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善:花样全翻旧稗官——稗官文化视域中的《镜花缘》论

《镜花缘》第一百回,作者李汝珍有这样一番感慨:“嗟乎!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家做来做去,原觉得口吻生花;他人看了又看,也必定拈花微笑:是亦缘也。正是: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

芥子园刊本《镜花缘》

所谓“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谦中反映出的是小说在当时社会的真实身份和地位。而“花样全翻旧稗官”,这自负却来自作者对其小说创作发自内心的自得。

然“花样全翻旧稗官”,首先必须建立在作者熟稔“旧稗官”的基础上,其对于“旧稗官”有深入的了解,全盘的把握;其次,全翻“旧稗官”,其创作势必要有截然不同于“旧稗官”的特质,有迥异的新创。

本文拟就《镜花缘》与“旧稗官”的关系,其新创何在,及其“新创”之得失,以古代稗官文化之视域,略陈管见。

01

《镜花缘》第六回,叙百花仙子等即将贬谪红尘,红孩儿、金童儿、青女儿、玉女儿为之饯行。百花仙子表露了下凡的忧惧,红孩儿劝慰:“仙姑只管放心!……将来设有危急,岂有袖手之理。此后倘在下界有难,如须某人即可解脱,不妨直呼其名,令其速降。我们一时心血来潮,自然即去相救。”

金童儿道:“何谓‘心血来潮’?小仙自来从未‘潮’过,也不知‘心血’是什么味。毕竟怎样‘潮’法,求大仙把这情节说明,日后好等他来潮。”红孩儿道:“我见下界说部书上往往有此—说,其实我也不知怎样潮法。”

连环画《百花仙子》

玉女儿道:“下界说部,原有几种好的,但如‘心血来潮’,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他来历,连他也是套来的,何能知道怎样潮法。”

这里对说部章回小说的评价,称赞其“原有几种好的”,又指出“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可谓客观,可谓有识。

所谓“心血来潮”云云,在《封神演义》的相关描写文字中,多曾出现,但李汝珍之意,无非即景议论,借题发挥,批评说部章回中存在的严重套式问题,并表现其反因袭、倡创新的主张而已,当然不仅仅是批评《封神演义》这一部书。

事实上,由《镜花缘》中武氏兄弟分别镇守的酉水、巴刀、才贝、无火这北、西、东、南四关,以及小蓬莱白玉碑上的百位仙女名录,倒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封神演义》诛仙阵中的诛仙、戮仙、陷仙、绝仙四门阵法,以及“封神榜”上的众神名册。

有学者称,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红楼梦》[1]。然而,在《镜花缘》与《红楼梦》之间,分明存在着太多的“偶合”。

《红楼梦图咏》之通灵宝石、绛珠仙草

条举数例:

其一,《红楼梦》第一回,叙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知道是那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所亲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结尾,叙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石头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因担心年深日久,字迹模糊,于是抄了,袖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然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饶口谋衣之辈,最终见悼红轩中曹雪芹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于是掷下抄本,飘然而去。

《镜花缘》中有类似描写。第五十回,唐闺臣暗忖:“此碑虽落我手,上面所载事迹,都是未来之事……倘能遇一文士,把这事迹铺叙起来,做一部稗官野史,也是千秋佳话。”

第一百回,叙仙猿日日寻访,先是找到五代晋朝修《旧唐书》的刘朐,接着到宋代修《新唐书》的欧阳修,两度遭拒,直至清代,见有个老子的后裔,遂将碑记交付此人,径自回山。

其二,《红楼梦》作者自云,“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镜花缘》作者亦云“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其表彰女性之宗旨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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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见金陵十二钗图册及判词,内中预示着众女儿命运;《镜花缘》第八十八回,道姑称:“当日我在海外曾见一首长句,细揣大略,内中因果,颇有几分仿佛诸位才女光景。”并在次回与诸才女共参长句之意,见出对百花仙女命运的预示。

