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先生访谈录之四——赴港访美
半世纪师缘书缘，千言万语叙录缥缃
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访谈录
赴港访美
何：80年代后期您到美国做了近两年的访问学者，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寻访海外汉籍的大陆学者。那次访美给您怎样的收获？
沈：1984、1985年的时候，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访华。之前他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是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华裔科学家。他知道我研究版本目录学，就说你做这一行，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我可以帮助你联系到美国访问。杨教授当时主持全美华人协会，旨在促进中美关系。受这个协会的资助，我和中央美术学院一位姓曾的画家到美国访学。我访问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
当时国内对流失海外的中文古籍的情况所知甚少，之前我从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一篇钱先生介绍北美东亚图书馆概况的文章中了解到一些信息。这次能够亲自到美国访查中文古籍，机会非常难得，我内心很是兴奋。
我到美国后，四处打探寻访中文古籍，为此杨教授帮了我很多忙。他当时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物理研究所所长。每个星期六上午，我都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见面、聊天。他是我的长辈，却没有什么架子，处处提携我、照顾我、帮助我。他说你在美国想见什么人吗？我就说翁万戈先生，他手上有一批翁氏藏书。他说这个容易，马上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翁万戈。翁先生那时候是纽约华美协进社的社长。我到纽约专程拜见了翁先生，他对我非常客气，请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收藏的书画和古籍。我告诉他我在研究清代乾嘉学者翁方纲，翁先生就把他收藏的两册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手稿拿给我看。见钱存训先生也是通过杨教授介绍的，我先是跟钱先生通信往来，后来他就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在芝加哥待了一个星期，作了一次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演讲，演讲费1500美元。钱先生亲自接送，我很感动。
在美国访问期间，我还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犹他州族谱图书馆等地方。我看了王重民、屈万里先生编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善本书志，知道普大有不少中文善本古籍。我找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的杨丽娜馆长要来普大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地址，提笔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去访问的愿望。很快就收到了王秋桂教授的回信，表示欢迎我去。我到了普林斯顿，待了两个星期。王秋桂教授介绍我跟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教授认识，牟复礼早年在中国学习期间，曾经问学于顾颉刚先生，而顾廷龙先生与顾颉刚先生是叔侄关系，这一下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牟复礼教授希望我在东亚系做一个演讲。我讲的题目是《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收藏》。说好讲45分钟，提问讨论15分钟，结果光提问讨论就用了1小时15分钟。牟教授认为演讲很成功，非常高兴。他让他的博士研究生朱鸿林告诉我，我在普林斯顿期间的房租全部由东亚系承担。朱鸿林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后来我再去普林斯顿，被褥等生活用品都是牟先生从家里拿来的。
我去犹他州族谱图书馆，先写信联系他们管中文家谱的负责人沙屈尔（Sacher），他跟我同年，都是42岁。我在信中告诉他，我是上海图书馆来的访问学者，上海图书馆有近两万部家谱，很想跟你交流，希望两方面能够合作。他给我复信，邀请我到盐湖城去，但是要在杨百翰大学图书馆学院作一场关于中国大陆古籍收藏的演讲。
我有一个舅母在国会图书馆负责缩微胶卷的部门工作，她帮我联系到国会馆亚洲部中文组的负责人王冀先生。王冀先生知道我是上海图书馆来的中文古籍专家，邀请我到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两个星期。国会馆存放中文善本的地方是一个装有密码锁的大铁笼子，每天我就一个人待在里面看善本，中午吃饭时才被放出来，就这样被“关”了两个星期。我主要看王重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会馆时没有看过的部分，以及二战以后美国从日本大批廉价收购的中文古籍，写成了200多种书的版本鉴定记录交给王冀。
