笑开了。可怜的奶奶，她连八十岁都没有活到还别说八百岁呢！1985年正月13日，奶奶告别了苦难的一生。再奶奶灵前，我又一次想起我每当心情不好便冲她发脾气的历历旧事，眼泪不由得多了起来，然而，无论我怎么忏悔、怎么内疚，她躺在冷冰冰的地上再也无法感受到了……等到送走了奶奶。我几乎要放弃当兵念头，最后因实在觉得就这样在农村呆下去没任何希望，这才在1987年再次应征体检，其时我已经21岁了。
唉，我的奶奶，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经常给您发脾气，而您每次都不和我计较；在您忘了锁箱子的时候，我经常偷你的好吃的吃，而您每次都装着没看见，可我还以为你是真傻……
大伯父
大伯名讳耀龙，生于1928年，黄土高原上典型的农民。按家门排行，我把大伯父叫二大，把二伯父叫三大。三大远在小南沟乡龙天子居住，所以在我小时候，感觉二大是除了父亲之外最疼我的父辈。
他喊孩子小名时从不喊全名，只喊名字最前面一个字加上一个“子”（“平子”“定子”“广子”等）以示亲昵，大概就像现在的昵称差不多吧。那时候是生产队集体在一起干活，每逢收工回来路过我家院子，他都会夸张的大声喊上几声“广子”（我的乳名叫广安），等我跑过去后他一定会变戏法似的从破烂的衣袋里拿出或是“奶瓜瓜”或是“丝瓜瓜”或是山杏子等随手在山上采摘的东西，偶尔还会有水果糖等“高端”商品。得到这些东西，我就会如获至宝地悄悄藏起来一个人偷吃，生怕被哥哥姐姐们看见。
二妈家只有一个大我十岁的哥哥，没有别的小孩子，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对我疼爱有加。我经常去他们家蹭饭吃，但晚上从不在他家留宿，可能大多数孩子都是这样吧。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说好了晚上住他们家，而且也征得了父母和奶奶的同意。天色渐渐暗下来，满院都是积雪，只有窑门口通向院畔扫开一条路，在夜幕下显得灰暗，因为雪的反射，外面显得并不怎么黑。炕头上二大正架着柴火炉子熬茶，火苗足有一尺多高。我望望院里，再看看火苗，感觉环境顿时陌生起来，一阵都不想呆了，就一个人悄悄溜了出去，顺着雪地上扫开的小路偷偷跑回家了。二大一家人不见我了，非常着急。最后让大哥来到我家确认我安全回去了才算放心了。
二大是个讲究人，喜欢驯服大牲口。生产队多烈的骡子他都能使唤地得心应手。出门也喜欢骑马，以后没马了就骑个叫驴。他总是把牲口笼头嚼子收拾得漂漂亮亮。常常见他出门时骑着马戴着太爷留下来的石头眼镜，一幅威风的样子。要知道那个年代骑个马不亚于现在开个普通小轿车。他和奶奶一样，有超人的记忆，从不做笔记的他不但能说清楚家门中所有大人小孩子的生年八字，就连生产队里上百条牲口这个是哪一年出生的，那个是哪个下的都能记清楚。他对已过往的事叙述起来不但有日月二记，就连环境气候等都说相当清楚。可惜他走得太早了，要是现在还健在的话为我们编修《刘氏源流考》肯定能提供更多更有理有据的事情。
他能说会道，说理评法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但因为家境贫寒，在农村光阴过不好的人说话没人听。农村人过个白事超度祭奠个老先人啥的少不得请娘外家，娘外家到事情上身份是最高贵的，好像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皇室成员一样。如果娘外家对事主家有不满，事主家少不得搭桌子说话。二大有一次代表家族当外家时就说过一次话，对方在场有个当官的不认识二大，听二大说话无懈可击，就打问二大的出身，有人给说：这就是刘登元的儿子。那个当官的顿时惊叹：怪不得呢，刘登元名气大，但咱们没见过，从他儿子就能看出他老子有多厉害了。
二大晚年时候很不幸，53岁时二妈就离开了他，那时候家里穷，说吃了早上差晚上一点也不算夸张。60多岁时他得了肠炎，那时候没有新农合，穷人得个病没钱看只能硬扛，实在扛不过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1996年，还未满70岁的他不幸病逝了。
