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善：花样全翻旧稗官——稗官文化视域中的《镜花缘》论
《镜花缘》第一百回，作者李汝珍有这样一番感慨：“嗟乎！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家做来做去，原觉得口吻生花；他人看了又看，也必定拈花微笑：是亦缘也。正是：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
芥子园刊本《镜花缘》
所谓“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自谦中反映出的是小说在当时社会的真实身份和地位。而“花样全翻旧稗官”，这自负却来自作者对其小说创作发自内心的自得。
然“花样全翻旧稗官”，首先必须建立在作者熟稔“旧稗官”的基础上，其对于“旧稗官”有深入的了解，全盘的把握；其次，全翻“旧稗官”，其创作势必要有截然不同于“旧稗官”的特质，有迥异的新创。
本文拟就《镜花缘》与“旧稗官”的关系，其新创何在，及其“新创”之得失，以古代稗官文化之视域，略陈管见。
《镜花缘》第六回，叙百花仙子等即将贬谪红尘，红孩儿、金童儿、青女儿、玉女儿为之饯行。百花仙子表露了下凡的忧惧，红孩儿劝慰：“仙姑只管放心！……将来设有危急，岂有袖手之理。此后倘在下界有难，如须某人即可解脱，不妨直呼其名，令其速降。我们一时心血来潮，自然即去相救。”
金童儿道：“何谓‘心血来潮’？小仙自来从未‘潮’过，也不知‘心血’是什么味。毕竟怎样‘潮’法，求大仙把这情节说明，日后好等他来潮。”红孩儿道：“我见下界说部书上往往有此—说，其实我也不知怎样潮法。”
连环画《百花仙子》
玉女儿道：“下界说部，原有几种好的，但如‘心血来潮’，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他来历，连他也是套来的，何能知道怎样潮法。”
这里对说部章回小说的评价，称赞其“原有几种好的”，又指出“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可谓客观，可谓有识。
所谓“心血来潮”云云，在《封神演义》的相关描写文字中，多曾出现，但李汝珍之意，无非即景议论，借题发挥，批评说部章回中存在的严重套式问题，并表现其反因袭、倡创新的主张而已，当然不仅仅是批评《封神演义》这一部书。
事实上，由《镜花缘》中武氏兄弟分别镇守的酉水、巴刀、才贝、无火这北、西、东、南四关，以及小蓬莱白玉碑上的百位仙女名录，倒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封神演义》诛仙阵中的诛仙、戮仙、陷仙、绝仙四门阵法，以及“封神榜”上的众神名册。
有学者称，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红楼梦》[1]。然而，在《镜花缘》与《红楼梦》之间，分明存在着太多的“偶合”。
《红楼梦图咏》之通灵宝石、绛珠仙草
条举数例：
其一，《红楼梦》第一回，叙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知道是那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所亲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结尾，叙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石头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因担心年深日久，字迹模糊，于是抄了，袖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然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饶口谋衣之辈，最终见悼红轩中曹雪芹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于是掷下抄本，飘然而去。
《镜花缘》中有类似描写。第五十回，唐闺臣暗忖：“此碑虽落我手，上面所载事迹，都是未来之事……倘能遇一文士，把这事迹铺叙起来，做一部稗官野史，也是千秋佳话。”
第一百回，叙仙猿日日寻访，先是找到五代晋朝修《旧唐书》的刘朐，接着到宋代修《新唐书》的欧阳修，两度遭拒，直至清代，见有个老子的后裔，遂将碑记交付此人，径自回山。
其二，《红楼梦》作者自云，“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镜花缘》作者亦云“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其表彰女性之宗旨又同。
邮票金陵十二钗
其三，《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见金陵十二钗图册及判词，内中预示着众女儿命运；《镜花缘》第八十八回，道姑称：“当日我在海外曾见一首长句，细揣大略，内中因果，颇有几分仿佛诸位才女光景。”并在次回与诸才女共参长句之意，见出对百花仙女命运的预示。
其四，《镜花缘》第八十回，紫芝云“嫁个丈夫是乌龟”；《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薛蟠酒令中有“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凡此可见，《镜花缘》受《红楼梦》影响，是彰然可见的事实。
李汝珍读过《西游记》，的无疑义。第二十七回，林之洋道：“《西游记》有个火焰山，这里又有炎火山，原来海外竟有两座火山。”第七十一回，春辉向紫芝道：“我们本朝那部《西游记》可是有的？《西游记》上女儿国可是有的？”均确切提及小说《西游记》。
《镜花缘》第一回王母圣诞蟠桃会之描写，第二十七回近炎火山时众人的感受，第三十二至三十七回状女儿国王之好色，第四十五回孽龙将唐小山拖入海中，欲与婚配，求寿与天齐，以及李核、桃核、枣核、橘核年久成精，将林之洋船上众人醉倒，欲酿倮儿酒，都与《西游记》中相关内容仿佛。
而《镜花缘》开端以六回文字为引子，然后进入正文，似乎也是从《西游记》开首所得到的启示。