其四,《镜花缘》第八十回,紫芝云“嫁个丈夫是乌龟”;《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薛蟠酒令中有“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凡此可见,《镜花缘》受《红楼梦》影响,是彰然可见的事实。

李汝珍读过《西游记》,的无疑义。第二十七回,林之洋道:“《西游记》有个火焰山,这里又有炎火山,原来海外竟有两座火山。”第七十一回,春辉向紫芝道:“我们本朝那部《西游记》可是有的?《西游记》上女儿国可是有的?”均确切提及小说《西游记》。

《镜花缘》第一回王母圣诞蟠桃会之描写,第二十七回近炎火山时众人的感受,第三十二至三十七回状女儿国王之好色,第四十五回孽龙将唐小山拖入海中,欲与婚配,求寿与天齐,以及李核、桃核、枣核、橘核年久成精,将林之洋船上众人醉倒,欲酿倮儿酒,都与《西游记》中相关内容仿佛。

而《镜花缘》开端以六回文字为引子,然后进入正文,似乎也是从《西游记》开首所得到的启示。

果禅绘《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全图》

在《镜花缘》中,还可以寻觅到《水浒传》的踪影。百花仙女之被谪红尘与天罡、地煞星出世,白玉碑上的百花仙女名录与梁山泊天降石碣上的一百单八将排名,唐敖受托海外游历寻访被谪才女与宋江刺配(或避难)出游以聚集好汉,颜紫绡的神行法与神行太保戴宗行神行法,亦皆存在着被影响与影响的可能。

至于文言古小说如《山海经》、《拾遗记》、《博物志》等书,为《镜花缘》所取材,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沅君《镜花缘与中国神话》、李剑国《〈镜花缘〉海外考》等论著中,已有详细考证,兹不赘述。

02

《镜花缘》与古代章回及文言古体小说的关系,充分证明了作者对于传统稗官文化的熟稔,但这仅仅是其实现创新的基础。作者自云“花样全翻旧稗官”,这要以他的具体作品来做具体的落实。

许乔林《镜花缘序》云:“是书……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许祥龄《题词》云:“上超往古下超今,创格奇文意趣深”;陈瑜《题词》云:“花样新从笔底翻”。这是作者李汝珍同时代人阅读《镜花缘》的感受。

现代批评家,如鲁迅先生认为,《镜花缘》是“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2](p211);何满子先生称,“如果勉强要给它一个名称, 可以称之为‘杂家小说’”[1];傅隆基先生称,《镜花缘》是“一部象征性的寓言体小说”[3](p291);陈文新先生称,《镜花缘》是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4]。

这是现代学人对于《镜花缘》的阅读感受。

光华堂刊本《镜花缘》

鲁迅所云,乃概论《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镜花缘》四部作品,其所揭橥的是清代中期小说创作中呈现的一种现象。“寓言体小说”之称,过于笼统,且与寓言文学本意难以吻合。值得关注的是“杂家小说”与“博物体小说”的评价。

“杂家”之称,初见于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七略·诸子略》,其分诸子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家,杂家与其他九家并列。

班固承刘氏之说修《汉书·艺文志》,释“杂家”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释“小说家”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杂家有着与小说家不同的出身、地位、内涵外延,其难以等同甚明。

其后,南朝梁阮孝绪著《七录》,于“子兵录内篇三”分立: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十一家;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于“子部”设立: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门;南宋初郑樵《通志》之《艺文略·诸子类第六》设立:儒术、道家、释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十一家;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设立: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十五类。

在各家图书目录之分类中,“杂家”一无例外地成为独立门类,且多与“小说家”分庭抗礼,以示区别。

至于具体作品的归类,如《博物志》、《释俗语》在《隋书·经籍志》入“子部·杂家”,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因果记》在《隋书·经籍志》入“子部·杂家”,在《旧唐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在《新唐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等,则是因为作品自身内容的复杂,或归类者对于图书内容、分类标准的把握不确所致。

“杂家”与“小说”分别为不同之家数,难以等视,显而易见。

《绘图大字足本镜花缘》

“博物体小说”的概括,根据陈文中表述,是“从题材看”而得出的。陈文认为:“从结构看,《镜花缘》是一部游记小说;从主题看,《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从风格看,《镜花缘》是一部诙谐小说;从题材看,《镜花缘》是一部博物体小说。

依照以题材分类的惯例,我们的结论是:《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4]然而,从题材来看,《镜花缘》能否称得上是一部“博物体小说”呢?

