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的先声：保路运动究竟因何而起？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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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介绍辛亥革命必然介绍武昌起义，而介绍武昌起义又必然介绍保路运动。在教科书中是这样介绍这场著名的运动。
｜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
｜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
虽然两个版本的表述意思相近，但均对这场引发“武昌起义”的运动过程没有详细展开。本文就保路运动的前因后果，在这里给大家讲讲。
01
入股铁路：大清新政下的致富之路
保路运动所说的路，指的是广州到武昌的粤汉铁路，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
在大清，修铁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因此大清和历代王朝一样，把能产生暴利的生意通通划到自己名下。但由朝廷一手打造的产品往往有很大缺陷，例如汉武帝时期搞得盐铁专卖，直接导致官营铸造的铁器，质量低劣、成本高昂。
到了大清，朝廷一如既往的发挥优良传统，朝廷牢牢控制的那些稳赚不赔的行业居然亏损了。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 图源于网络
例如，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就曾报道：英国每年从他的内陆电报中取净利润2500万两，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国多十倍，电报收费也比英国贵（例如从北京发16个字的电报到天津，收费3.2美元），大清国却从电报业中得不到一点利润；利润都被管理电报业的当权者榨取一空。
虽然大清搞了几十年洋务运动，却没有挣到什么钱。无奈之下，朝廷要么向列强借款，但这需要抵押铁路路权（朝廷知道这会激起爱国人士不满）；要么是吸引民间资本入股，这就是所谓的“官督商办”。
｜ 图源于网络
于是乎，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工程就向四省百姓拉了不少投资。但恰恰就是这些民间投资，给大清帝国掘好了墓穴。
02
投资亏空：铁路收益遥遥无期
上文说到，大清朝能够把垄断的生意做亏本。原因为何？
因为管理这些企业的都是皇亲贵胄，这些人根本不在乎手上的企业是否亏本，只在乎他们自己的腰包是否充足。就算是这些企业勉强挣到了钱，也会被挪用到其他行业挣快钱。
那么问题来了，在1910年，大清国最挣钱的行业是什么呢？答案是股市。
那什么股票最挣钱呢？答案是橡胶。
｜1910年，一个美国家庭一家四口坐在一辆福特T型汽车上 图源于网络
1900年后，由于美国汽车的产量大增，从而带动了橡胶市场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恰好国际资本投资的东南亚橡胶公司，约有1/3在上海发行股票。仅1910年6月一个月间就有30家橡胶公司在上海挂牌募资，募集的资金量更是高达1350万两白银。
此时的上海俨然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一大中心。
橡胶公司股票受到热捧并不奇怪。据测算，当时每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市场价却在12先令，利润高得惊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路资本蜂拥而入的同时，其背后也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在东南亚圈地的橡胶公司甚至连树苗都还没种下去，股票价格已经一涨再涨，风险也就一步步不断累积。
这种风险，想必A股的股民们十分清楚。牛市泡沫破灭的时候下跌有多惨重。
｜兰格志公司发行的橡胶股票 图源于网络
当时，有个名叫麦边的英国人开设了一家名为兰格志的橡胶公司，在各大报纸上大登广告，一时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在当时的热潮下，真实经营状况并不光鲜的兰格志公司，股票面值从最初的100两涨至1000两，随后又突破1300两，最高时甚至冲到1675两。
在兰格志的带动下，其他橡胶公司的股价也纷纷飙升，上海很多钱庄、票号也在无比诱人的财富效应下相继卷入这场疯狂的炒作，直到泡沫最终被刺破。资本市场向来云谲波诡，翻云覆雨只在等闲之间。
｜中国银行被挤兑的情景 图源于网络
正当多数人还在做着股价继续高涨的美梦时，作为橡胶最大消费国的美国在1910年6月突然宣布紧缩政策。消息传出后，国际橡胶价格随之大幅跳水，伦敦股市上原本最热门的橡胶股一泻千里，其中兰格志公司的股价在一个月内由最高点1675两跌至105两，惨烈如斯。
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就像是击鼓传花，谁接到最后一棒谁倒霉。伦敦股市崩盘后，橡胶股票的重仓户，那些高位接盘的中国商家无疑成了最大的输家。如果只是一般老百姓用闲钱炒股倒也罢了，但上海很多钱庄因为介入太深而被深度套牢，根本无法脱身。
｜济南府义善源分庄衡丰号壹两样票，该票号由李鸿章之子李经楚经营 图源于网络
1910年7月，上海“八大钱庄”中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先后倒闭，另五家（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也被拖下水。风潮闹到最后，号称“钱庄的钱庄”的源丰润、义善源两大票号崩盘，上海资本市场哀鸿遍野，一片狼藉。
在这次股灾中，一个名叫施典章的人开始浮出水面，此人是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的“总收支”，职责是对公司将来用于修路的350万两集资款进行投资管理，目的是在铁路开工前获得适当的收益。