果禅绘《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全图》
在《镜花缘》中，还可以寻觅到《水浒传》的踪影。百花仙女之被谪红尘与天罡、地煞星出世，白玉碑上的百花仙女名录与梁山泊天降石碣上的一百单八将排名，唐敖受托海外游历寻访被谪才女与宋江刺配（或避难）出游以聚集好汉，颜紫绡的神行法与神行太保戴宗行神行法，亦皆存在着被影响与影响的可能。
至于文言古小说如《山海经》、《拾遗记》、《博物志》等书，为《镜花缘》所取材，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沅君《镜花缘与中国神话》、李剑国《〈镜花缘〉海外考》等论著中，已有详细考证，兹不赘述。
《镜花缘》与古代章回及文言古体小说的关系，充分证明了作者对于传统稗官文化的熟稔，但这仅仅是其实现创新的基础。作者自云“花样全翻旧稗官”，这要以他的具体作品来做具体的落实。
许乔林《镜花缘序》云：“是书……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为虞初九百中独开生面，雅俗共赏之作”；许祥龄《题词》云：“上超往古下超今，创格奇文意趣深”；陈瑜《题词》云：“花样新从笔底翻”。这是作者李汝珍同时代人阅读《镜花缘》的感受。
现代批评家，如鲁迅先生认为，《镜花缘》是“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2]（p211）；何满子先生称，“如果勉强要给它一个名称, 可以称之为‘杂家小说’”[1]；傅隆基先生称，《镜花缘》是“一部象征性的寓言体小说”[3](p291)；陈文新先生称，《镜花缘》是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4]。
这是现代学人对于《镜花缘》的阅读感受。
光华堂刊本《镜花缘》
鲁迅所云，乃概论《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镜花缘》四部作品，其所揭橥的是清代中期小说创作中呈现的一种现象。“寓言体小说”之称，过于笼统，且与寓言文学本意难以吻合。值得关注的是“杂家小说”与“博物体小说”的评价。
“杂家”之称，初见于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七略·诸子略》，其分诸子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家，杂家与其他九家并列。
班固承刘氏之说修《汉书·艺文志》，释“杂家”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释“小说家”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杂家有着与小说家不同的出身、地位、内涵外延，其难以等同甚明。
其后，南朝梁阮孝绪著《七录》，于“子兵录内篇三”分立：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十一家；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于“子部”设立：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门；南宋初郑樵《通志》之《艺文略·诸子类第六》设立：儒术、道家、释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十一家；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设立：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十五类。
在各家图书目录之分类中，“杂家”一无例外地成为独立门类，且多与“小说家”分庭抗礼，以示区别。
至于具体作品的归类，如《博物志》、《释俗语》在《隋书·经籍志》入“子部·杂家”，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因果记》在《隋书·经籍志》入“子部·杂家”，在《旧唐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在《新唐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等，则是因为作品自身内容的复杂，或归类者对于图书内容、分类标准的把握不确所致。
“杂家”与“小说”分别为不同之家数，难以等视，显而易见。
《绘图大字足本镜花缘》
“博物体小说”的概括，根据陈文中表述，是“从题材看”而得出的。陈文认为：“从结构看，《镜花缘》是一部游记小说；从主题看，《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从风格看，《镜花缘》是一部诙谐小说；从题材看，《镜花缘》是一部博物体小说。
依照以题材分类的惯例，我们的结论是：《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4]然而，从题材来看，《镜花缘》能否称得上是一部“博物体小说”呢？
首先，在古代目录学著作中，“博物体”始终并没有成为图书“类”的名称，而主要是现代学人的一种指认。
陈文认为，《山海经》标志着准博物体志怪的产生，汉代的《神异经》已是成熟的博物体志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是博物体志怪高峰期的作品。
且以陈文所涉及的几部作品来看：
《山海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于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博物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杂家类，新、旧《唐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小说家类；《神异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任昉《述异记》，始见著录于《崇文总目》，在《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中并入小说家类；《玄中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著录于地理类。其所著录之门类不一，却均未见其有“博物体”之称。