首先,在古代目录学著作中,“博物体”始终并没有成为图书“类”的名称,而主要是现代学人的一种指认。

陈文认为,《山海经》标志着准博物体志怪的产生,汉代的《神异经》已是成熟的博物体志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是博物体志怪高峰期的作品。

且以陈文所涉及的几部作品来看:

《山海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于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博物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杂家类,新、旧《唐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小说家类;《神异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任昉《述异记》,始见著录于《崇文总目》,在《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中并入小说家类;《玄中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著录于地理类。其所著录之门类不一,却均未见其有“博物体”之称。

《四库全书总目》

其次,这几部作品,均属于志怪体类。

其地理博物的内容,或为先民据其有限经验,通过对外部世界幼稚的臆测想像,表现其对于关于世界的认知;或是与巫术、宗教混合,张皇神异,称道灵异。

如鲁迅评志怪小说云:“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p29)

李汝珍的《镜花缘》,固然也多有海外异国、奇物奇人的描写,但在作者,无非借前代记载,炫耀其博闻多识,并表现其个人见解而已。

如袁世硕先生文章中说:“他是假借《山海经》中的海外奇国的奇怪的人事,演绎自己的人生经验,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人情世态、风俗礼法的态度和识见,其中也不乏炫鬻才学的地方。”[5]

所论甚是。如此,虽然同样为描写海外异国、奇人异物,在性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其三,就《镜花缘》文本而言,属于所谓“地理博物”的内容,集中于第八回至四十回,在全书一百回中,其所占篇幅有限;而且,该书创作的重心,应该是四十一回到一百回叙写众才女的部分。

《镜花缘》英文译本,林太乙,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镜花缘》第四十八回,有泣红亭主人总论云:“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或纪其沉鱼落雁之妍,或言其锦心绣口之丽,故以纪沉鱼、言锦心为之次焉。继以谢文锦者,意谓后之观者,以斯为记事则可;若目为锦绣之文,则吾既未能文,而又何有于锦?矧寿夭不齐,辛酸满腹,往事纷纭,述之惟恐不逮,讵暇工于文哉!则惟谢之。而师仿兰言,案其迹敷陈表白而传述之,故谢文锦后,承之以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也。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此可见其全书表彰才女的创作宗旨。而这作为重心部分的内容,其非“地理博物”的性质,亦毋庸置疑。

但上述诸论,特别是现代学者的评析,已触及《镜花缘》的文体特性,敏锐地察觉到它所反映出的新变,并承认了其在文本上具有的独特的创造性。

03

芥子园刊本《镜花缘》

《镜花缘》第一百回,作者自称,他从仙猿手里得到了碑记,“见上面事迹纷纭,补叙不易。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馀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冬馀,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

乾隆朝开四库馆,纪昀为总纂官,因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受到嘉奖,后又位极人臣。这在当时,尤其在文人圈中,甚为人称羡。

纪昀著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第一种《滦阳消夏录》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最后一种《滦阳续录》作于嘉庆三年(1798)。五种曾分别先后刊印,并于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为一集,名之《纪晓岚先生笔记五种》印行。

盛时彦序中谓:“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顾翻刻者众,讹误实繁,且有妄为标目”,其书之流行可知。

李汝珍的老师凌廷堪曾为四库馆校书。李汝珍既然“读了些四库奇书”,对于其总纂官、自己的河北同乡纪昀,便不会陌生;兴趣所在,进而读其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应该在情理之中。

