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的性别化思考

作者：莫小北

目前，电影《我的姐姐》正在播映，这部围绕送养的影片探讨了女性在理想生活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引发诸多思考。本文将从性别化视角出发，就三个角度来展开对电影中女性叙事的分析。

第一个角度是母职。

母职就是有关做母亲的规范。生活中，每个女性都被期待成为母亲，甚至乎母亲是女性身份的最终证明，这就带来了女性是选择奉行母职还是遵从自我实现的冲突。在女权主义看来，作为父权制的产物，母职是对女性的压迫。毕竟母职不是母性，在做母亲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女性都被认为准备不足的，因而需要规训。

在电影中，所谓“长姐如母”，安然也被强加了这样的母职期待，母职对女性的异化在安然与弟弟的矛盾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安然的世界中，她会拒绝那个要当做儿子一般抚养的弟弟，因为“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

另一方面，母职不仅仅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它镶嵌在女性的关系网络中，同女性的各个角色都有交集。所以，安然既是被期待做母亲的姐姐，也可以通过侄女和外甥女的身份来重构其母职。

再一个议题是性别平等。

父母子女之间、姐弟兄妹之间，“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公现象至今仍不止息。女性总是被教育要牺牲、顾家，而她自己的欲念、诉求和权利却不断地被无视乃至扭曲。这才有了影片中“你都生两个女儿了，为什么还要生啊？儿子就那么好吗？”的控诉，有了安然对姑妈人生轨迹的不解，“我的姑妈，她永远在张罗，眼里装着每个人，唯她没有自己，她快乐吗？”

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使她们迷失在外在的标准和评价中，失却了本真性，当女性要为自己而活，这样的父权制伦理就会跳出来，逼迫女性去愧疚、去自责。在两性不平等的天平上，性别主义迫使女性臣服而不自觉。所以在影片中，即使性别敏感如安然，也会发出如下喟叹：“我那么努力的生活，是希望有一天，站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就你们能说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的”；同时在影片外，电影名《我的姐姐》所暗示的女性之依附性身份，也引起了人们的不适。

我们总说女性是关系的动物，她重视同他人的联系，善于人际交往，强调团结和凝聚。但为什么女性会有如是表现呢？女性这样的美德到底该受到赞扬还是经受批判呢？在性别本质主义横行的时空语境下，与其说女性天性如此，不如说这是男性统治奴役女性的策略，因此安然的姑妈为别人付出一辈子，虽然无怨无悔，但也会为差别化对待下的不公和失落而泪下，并终于明白“其实套娃也并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对女性来说，“关系”不是流动的，而是僵化的实体，是将女性固定在从属地位的剥夺，所以才有了影片中姐弟不同生活间的张力。

最后，电影还启发我们去思考个体化给女性带来的挑战。

贝克将女性在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境遇概括为从“为他人而活”到迈向“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转变对应于电影中安然和姑妈的不同选择，“为自己而活”的“一点”二字精妙地传递出了女性改变之艰之难。对此我们要问的是，变化为何如此不易？

这与女性主体意识因萌芽而带来的撕扯有关。影片中，姑妈虽然被迫一次次做出退让，但她能够逆来顺受，自我消化；而当安然希望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时，却面临着他人的阻挠，在物质支持和心理建构方面都遭遇了困境。父权制的渣滓拖拽住女性前进的步伐，导致了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的犹疑与徘徊。

此外还与他我界限重构的现实有关。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自我主张与社会团结的平衡。但是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竞合，对被压迫了太多太久的女性而言何其难哉。影片的开放式结尾表明，在自己和他人做两端的跷跷板上，安然似乎没有最优解。因为在个体化时代，女性的义务究竟是自觉、自愿与自主，还是父权制规训下的阴影，往往难以判断。安然的故事道出了女性在个体化实践中所遭遇的阵痛，这也是如今性别平等常受到性别主义反扑的体现和根源。

在由性别、伦理和辈分所建构的家庭秩序中，姐姐是母亲（正如哥哥是父亲）的预备和后援，她一方面是家庭维系所依赖的成员，一方面也蕴藏着分裂家庭的可能——通过出嫁和独立的方式。针对出嫁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发展出了女儿是“外人”的文化观点；针对独立带来的对家庭团结的破坏，如同安然的遭际那样，则形成了定义其反社会化的指摘。置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马赛克家庭主义”，女性的经历犹如走钢丝一般，摇摆的她们更需要社会性支持的助力。

作为女性视角的作品，《我的姐姐》显然不同于市场上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后者，女主人公或者只是迎合了女性对于倒转性别刻板印象的简单而粗暴的渴望，成为霸权男性气质的代言人，或者满足于父权制的期待，与其说世界围绕着她转，不如说她始终围绕着别人转。这样的作品作为性别主义的复刻，无疑失却了反思性的性别敏感品格。

相比于现实事例，电影结尾处理得柔和了许多，就此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具有锋芒的作品去尖锐批判男性统治，而不是那些心口不一、隔靴搔痒、大而无当者——相比于女性主义和男权体系，这种居于二者间的混乱表象，虽属于变革阶段的常态，但也需要积极的引领。因为性别多元话语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热衷于再造“圣母”或披着“女权”外衣，骨子里却充满媚男色彩、消费女性主义的作品只会蚕食掉进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姐姐》的女性视角和现实指向值得文艺创作者们去深刻自查。

从年初的李焕英到今天的安然，我们在聚焦女性的电影叙事中，看到的是女性一以贯之的美好品质，是代际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也是在个体化时代，女性的为自己而活还带有丧失结构性保障（比如传统的家庭支持）后的被迫色彩……虽然女性话题的增多并不代表女性主义的胜利，但女性视角作品的出现多少会引发我们对于性别议题的反身性思考，这片领域值得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