二大去世时恰逢正月，想吃个鸡蛋，二嫂给煮了几个鸡蛋让她两个女儿淑霞和淑学给二大送去，二大从炕边摸出几个糖，声音微弱地说“淑霞……淑学……你两个……吃糖去……”声音拉得很长。两个孩子说不吃，他又说“你们再吃不上……二爷的……糖了……”同时，眼角滚出一滴浑浊的老泪。当晚，二大就静悄悄地走了。
（老宅旧址）
二伯父
二伯父名讳耀善，生于1931年。按家门排行我叫三大。在我小时候，很期盼三大来我家，因为他住在距我家十多公里地的龙天子，每次来路上走将近两个小时肯定是饿了，奶奶就会象对待亲戚一样给他准备一些好吃的饭菜。我渴望他来主要是想着能顺便混着吃一顿好饭，同时他还有可能带着和我一母同胞但由三大领养走的四哥，四哥比我只大两岁，我们能玩到一起。
三大三妈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没存，就把四哥领养去当儿子。三大似乎没有二大那么听奶奶话，早早就和大家庭分家了。 分家后没有固定住所，就在庄里这个院子借住几天，那个院子借住几天。农业社时，他作为精壮劳力被抽调到洮河修建水库，回来后又带着三妈到白老庄放羊，后来到龙天子定居。
三大三妈居家过日子真是没得说。 三大家劳力少，庄稼大，牛羊牲畜都养着，没黑没明都有干不完的活。我小时候寒暑假经常去他们家帮忙干活，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被三大一声男高音喊声惊醒：“刘武成（四哥的名字），起来看有个条羊子下羔呢。”声音高似阿宝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他一辈子喜欢养羊，人哪怕一两顿不吃饭都能行，千万不能让羊饿着肚子。曾一度因为羊养的好，收入可观，在龙天子是属一属二的有钱人。
三大三妈过日子精打细算，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家里人走个供销社买个东西，回来得把帐目对得清清整整，一分钱对不上都得找个原因。在龙天子他们是单丁独户，生产队有人免不了试图欺负他们，但三妈从不示弱。她虽然一字不识，但口算帐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生产队无论收粮食还是锄地等，都按地亩挣工分，负责步地的把长和宽刚步出来，三妈就能马上知道是多少亩。她有些特殊的口诀，好像是“二四飞归”算地亩法上的：什么“见一加七隔加四”“会算不会算，六百二亩半”等，帐算上生产队没有人能哄过她。
三大是个正义的人，比较顾大局，我父亲去世早，我结婚时三大给我拿了一千元。要知道那时候的彩礼钱还超不过两千。和现在相比等于拿出了几万元。记得我那时还是义务兵，想长期在部队发展就得多多少少给首长贿赂一点，我曾回来和他商量，我说“我结婚时你不给我给钱都行，你有钱的话现在给我给点，我好给首长送点礼看能不能提个干啥的。”他低着头抽着焊烟，半晌不吱声，最后猛不溜溜地说了一句：“不行，你当不了官没人骂我，但你打了光棍就会有人骂我了，再说了，想当官了就凭本事干呗，靠舔沟子当官我也不赞成！”我当时无言以对，心里不服地想着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你还担心打光棍？再说了，这年头，不“舔沟子”能成吗？
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确实不想让我当官，因为爷爷的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他看来一个农村人就应该安分守己的在土里刨食才是正道。确实，我现在也认同了这一观点，只希望后代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技术，不希望他们走上官场这条拥挤的道路。