《镜花缘》的创作,据孙佳讯《〈镜花缘〉补考》,约在嘉庆十四、五年(1809、1810)起至嘉庆末年为止[6](p 1154)。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镜花缘》的写作,是否具有启示意义,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自序中说:“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不乖于风教。”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追求。

盛氏刊本《阅微草堂笔记》

王仲任即王充,著有《论衡》;应仲远即应劭,著有《风俗通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杂说》分别予以著录,并释“杂说”云:“按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

显然,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追求的,便是综合《论衡》、《风俗通义》一类“杂说”,与署名陶渊明《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小说”,并以“杂说”来改造“小说”。

盛时彦跋《姑妄听之》,引其师纪昀之言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样一种不同于《聊斋志异》之“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著书者之笔”。

鲁迅评《阅微草堂笔记》,谓其“尚质黜华,追踪晋宋……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2](p184)。

汇评本《镜花缘》

其评价甚为辩证,亦可视之为对于“著书者之笔”具体内涵的揭发。

李汝珍的《镜花缘》为长篇章回,其形式自然有别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短篇文言,但在具体的内容与写法上,它同样体现出一种“著书者之笔”的创作追求。

其一,博洽多闻。

《镜花缘》第二十三回,作者借林之洋之口,对全书有一个全面介绍:“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

这是李汝珍对《镜花缘》内容的自我总结。

第八十二回,众才女飞双声叠韵酒令,签上写着天文、地理、鸟兽、虫鱼、果木、花卉之类,注明双声或叠韵,要求根据抽签上的规定,说一相应双声或叠韵之词,然后说一经史子集中包含该词上字或下字的成句,即移交下家,引用书籍,却不得重复。

连环画《镜花缘》

才女紫芝云:“你们三位可晓得这个才女的‘才’字怎讲?若一百人连百部书也凑不起来,那还称得甚么才女!此时若不定了规例,设或所飞都在十数种书上,日后传扬出去,岂不是个笑话么!”此既反映了作者有意炫学,其所飞之句,亦见出作者委实博学。

关于《镜花缘》的博洽多闻,每有读者论及,如许乔林《镜花缘序》云:“是书……枕经葃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

孙吉昌《镜花缘题词一百韵》云:“有如古训诂,诘屈而崎峗。有如古谣诼,光怪而朴媸。有如《山海经》,举目逢魑魅。有如职方志,跬步识险巇。有如朝贡图,丹陛集四夷。有如《搜神记》,古冢拜野狸。有如南山豹,隐雾而留皮。有如东海鳌,跃浪而扬鳍。恬退如《老子》,幽怨如《楚辞》,寄托如蒙叟,风雅如邱迟。……其技之小者,书画而琴棋,琐事及星卜,贱役至巫医。其学之大者,天地随指挥,象纬俯可数,斗杓仰可持。……一书汇百种,方矩而圆规”;

陈瑜《镜花缘题词》(其一)云:“花样新从笔底翻,班班考据溯根源”;胡适《〈镜花缘〉的引论》云:“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6](p1125)。

《镜花缘丛考》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又其罗列古典才艺,亦殊繁多,所叙唐氏父女之游行,才女百人之聚宴,几占全书十七,无不广据旧文(略见钱静方《小说丛考》上),历陈众艺,一时之事,或亘数回。……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 [2](p223)。

以上各家,均揭示了《镜花缘》博洽多闻、讲究依据的内容特征。

其二,考据辨正。

李汝珍的时代,乃乾嘉汉学之鼎盛时期。其自身又为朴学名宿凌廷堪的弟子,他的考据癖,在《镜花缘》中,每有表现。

论及《镜花缘》的考据辨订,人们常会想起书中两回典型的例子:

一是第十六回开始,以近三回篇幅,不惮其烦地叙写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塾与紫衣女、红衣女论学的文字。其中谈到经书中“敦”字的读音,《毛诗》叶韵问题,《毛诗》“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的释义,《论语》中“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的注解,《礼记》“鸿雁来宾”句哪家注疏为是,《论语》“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之夺文,《论语》“颜渊、季路侍座”章“衣轻裘”“衣”字的读音,《周易》注本等,均属于专门学术问题。