但事与愿违，倒闭的三家钱庄，其主要资金正是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这笔巨款。覆巢之下无完卵，川汉铁路公司亏空近300万两。
03
地方反抗：煽动下的民意
既然铁路公司亏损，那么铁路怎么办？投资铁路的股东怎么办？
显然铁路修成遥遥无期，比如在粤汉铁路沿线，参与投资的华侨们气愤地发现，工地上到处露天堆放着成堆的铁轨、枕木，任其日晒雨淋，生锈腐烂，没人去管；而在川汉铁路，开工一年半，花了400多万两银子（400万两花在哪里另说），总共只修通了30多里。
汉川铁路本来还请来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官场问题。当他批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认真时，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进来的小老爷竟然连理都不理詹天佑，径自离开去办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气得目瞪口呆。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 图源于网络
詹天佑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对于百姓投资者来说，当初花银子是为了投资修铁路的；铁路不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四省铁路公司股票的价值每天都在贬值，在市面上已经全部跌到票面价以下了。
铁路不修通，不仅朝廷着急，四省的投资人也着急。这一着急，朝廷想出对策——铁路国有。但铁路国有解决的只是铁路如何修通的问题，前期投资人的钱怎么办？
这里先要说说四个省的集资模式，为什么只有四川爆发保路运动？
湖南、湖北、广东省采用的都是有钱人投资的方式。至于四川就比较特别了，采用的是“田租入股”。官府将地主每年田租的3%强制入股，但不给股票。等到田租入股的股金累计达到50两的时候，才给地主股票。这期间，股票的收益自然是官府所有，但投资者成了广大民众。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川保路运动最激烈的主要原因。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铁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约1200万两，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资的只有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就有900多万两！这900多万产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川汉铁路宜秭路段桥梁工地。图源于网络
前面说到，川汉铁路在股灾中亏损300万两。在朝廷发布铁路国有政策后，朝廷拒绝弥补300万两亏空。两湖和广东的集资，那是面向市场的集资，没人去强制那些投资者，他们和朝廷也存在一种协议关系，朝廷理应讲点基本的诚信，给退还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实际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万万农户强制性收上来的一种税，老百姓们其实早就把它看作“铁路捐”，看作是皇粮的一部分，很多人连收据都丢了，谁也不会在意70年后还能不能向官府换回那一股，他们的租股是上缴给“国家”的，不是上缴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对这个铁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
至于蛀虫们自己的造成的亏空，朝廷没有义务去填补亏空，朝廷没派人来查就已经不错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与你们达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们的贪腐和挪用责任，你们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摆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怀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这300多万拨付下去，这些地方蛀虫们也根本不会拿它去填补亏空，而是又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们付给百姓们的只是收据，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们自己手里。
即使现在要推行“国有化”，政策有变，地方蛀虫们仍然能够让百姓们相信“等到70年后去换那一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百姓们中有像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华侨那样的幡然醒悟者，他们也闹不起什么事来。
｜拍摄于1941年的袍哥 图源于网络
这是因为有收取租股基层组织的存在——租股局。而在四川各县的租股局里，负责向农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佣的哥老会等帮会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租股才能顺利地收上来。