三妈五十八岁时因为意外窑洞塌方去世了，三大从此也短了精神有了负担，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老去，最后得了脑梗，我见他最后一面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能用眼神和手势和人交流。最终于2002年在龙天子去世。在去世的长辈中，唯独三大的葬礼我没参加。他去世时我在许家河，大雪封路我没得回来为他老人家送行。很多年了，我都没有走他的坟上烧过一张纸。因为我和侄儿们都在西峰居住，每年除夕和清明都是来往匆匆，等上完埋在刘渠老家的坟就已经晚了，把埋在龙天子的三大三妈几乎遗忘了。这一点我很内疚，去年清明节，我还给侄儿们说：哪一年咱们回来早点，给你三爷和三奶奶上上坟去。
（父亲的手迹）
父亲
父亲名讳耀德，生于1935年，我十三岁时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的一生短暂曲折。父亲刚满五岁爷爷就离开了家乡，幼年生活是太爷陪伴他的。“环县事变”后我们一家在老区呆不下去了，太爷带着一家人投奔到新区白老庄，刘家庄有个三太爷叫刘彦栋，后来在白老庄居住。他的女婿袁存江和爷爷关系甚好。那时三太爷刘彦栋已经去世，三太太汪志儒安排了一处院落暂时居住。三太太是远近闻名的女中豪杰，在平凉有生意，平凉县县长对她都敬畏三分。她仗义慷慨，看着父亲和他的大孙子刘耀华同岁，都到上学的年龄，就和太爷商量把父亲和大伯刘耀华一起送到海池山上学。
父亲从小聪明好学，把“四书”“五经”通背如流，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旧社会识字人少，更别说字写得好的，周边四邻凡有书写事务都请父亲代办，包括书信、条约、牌匾、中堂、对联等等——当然都是免费的。至今刘渠窑湾子大门上还留有他的手迹。
由于爷爷的原因，父亲命运多舛，解放后，爷爷一度失踪，政府为了寻找爷爷，三天两头来家里调查审问家属要求提供线索，奶奶、二大和父亲有时候一站就是一天一夜。但爷爷走时确实没给家里留下任何线索，那时父亲的精神快要崩溃了，脾气也变得暴躁。听母亲回忆：有段时间父亲经常一个人或躲在没有人的地方流泪，或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直到有了爷爷押解回来的消息精神才有所好转。即便爷爷成了罪犯，但知道他还安全健在人世，父亲也就放下纠结的心了。
父亲生性倔强，自己忍受多大委屈也不愿乞求别人。刚解放时识字人少，父亲当过老师，后来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在“教育要革命”的年代下放回村劳动。他在大集体干活也不服输，别人能干多少他比别人干得只多不少。那时候全生产队人吃水都在距我家一公里地的刘堡子井上用驴往回驮，生产队给每家每户都分了一个驴供驮水推磨。队里和父亲有过节的人唆使大队革委会主任林汉武把我们家的驮水驴没收了，父亲每天前半夜得往返两公里在井上背水，后半夜还得人工搡磨或搡碾子磨面碾米，天亮还得出工劳动。后来，时任大队支书的毛守荣动了恻隐之心，让生产队把驴分给了我们。为此，引来了大队革委会其他领导的反对，说毛守荣同情“反属”家庭，毛守荣辩解说：我不是同情“反属”家庭，我觉得一个精壮劳力晚上背水推磨，白天生产劳动精力跟不上，肯定会影响农业生产。
父亲爱好文艺，喜欢唱戏，但由于声带不好，唱又唱不好，在这点上我承传了他的基因，喜欢唱，但一发声就跑调了。那时候时兴唱样板戏，父亲只能扮演反派人物，什么鸠山啊、座山雕啊、胡传魁啊等等，表演得倒是惟妙惟肖，但就是唱不好。
父亲记忆力好，识的字多，没事的时候经常拿个《康熙字典》翻。我感觉他好像什么字都认识，背诵的古诗文也多。记得我还没上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在煤油灯下边为我们一家人织毛袜子边教我背“老三篇”，有时也偷偷教我背一些古诗文，但古诗文从不让我在外人面前背。后来才知道文革时期很多古诗文都被视为“毒草”。所以，我在三岁时就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通篇背诵，到现在五十多年也没忘了。