李汝珍《受子谱》

二是第五十二回,阴若花应亭亭之请,详解《春秋》之褒贬三义,以及唐闺臣谈历代礼制,几乎用了整回的篇幅。在此,考据家的本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镜花缘》的考据,更多地体现在其无所不在的考据意识,行文中习惯性的考据术语。

第四十六回,唐小山海外寻父,于丈夫邦岭下,遭遇山精,得道姑相救。道姑取出四个物件:一个李核,一个桃核,一个枣核,一个橘核,并云:“此核虽非异种,但俱生于周朝,至今千有馀年。李核名叫‘槜李’,当初西施因其味美,素最喜食;桃核虽非仙品,当年弥子瑕曾以其半分之卫君;橘核,昔日晏子至楚,楚王曾有黄橘之赐;枣核名唤‘羊枣’,当日曾晰最喜。这四核,虽是微末废物,因昔年或在美人口中受了口脂之香,或在贤人口内染了翰墨之味,或在姣童口边感了龙阳之情,或在良臣口里得了忠义之气,久而久之,精气凝结,兼之受了日精月华,所以成形为患。”

第五十一回,强盗之妇训斥夫君:“你还只想置妾,那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做‘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故典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镜花缘丛谈》

诚如大盗所言:“这点小事,夫人何必讲究考据。”考据已经成为作者一种下意识。凡此,皆见出作者非同一般的考据之好,及其考据意识对作品素材处理无时不在的影响。

其三,议论明理。

《镜花缘》第一回,作者云:“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濡毫戏墨,汇为一编: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为女,妇有为妇;常有为常,变有为变。所叙虽近琐细,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

第二十三回,作者借林之洋之口评介《镜花缘》“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

洪棣元序亦赞《镜花缘》“正人心,端风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所言非虚。

李汝珍对清言议论、发明道理,亦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作品中借题发挥,议论褒贬,或为明理而编织故事,以表现其道德观念、社会评价,所在多有。

点石斋刊本《镜花缘》

海外异国之博物,在《山海经》等书中,大抵为一种介绍性文字;到了《镜花缘》内,常常成为作者申发议论见解的由头或载体。如以奇兽果然表彰忠义,以人鱼表彰知恩图报,以君子国表彰好让不争,以大人国表彰向善之心,以不孝鸟谴责不孝之近于禽兽,以无肠国抨击吝啬刻薄的富人,以毛民国讽刺鄙吝之人,以长人国讽刺目空一切之人,以长臂国讽刺伸手过长之人,以翼民国讽刺爱戴高帽之人,以小人国抨击诡诈之人,以狗头民讥讽贪图口福的酒囊饭袋,以白民国讽刺徒有其表之人,以淑士国嘲笑穷酸迂腐等等。

《镜花缘》第七十一回,有蔬庵(许祥龄)回评曰:“清言以晋人为最,恐输这般女学士。”该回中,由唐闺臣说及小蓬莱对联“薄命谁言座上无”引发,师兰言有长篇议论,阐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人生道理,虽然攀古吊今,引经据典,然议论风发,清言娓娓,鲁迅评《镜花缘》有云:“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2](p223)即此类文字。

其四,淡化情节。

在相关文章中,我曾论及:“与《红楼梦》的称颂女子才情有异,《镜花缘》刻意渲染着‘百花仙女’的博学;与《红楼梦》的写才情服务于性格刻画有别,《镜花缘》中对‘女学人们’作为个体的自身性格与命运,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7]

《镜花缘公案辨疑》

李汝珍的《镜花缘》与传统章回小说不同,有意淡化甚至解构故事情节,以凸显他的博闻与见解。

有学者指出,《镜花缘》“全书错用的后起典故,触眼碍手,弥望皆是”[1]。认为作品叙写武则天一朝故事,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该朝以后的故实。这当然不是作者无知,而与他的创作宗旨直接相关。