这些人干着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等之类的事，同时他们也控制着一些能挣钱的黑道行业。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官府会打击一下，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都能够在城乡间太平地生存，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有合作。
所以，清廷深信那些出钱的农户是无论如何都翻不了天的。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宣统三年（1911）六月 图源于网络
而四川各级官僚没有盼来朝廷弥补亏空的政策后，他们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
一时间成都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有同志会的人演讲：什么朝廷不让我们四川人自己修铁路，引入外资修铁路，“卖路卖国”；什么“铁路没了，四川也就亡了”；什么“保路就是爱国，保路就是护川”，等等。演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断有人挥刀断指，写血书表明立场。
这时市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了一个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击朝廷的机会！
压抑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奋了，他们上街请愿、演讲、罢工、罢市，冲击和打砸不愿意加入“保路”的店铺和衙门，很多连为什么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还包括妓女、乞丐和儿童。
“保路”队伍中除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还有一批人是帮会分子，因为一旦停止收租股，手里的饭碗就算砸了，自然要来“保路”。当然，有些人既是帮会分子，又是革命阵营里的同盟会会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闹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在伺机煽风点火，扩大事端。
除了暗流涌动的各方势力以外，在此事上火上浇油的还有成都将军玉昆。
｜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图源于网络
这个人是奕劻的心腹，他两次与四川总督领衔会奏，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然后还告诉四川市民：庆亲王是不同意借外债来修路的，说老百姓中必有反对者！
四川版的“保路运动”终于在四川蛀虫们需要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局势很快朝失控的状态发展，“爱国、爱川”的口号在震天响。
从事实上说，这又一场“义和团运动”，只是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是农民，现在却变成了市民和帮会分子；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憎恨铁路，要扒掉铁路，现在却是“爱路、护路”。
时间变了，人物变了，要保护或者毁灭的对象变了，不变的是幕后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用极端化的语言，利用和放大民间情绪。
因此，保路运动根本不是广大民众对朝廷“卖国政策”的抵抗，而是地方官僚利用民众对抗朝廷的手段。
很快，摄政王载沣下旨了，他撤换了四川总督，他也知道成都将军玉昆是奕劻的人。为了防止地方蛀虫与更多的当地驻军勾结，载沣想到了一招：派人调邻近省份的新军去镇压“官变”。
｜湖北新军 图源于网络
那么，调哪里的新军呢？自然是调邻近省份湖北的新军。
湖广总督瑞澂是载泽的妹夫，他对载沣的政策自然会支持。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新军还没有入川，四川的局势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向着连地方官僚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
不断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革命者冲击官府衙门，在他们的策动下，9月25日，四川荣县竟然宣布了独立。
在这之前，孙文、黄兴进行了九次起义，都没有撼动大清一个县衙，现在，第一个脱离清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诞生了，比之后的“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
孙文后来评价荣县独立才是“首义”（首义实先天下）。而对于清廷来说，这就不再是单纯地“官变”，而是真正地造反了。
04
事件教训
由此我们可知，保路运动爆发的起因，仅仅是清廷不愿弥补四川省300万两亏空。而四川官僚裹挟“民意”要挟朝廷，最后反被革命党利用。
但最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则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清廷的官督商办，说到底还是皇亲贵胄挣钱的工具，他们并不会在意企业的利润。而一旦企业亏本，受伤的是广大投资人，甚至是大清平民。
另一方面，东南互保之后，朝廷对于地方而言，已经没了那种一言九鼎的威严。这才是四川敢于煽动民意的底气。
革命党之所以可以在1911年成功，还是因为大清这个老大帝国早已烂的无可救药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作为大清普通人一定要远离各种官办项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