父亲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下生活，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和压抑的政治环境使他三十来岁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那时候家里没钱治，只能硬扛着，特别严重的时候吃几颗麻黄素片。以致后来抗药性增强，父亲对麻黄素产生了依赖。因为得不到好的医治，严重的肺气肿使四十岁以后的父亲就失去劳动能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院里上趟厕所都得缓上几缓。1979年农历10月，苦难一生的父亲与世长辞，年仅45岁。
父亲离世前三个月，13岁的我刚考入初中，到距家四十华里的虎洞住校，我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程。没有了家里的可口饭菜，没有了家里的热窑暖炕，没有晚饭后家人们围着煤油灯的欢声笑语，心里产生了各种不适应。一个多月后，记得是农历9月下旬，虎洞过物资交流大会，姐姐赶着毛驴套着架子车拉着父亲到虎洞卫生院看病，顺便给我和同在学校上学的三哥送点馍馍。父亲披着件白领子的山羊皮袄，艰难地走进校门后顺势蹲在操场的南墙根下。我跑到父亲跟前，见父亲脸色仓白，一口气急忙上不来，半晌，他颤巍巍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元面值人民币，票面有个戴着墨镜的炼钢工人。他把钱递到我手上说：“拿去……好好……念书去……”然后就是一阵剧烈地咳嗽声。我丝毫没在意父亲说什么，揣上钱高兴地爬在他的膝盖上。
五元钱！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买白面馒头可以买100个；看戏或电影能看50场；买《新华字典》可以买7本；如果买布做衣服穿的话把我浑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换了都够……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拿过那么多钱。父亲看我沉浸在喜悦之中，用干瘪的手理了理我乱蓬蓬的头发说：“快去……上课去……”声音异常微弱，我抬头看见他眼框红红的，眼里似乎充满泪水，但没流出。这时，姐姐和三哥也把馍馍放到宿舍过来了，父亲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说：“气切的……走不动了……再怕出不了门了……”然后慢慢向校门口移动。我当时只想着怎么花那笔“巨款”，根本没在意父亲的表情。
虎洞会还没过完，我那五元钱也没花完，窑湾子二奶奶来虎洞跟会时给我和三哥捎话说父亲病重了，要我们请假回去。等我们回去的时候，父亲说话已经非常吃力，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只有母亲和姐姐从他的口型上能辨来一点。农历十月二十三晚上九点左右，天上飘着雪花，父亲走了……我们姊妹们的眼泪没能留住他……
后来我才知道，来虎洞之前父亲就已经非常严重了，他知道不可能看好了，说什么也不出来看。是母亲和姐姐非要他来。到卫生院转了一圈，没舍得买一颗药，把家里走的时候拿的准备给他看病的仅有的五元钱全部给了我……
大哥
大哥刘武凤是二大耀龙翁的唯一儿子，生于1956年。是刘渠“武”字辈的老大，2011年就离开了人世。他比我长10岁，因为年龄差距，年轻时我对他不怎么关注，只知道大哥是生产队最靠得住的劳动力。
他和二大一样，喜欢使唤大牲口，生产队里最烈的骡子往往都是他来驯。他家养着生产队的叫驴，下地劳动时叫驴就是他的代步工具。翻身骑上去就是一股土箭，无论上坡下洼，时速绝对超过80迈。
大哥书念的少，只念了个三年级就辍学回家了，原因是大哥在做造句作业时，因为马虎把一个不该丢的字丢掉了，导致句子成了个“反动话”，搁在一般的学生身上也不是个事儿，因为孩子毕竟不是有意的，最多老师纠正批评几句就过去了。可放在大哥身上性质就变了，因为爷爷是反革命。当时的老师是冯孝礼，他把大哥的作业本拿到大队汇报了，还要报到公社“革委会”去。最后是大队把这个事儿压下来了，只把大哥开除出学校这事儿就算结束了，不然，有可能就进了监狱。