事实上,即在行文中,作者也常以此嘲谑,或者有意点醒读者,此为后代的事情。如第四回,武则天说:“我以妇人而登大宝,自古能有几人?将来真可上得《无双谱》的。”明明点示《无双谱》为后来之书;

第八回,叙唐敖考中探花又被降为秀才,林之洋说:“俺闻前朝并无探花,这个名号,是太后新近取的。据俺看来,太后特将妹夫中个探花,必因当年百花齐放一事,派你去探甚花消息哩。”所谓的探花消息,正是唐代探花的本意;

第七十二回,众才女论书法,彩云谈《千字文》、《灵飞经》、《多宝塔》,紫芝道:“我还要请问彩云姐姐:方才所说褚府《千字文》,钟府《灵飞经》,那都是人听共知的,不必说了;至于颜府这《多宝塔》,不知是谁的大笔?妹子却未见过。”彩云笑道:“妹妹莫忙,再迟几十年,少不得就要出世。”这里明明说出《多宝塔》尚未出世;

《镜花缘演义》

第八十四回,玉芝道:“我今日要学李太白斗酒百篇了。”掌红珠道:“这位李太白不知何时人,向来却未听见过。”玉芝道:“难道‘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句也未听过么?”吕尧蓂道:“这玉芝妹妹只怕要疯了,他的话越说越教人不解。”这也明白说出李白为后世之人;

第九十四回,阴若花飞出酒令,说了《礼记》中的一句,玉芝道,此书人已用过,罚酒一杯,待取单子来看,见有人用过《中庸》,题花道:“如今看着虽算重了一部,安知后世不将《中庸》另分一部哩。”

这也分明指出,《中庸》是后人所称书名。这类内容的存在,对于传统章回所追求的故事情节曲折连贯性与真实感,无疑有着解构的意义。

在《镜花缘》中,人物成为炫耀博学多闻的载体,故事情节近乎成为连缀知识与道理的工具。

全书除了前六回的引子,正文九十四回书中,相对有较多故事情节的,也仅第七、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七、五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六十九、九十四等十五回左右。

《镜花缘研究》第二辑

若将书中有关异国异物、考据、笑话、灯谜、酒令、医方、斗百草、六壬课、诗赋、清谈、琴棋杂艺等内容加以辑录整理,则是一部可观的“镜花缘笔记”。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所说:“《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9](p11),所论甚确。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章回小说对于《镜花缘》的影响,主要是分章叙写的形式,以及艺术构思上的启迪;而文言笔记,不仅是作者创作所取资的素材,也是其展示博学多闻,记录思想见解的具体手段。

就文体特性而言,《镜花缘》可谓章回其体,笔记其性;套用纪晓岚的话说,《镜花缘》是章回小说中的“著书者之笔”,是一部学者的小说。这正是李汝珍吸取中国稗官文化营养,对于说部的新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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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研究论文选》

在现代学者的批评视野中,对于《镜花缘》的这种新变,大抵持否定意见。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2](p220-223)。

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镜花缘〉肤说》一文,虽然也认为“若就《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后的退潮期的小说作比较,《镜花缘》毕竟并不逊色”,“李汝珍真正是为了‘见才学’而别创了一格”,“在这个意义上,兴许可说是一点创新”,但他的基本观点是:“若以小说艺术论,《镜花缘》不能算是成功之作,拼凑,支离破碎,也没有提供多少从生活发掘出来的新东西。这不能纯然归咎于作者李妆珍的才能上的缺陷,更多地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分野之一的小说艺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再有多少腾挪馀地”[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镜花缘》等才学小说“多沾染了汉学风气,以炫鬻才学为能事,内容芜杂,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小说的文学特性。”[8](第四卷p336)

然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时代的读者,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认识。许乔林《镜花缘序》说:“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

《李汝珍师友年谱》

谢叶梅《自序释文》中说:“其中忠孝节义、诗赋品艺、闺阁风流,咸归于正,翻阅之下,令人起敬起爱,实传奇之大观也。”