《四库全书总目》
其次，这几部作品，均属于志怪体类。
其地理博物的内容，或为先民据其有限经验，通过对外部世界幼稚的臆测想像，表现其对于关于世界的认知；或是与巫术、宗教混合，张皇神异，称道灵异。
如鲁迅评志怪小说云：“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p29)
李汝珍的《镜花缘》，固然也多有海外异国、奇物奇人的描写，但在作者，无非借前代记载，炫耀其博闻多识，并表现其个人见解而已。
如袁世硕先生文章中说：“他是假借《山海经》中的海外奇国的奇怪的人事，演绎自己的人生经验，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人情世态、风俗礼法的态度和识见，其中也不乏炫鬻才学的地方。”[5]
所论甚是。如此，虽然同样为描写海外异国、奇人异物，在性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其三，就《镜花缘》文本而言，属于所谓“地理博物”的内容，集中于第八回至四十回，在全书一百回中，其所占篇幅有限；而且，该书创作的重心，应该是四十一回到一百回叙写众才女的部分。
《镜花缘》英文译本，林太乙，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镜花缘》第四十八回，有泣红亭主人总论云：“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或纪其沉鱼落雁之妍，或言其锦心绣口之丽，故以纪沉鱼、言锦心为之次焉。继以谢文锦者，意谓后之观者，以斯为记事则可；若目为锦绣之文，则吾既未能文，而又何有于锦？矧寿夭不齐，辛酸满腹，往事纷纭，述之惟恐不逮，讵暇工于文哉！则惟谢之。而师仿兰言，案其迹敷陈表白而传述之，故谢文锦后，承之以师兰言、陈淑媛、白丽娟也。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此可见其全书表彰才女的创作宗旨。而这作为重心部分的内容，其非“地理博物”的性质，亦毋庸置疑。
但上述诸论，特别是现代学者的评析，已触及《镜花缘》的文体特性，敏锐地察觉到它所反映出的新变，并承认了其在文本上具有的独特的创造性。
芥子园刊本《镜花缘》
《镜花缘》第一百回，作者自称，他从仙猿手里得到了碑记，“见上面事迹纷纭，补叙不易。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馀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冬馀，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
乾隆朝开四库馆，纪昀为总纂官，因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受到嘉奖，后又位极人臣。这在当时，尤其在文人圈中，甚为人称羡。
纪昀著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第一种《滦阳消夏录》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最后一种《滦阳续录》作于嘉庆三年（1798）。五种曾分别先后刊印，并于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为一集，名之《纪晓岚先生笔记五种》印行。
盛时彦序中谓：“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顾翻刻者众，讹误实繁，且有妄为标目”，其书之流行可知。
李汝珍的老师凌廷堪曾为四库馆校书。李汝珍既然“读了些四库奇书”，对于其总纂官、自己的河北同乡纪昀，便不会陌生；兴趣所在，进而读其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应该在情理之中。
《镜花缘》的创作，据孙佳讯《〈镜花缘〉补考》，约在嘉庆十四、五年（1809、1810）起至嘉庆末年为止[6](p 1154)。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镜花缘》的写作，是否具有启示意义，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自序中说：“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不乖于风教。”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追求。
盛氏刊本《阅微草堂笔记》
王仲任即王充，著有《论衡》；应仲远即应劭，著有《风俗通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杂说》分别予以著录，并释“杂说”云：“按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
显然，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追求的，便是综合《论衡》、《风俗通义》一类“杂说”，与署名陶渊明《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小说”，并以“杂说”来改造“小说”。
盛时彦跋《姑妄听之》，引其师纪昀之言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样一种不同于《聊斋志异》之“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著书者之笔”。
鲁迅评《阅微草堂笔记》，谓其“尚质黜华，追踪晋宋……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2](p184)。
汇评本《镜花缘》
