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辞》

   “楚辞”兴起于战国时期，是以屈原、宋玉等人为代表所创作的诗歌样式，它具有楚国鲜明的地方色彩，是继《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楚辞”一名最初见于西汉武帝时，《史记》和《汉书》里都记载过有人因为能够解说“楚辞”而被皇帝宠幸的事。汉成帝时，刘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和汉代人仿写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到了东汉，王逸又给《楚辞》作了注释，取名《楚辞章句》，是历来最流行的注释本。从此，“楚辞”既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也是一种文学体制的名称。

   “楚辞”作为《诗经》之后的一种新体诗，它与《诗经》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从创作方法看，《诗经》主要反映中原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生活，开创了诗歌史上以写实为主的创作传统，是我国早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楚辞》则富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在风俗习惯、自然景色，以及地理名物等方面的描写，无不带有楚地的特征，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由于楚辞作者想象奇异丰富，抒情浓郁强烈，从而开创了诗歌史上浪漫的传统。从表现手法看，《诗经》多用比、兴手法以增强诗歌的形象性；楚辞除了继承《诗经》以外，还进一步把比兴发展为象征手法，使诗歌蕴含更为丰富。从句式和篇章结构上看，楚辞扩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而以六七言句式为主，句子参差不齐，变化不定，活泼自由，这就大大增强了诗句的表现力。楚辞也很少用《诗经》那种回环复沓的形式，而大都以“兮”字或“些”字为语气词。标志它的民歌特色。《诗经》为了合乐的需要，篇下分章，篇幅一般较为短小；楚辞则除《九歌》可能合乐外，其余大都“不歌而诵”，无合乐要求，因而篇下不分章，而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特别是出现了像屈原《离骚》那样的鸿篇巨制。可以充分表现作者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从作者和作品风格上看，《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大多为集体创作的民歌，虽经文人加工，仍保留了民歌的精髓；而楚辞多为文人创作，且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像屈原这样杰出的诗人，其作品铺张夸饰，笔墨变化不测、绚丽多彩，形成一种“弘博丽雅”的风格。总之，楚辞比起《诗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也是明显的。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楚国人。他出身于楚王同姓的没落贵族家庭。先世被封在屈地，因此以屈为姓。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博学多识，曾任楚怀王的左徒，地位仅次于宰相。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富国强兵，合纵抗秦，进而统一中国。但是统治集团对屈原横加诬陷；楚王不辨是非，竟把他流放了。后来秦兵攻破楚国首都郢，楚国君臣仓皇出逃。大约就在这一年，屈原怀着理想破灭的痛苦，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共23篇。《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它既是诗人思想、品格的直接体现，也是诗人艺术才能和风格的集中反映。全诗373句，2490字，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篇名的涵义是“遭忧”的意思，它应是屈原在雏怀王时期因被谗而遭到疏远或流放时写成的。诗人在这首长诗里，依据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深切感受，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中心，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现了诗人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深厚的爱国感情。整篇《离骚》闪耀着奇异的浪漫主义光影。诗人大量3采用比喻或象征手法，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山川日月、香草幽花等罗织起来，构成一幅幅雄奇瑰丽的图画。诗人通过一系列曲折迷离的情节，来展示纷纭复杂的内心冲突，使人们从主人公的彷徨痛苦中，感受到他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热爱和对理想的不倦求索，以及他那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离骚》的笔调极富于变化，时而悲怆低吟，时而慷慨亢言，时而意纵天外……写得波澜起伏，婉转多姿。诗以抒情为主，又交织叙事与议论，结构严密，脉络清晰，词汇丰富，节奏和谐，音调优美。《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佳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离骚》类似的政治抒情诗还有《九章》，一共9篇。其中《橘颂》是早期作品，诗人以岁寒不凋的橘树，象征自己“受命不迁”、“秉德无私”的高尚品格。其余各篇都写在流放期间。由于结合流放中现实生活，多采用直接倾泻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来表现其奔放的激情。如《惜诵》写被谗见疏的冤屈和矛盾痛苦的心境；《抽思》抒发作者的孤独和思念国都的沉痛；《怀沙》是投江前的绝笔诗，痛斥党人的无耻，表达自己宁死也不改变节操的决心；《哀郢》从目睹楚国京城郢都失陷、百姓流离失所写起，追述当年遭谗被放离开郢都，流放途中思君忧国的情怀，倾吐心中对佞臣嫉贤害能、欺君误国的愤懑。这些诗篇都是诗人饱含着血泪写成的，显示出他高尚的情操和伟大人格。

   《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祀神乐歌加工创作的一组祭歌，共11篇。除《国殇》祭祀为国牺牲的英灵外，其余都是祭祀日月山川星辰等自然之神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崇拜自然的情景。《湘君》和《湘夫人》描写了湘君和湘夫人这一对神的爱情悲剧，曲折地表现了楚国人民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山鬼》祭祀的是巫山女神，她渴望得到真诚的爱情，也十分诚挚地把全部感情献给所爱的人。其他几篇，也都多少有人神恋爱的意味。《九歌》中绝大多数诗篇都充满了浪漫气息，富于情致缠绵的格调。诗人善于把人、神交融起来描写，既注意神的自然形态的表现，又揭示出他们人的感情、欲望、追求和性格。诗人还善于把山水景物、环境气氛、人物容貌动作的描绘和内心感情的刻画十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例如《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萧瑟的自然景象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无限惆怅，意境优美，余韵悠长。这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又如《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文辞凄艳，情景交融，意境幽深，亦属佳句。《国殇》比较特殊。全诗刻画了楚国将士们英武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身既死兮，魂魄毅兮为鬼雄”，英灵不泯，浩气长存。诗人在其中倾注了强烈地爱国激情，也体现了自己“首身离兮心不惩”与“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的不屈性格。风格悲壮刚健，声情激越，别具一格。

   《天问》全诗370多句，1500余字，是屈原的第二首长诗，也是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它以诗的形式从开头到结尾一连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宇宙的形成、天地的开辟、日月的运行，以及远古人类的神话传说和朝代兴亡的历史等社会内容，既表现他对有关宇宙、历史、人生、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批判精神。诗歌基本上是四言句，通篇发问，却写得变化错综，并不单调。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和高洁的品格，千百年来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作家。他开创了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不仅是诗歌领域浪漫传统的开创者，而且他把以远古神话传说为源头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了创造性的综合融汇，从而把中国文学推上了主观与客观紧密结合、浓厚浪漫色彩与强烈现实精神有机统一的健康发展之路。屈原以楚地民歌为基础创造了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楚辞体），写出了《离骚》这样光照日月的名篇。展示出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血肉丰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在诗歌史上也是空前的。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风”、“骚”并称，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和评论诗歌的最高准则。

    屈原之后，先秦的楚辞作家著名的有宋玉（生卒年不详）。《九辩》是他的代表作，感叹怀才不遇，境况落寞，情绪较低沉，但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所指责，流露出对楚国命运的关心。在艺术上有模仿屈原的明显痕迹。但也有独创性，长于铺陈描绘，文辞华美，刻画入微，写景抒情都曲尽其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哀……”一声深长的慨叹，立即把人们带到那凄凉伤感的心境和衰颓寥落的秋色之中。《九辩》开头这一段被前人称为“千古绝唱”，引起后世许多失意文人的共鸣。此后，悲秋伤怀成了一个诗文反复歌咏的主题。

（摘自陶文鹏著《诗歌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