一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利，因为一个字就被剥夺了，这给现在的年轻人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常常会有特殊的事情发生。虽然不上学了，但大哥并没放弃学习，他喜欢看小说，语文水平几乎和现在的初中生差不多。他也看得开，常说对我们说：“没上成学就没上成学吧，我也不后悔，像咱们这种出身的人念多少书最终不也得靠土里抛食。招工招干上大学又没有咱们的事儿，还不如早点回来多挣几个工分。”其实，记工分有他识的这几个字完全够了。
40岁左右的大哥得过腰椎结核，我陪他在环县医院看过几天病，后来因为没钱放弃治疗了。好多年他什么活都干不了，走路双手拄个棍子。二爸去世了他连到墓坑稳棺材都下不去。家里缺失了劳动力，日子自然就过得不好了。于是，他唯一的儿子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奇怪的是二大去世了没几年，大哥的腰病竟然出奇地好了。
2004年，堂弟刘武宗在西峰开公司，大哥的儿子刘洋青在他公司上班，我们几个商议把大哥一家接到西峰给找个看门的差事，起初大嫂不同意，舍不得她的园子舍不得她的苹果树。我把大哥接走了大嫂一个在家里还呆了一年，最后感觉一个人干庄稼活实在不行，就也来到西峰了。
大侄子刘洋青在西峰找了对象，大哥的劲头大了，他让大嫂看着门房，自己上工地打工，一天挣25元钱。计算着挣多久能挣够取媳妇子的钱。儿子结婚后他还在工地干了一段时间，后来渐渐发现自己身体不适，但没给任何人说。他是怕看病又得花钱，因为前者看病花钱花怕了。
二哥刘武林来西峰看腿，大嫂嚷着叫大哥也跟着去看，我们约的熟人晚上到市一院，二哥的腿倒没啥大问题，给大哥检查个惊天的大病——直肠癌晚期。第二天，大哥的儿子儿媳妇就把他拉到确诊了。医生建议保守治疗，那时候大哥还不知道是什么病。
2011年正月初二，我去大哥在西峰的住处见了他，感觉他和平时不一样了，预感到情况不妙，就问他正月想不想回去？大哥说想回去么，但这个样子咋回去呢？我说想回去的话我把你拉上回么。我悄悄地给大侄儿刘洋青两口子说怕不行了，得准备回老家。我给在家里的二哥打电话让把炕烧好，初三一早我们就往回走了。正月十二，大哥带着遗憾走了……
这几年，大哥的儿子刘洋青、儿媳齐金娟努力打拼，在西峰买上了商品楼，开上了私家车，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西峰较好的学校上了学，学习很好。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很幸福。可惜大哥他再也不能目睹这家庭的变化，再也不能享受这幸福生活了。
大哥的过世，我突然感到人的生命竟然那样脆弱，我把他从老家接到西峰，然后再从西峰送回老家，再把他送到冷凄凄荒郊野外，画面清晰可见，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凄惨的梦，短暂而又悲凉……
再无法继续写下去了，每一个回忆，都是一串泪珠，打湿了键盘，浸透了心田……流着我历代祖先气息的故乡，埋着我一个个逝世亲人骸骨的故乡，印着我一步步成长足迹的故乡，还是那山朝阳处，依然有个放羊人，还是那棵老榆树，依然有个大鸟巢。放羊人换了人，鸟巢里换了鸟。新老更替，周而复始。一代一代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忆，一切都会随着流逝的岁月渐渐变淡，消融在历史的长河……
后之对今，若今之对昔。若干年后，我辈后人一定还会有人像我今天一样，百感交集，伏案疾书，续写故乡的发展变迁，回忆我辈的点点滴滴……
2021年元月 初稿于古堡
2021年3月 修改于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