孙吉昌《镜花缘题词一百韵》中说:“此编二十卷,一览无参差。不拾人唾馀,亹亹抽秘思。独开真面目,逼肖古须眉。兼令愿见者,如针之引磁。……古今小说家,应无过于斯;谓之集大成,此语不我欺。传抄纸已贵,今既付劂剞;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许祥龄《镜花缘题词》说:“布散万花天女手,空明孤月道人心。无弦琴响能成曲,集腋裘完不用针。毕竟聪明似冰雪,红炉点遍总难寻。”

芥子园重刻《镜花缘绣像》第八十八回履平眉批说:“□文章之异境也。可以当天人图,可以当神仙传,可以当花卉考,可以当草木状,可以当诸家小说,可以当元人传奇。盖其□□排言不□一源,渲染铺陈都非一熊,自登高能赋以来,殆未有如是之宏变俶诡者也。”不约而同地赞叹有加。

再看《镜花缘》的刻印传播。据李兆翱致许桂林信札,嘉庆二十三年(1818),李汝珍赴苏州刊刻《镜花缘》始成,江宁已出现书坊“翻板”[](p27),可见书贾对该书的市场期待。

近文堂刊本《镜花缘》

事实上,《镜花缘》刻印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刻本甚众,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苏州刊本、道光元年(1821)“梅修居士石华”序本、道光八年(1828)芥子园本、道光十二年、二十一年芥子园重刊本,以及集成堂藏板本、右文堂藏板本、厚德堂藏板本、英德堂藏板本、同文堂刊本、佛山连元阁刊本、佛山近文堂刊本、维经堂藏板本、文富堂刊本、翠筠山房刊本、扫叶山房藏板本、金鉴堂刊本、怀德堂刊本、文英堂刊本、善成堂刊本等[](p182-183)。

此等频繁刊刻翻印的情况,在古代小说作品中,属于不多的例子。

同样的对象,古今认识为什么会如此悬殊?主要是小说观念的不同所致。李汝珍及其同时代读者所持有的,为中国古代一脉传承的古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 概念,始见于东汉初年桓谭的《新论》。其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继之,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进一步解释,文如上引。桓谭、班固关于小说的界定,影响深远。

《镜花缘研究》第三辑

此后,论小说者代不乏人,然基本观点却无本质变化。如唐人刘知幾《史通·杂书》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闲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

其类别小说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

连环画《女儿国招亲》

至清代乾隆时期,举全国之力纂《四库全书》,其《子部》列“小说家”,小序中云: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

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

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镜花缘》

其所认定小说类型,包括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其所认可的小说功能,有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诸项,与前代相比,亦没有实质的区别。

李汝珍自称其“读了些四库奇书”。《四库全书》所收的“小说”作品,杂事类有《西京杂记》等约88种;异闻类有《山海经》等约37种;琐语类有《燕丹子》等约101种。

对照古代关于小说之义界,验之以《四库全书》中所收录“小说”作品,即使就具体内容而言,《镜花缘》也何尝越出了古小说之畛域。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镜花缘》

综上所述,李汝珍自称其《镜花缘》“花样全翻旧稗官”,并非大言欺世;他的创造,即以笔记来改造章回,融摄章回之形式与笔记之体性,形成了章回体的“著书者之笔”。

人们说,《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我们不妨讲,《镜花缘》是学者的小说。衡量《镜花缘》的新变合理与否,其标准绝不是现代人所持的现代小说观念,应该是以古代小说文化的视域,将其放置在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如此方能够对其有更客观、合理的阐释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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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镜花缘肤说[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傅隆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讲话[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4] 陈文新.镜花缘——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J].《明清小说研究》1999(2).

[5] 袁世硕.镜花缘与山海经.东岳论丛[J],2004(3).

[6]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冯保善.相同的题材,别样的书写——论镜花缘与红楼梦不同的女性审美与塑造[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 孙佳讯.镜花缘公案辨疑[M].济南:齐鲁书社,1984.

[10]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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