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生联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在美期间，我一共去过哈佛燕京图书馆四次。第一次是佩斯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培凯教授陪我去的。那时郑培凯的太太在哈佛大学某系做实验，他家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Cambridge）镇，我第一次去“哈佛燕京”时就住在他家里。哈佛燕京图书馆管中文古籍的是一位叫戴廉的老先生，英文特别好，朝鲜战争期间曾任美军顾问团翻译官。那时候善本书库任何读者都可以进去，我就在书库里到处看，整整看了3天，见到难得的好本子就记录下来。“哈佛燕京”的吴文津馆长知道了以后请我吃饭，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以后的3次都是吴文津先生请我去的，希望我帮助鉴定“哈佛燕京”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每次去都是工作两个礼拜，10个工作日。“哈佛燕京”的重要中文善本都存放在一个非常大的保险箱里，之前曾经有国内北京去的一位古籍专家鉴定整理过一次，他们又请我重新作了一次鉴定。其中有一次，吴先生让我从普通线装书里挑选出一些善本。我后来写了一篇《哈佛燕京访书记》，两万多字，除了讲“哈佛燕京”善本的来源、特点，也提到吴先生等人都是“哈佛燕京”的功臣，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1987年的6、7、8、9分四期登完，反响很不错。《明报月刊》吴先生每期必看，他见到这篇文章很高兴，说我为“哈佛燕京”作了宣传。
我到美国寻访中文善本古籍，国内的《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等大报，以及当时美国两大中文报纸之一的《中报》（另一家是《世界日报》）都作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何：您回国后不久被评为研究馆员，是当时中国图书馆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又担任了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沈：我1987年10月回国，1988年被评为研究馆员。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文博、图书馆系统的从业人员评定职称，当时我已在《中华文史论丛》、各种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以及香港办的《明报月刊》、《九州学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45万字的《翁方纲年谱》初稿也已经完成了。顾先生看了《翁方纲年谱》初稿，认为写得很好。我在美国访书很有成效，经媒体报道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为我加了分。材料上报到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定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认为应该破格提拔。这样我就成为上海图书馆这次被评上的三个研究馆员之一，另外两位是从上海社会科学院调来当馆长的朱庆祚和当副馆长的吴龙涛。
回国后特藏部主任吴织退休了，我就接任了特藏部主任。吴织成为顾先生的学生比我晚半年多，但她年龄却比我大不少。她写过《书海五十年——记顾廷龙馆长》，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那是顾先生唯一认可的一次对他的个人访谈。上海图书馆特藏部当时有70多人，包括古籍组、文献组和徐家汇藏书楼三部分，古籍组管古籍善本，文献组管旧平装书，徐家汇藏书楼藏有非常丰富的旧报刊，甚至超过北京图书馆的旧报刊收藏。
何：90年代您到了香港。那段经历以前谈的不多，这次能否说一说？
沈：我岳母在香港，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于是1989年6月我太太就申请去了香港。我仍然留在上海，和太太两地分居，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为了和家人团聚，我也申请移居香港，但就要困难得多，因为我是上海图书馆的研究馆员，又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向上面打报告，上海市文化局没有权限批。最后是经过上海市委宣传部、统战部的批准，才得以成行。
1990年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文大学图书馆工作，基本上是各待半天。主要还是和图书和目录打交道。当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他们正在编纂一些先秦典籍的逐字索引。
何：是不是像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学社编纂的索引一样？
沈：对。这个项目是刘殿爵教授主持的，具体的执行者是何志华先生。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选择最好的版本作为编制索引的基础，比较轻松。在中文大学图书馆，主要是写善本书志。香港中文大学是1963年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三所学校合并成立的，图书馆的古籍主要来自一些藏书家的捐献或出售。我曾调查过图书馆的古籍藏书，挑出其中的善本，建议馆方把善本书集中起来，但当时限于条件没有实现。中大图书馆收藏的善本有限，我写的书志不是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收到《书城挹翠录》里去了。若干年后，香港中文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达成了协议，由上海图书馆派陈秉仁和周秋芳把中大图书馆所藏全部善本写成善本书志，后来出版了。周秋芳曾告诉我，他们写善本书志时，把《书城挹翠录》常备案头，作为参考。
何：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馆藏来源里面，有没有比较重要的藏书家？
沈：非常少。这里有一个插曲。1986、1987年我在美国做图书馆学研究时，中间曾经回到香港一次。香港有一个收藏家叫罗原觉，他想将自己的一批藏书出售给中文大学。中大当时的教务长是陈方正先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通过杨振宁教授找到我，请我到香港鉴定这批藏书。这批藏书在香港地区来说，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后来我写了一份报告。但中大认为索价实在太高，没能成交。最后这批书卖给了香港大学。有一次我访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图书馆主任李直方带我去看馆藏善本，其中就有我早些时候鉴定过的罗原觉的那批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