其评价甚为辩证，亦可视之为对于“著书者之笔”具体内涵的揭发。
李汝珍的《镜花缘》为长篇章回，其形式自然有别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短篇文言，但在具体的内容与写法上，它同样体现出一种“著书者之笔”的创作追求。
其一，博洽多闻。
《镜花缘》第二十三回，作者借林之洋之口，对全书有一个全面介绍：“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
这是李汝珍对《镜花缘》内容的自我总结。
第八十二回，众才女飞双声叠韵酒令，签上写着天文、地理、鸟兽、虫鱼、果木、花卉之类，注明双声或叠韵，要求根据抽签上的规定，说一相应双声或叠韵之词，然后说一经史子集中包含该词上字或下字的成句，即移交下家，引用书籍，却不得重复。
连环画《镜花缘》
才女紫芝云：“你们三位可晓得这个才女的‘才’字怎讲？若一百人连百部书也凑不起来，那还称得甚么才女！此时若不定了规例，设或所飞都在十数种书上，日后传扬出去，岂不是个笑话么！”此既反映了作者有意炫学，其所飞之句，亦见出作者委实博学。
关于《镜花缘》的博洽多闻，每有读者论及，如许乔林《镜花缘序》云：“是书……枕经葃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
孙吉昌《镜花缘题词一百韵》云：“有如古训诂，诘屈而崎峗。有如古谣诼，光怪而朴媸。有如《山海经》，举目逢魑魅。有如职方志，跬步识险巇。有如朝贡图，丹陛集四夷。有如《搜神记》，古冢拜野狸。有如南山豹，隐雾而留皮。有如东海鳌，跃浪而扬鳍。恬退如《老子》，幽怨如《楚辞》，寄托如蒙叟，风雅如邱迟。……其技之小者，书画而琴棋，琐事及星卜，贱役至巫医。其学之大者，天地随指挥，象纬俯可数，斗杓仰可持。……一书汇百种，方矩而圆规”；
陈瑜《镜花缘题词》（其一）云：“花样新从笔底翻，班班考据溯根源”；胡适《〈镜花缘〉的引论》云：“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6](p1125)。
《镜花缘丛考》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又其罗列古典才艺，亦殊繁多，所叙唐氏父女之游行，才女百人之聚宴，几占全书十七，无不广据旧文（略见钱静方《小说丛考》上），历陈众艺，一时之事，或亘数回。……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 [2](p223)。
以上各家，均揭示了《镜花缘》博洽多闻、讲究依据的内容特征。
其二，考据辨正。
李汝珍的时代，乃乾嘉汉学之鼎盛时期。其自身又为朴学名宿凌廷堪的弟子，他的考据癖，在《镜花缘》中，每有表现。
论及《镜花缘》的考据辨订，人们常会想起书中两回典型的例子：
一是第十六回开始，以近三回篇幅，不惮其烦地叙写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塾与紫衣女、红衣女论学的文字。其中谈到经书中“敦”字的读音，《毛诗》叶韵问题，《毛诗》“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的释义，《论语》中“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的注解，《礼记》“鸿雁来宾”句哪家注疏为是，《论语》“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之夺文，《论语》“颜渊、季路侍座”章“衣轻裘”“衣”字的读音，《周易》注本等，均属于专门学术问题。
李汝珍《受子谱》
二是第五十二回，阴若花应亭亭之请，详解《春秋》之褒贬三义，以及唐闺臣谈历代礼制，几乎用了整回的篇幅。在此，考据家的本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镜花缘》的考据，更多地体现在其无所不在的考据意识，行文中习惯性的考据术语。
第四十六回，唐小山海外寻父，于丈夫邦岭下，遭遇山精，得道姑相救。道姑取出四个物件：一个李核，一个桃核，一个枣核，一个橘核，并云：“此核虽非异种，但俱生于周朝，至今千有馀年。李核名叫‘槜李’，当初西施因其味美，素最喜食；桃核虽非仙品，当年弥子瑕曾以其半分之卫君；橘核，昔日晏子至楚，楚王曾有黄橘之赐；枣核名唤‘羊枣’，当日曾晰最喜。这四核，虽是微末废物，因昔年或在美人口中受了口脂之香，或在贤人口内染了翰墨之味，或在姣童口边感了龙阳之情，或在良臣口里得了忠义之气，久而久之，精气凝结，兼之受了日精月华，所以成形为患。”
第五十一回，强盗之妇训斥夫君：“你还只想置妾，那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做‘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故典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镜花缘丛谈》
诚如大盗所言：“这点小事，夫人何必讲究考据。”考据已经成为作者一种下意识。凡此，皆见出作者非同一般的考据之好，及其考据意识对作品素材处理无时不在的影响。
其三，议论明理。
《镜花缘》第一回，作者云：“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濡毫戏墨，汇为一编：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为女，妇有为妇；常有为常，变有为变。所叙虽近琐细，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
第二十三回，作者借林之洋之口评介《镜花缘》“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
洪棣元序亦赞《镜花缘》“正人心，端风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所言非虚。
李汝珍对清言议论、发明道理，亦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作品中借题发挥，议论褒贬，或为明理而编织故事，以表现其道德观念、社会评价，所在多有。
点石斋刊本《镜花缘》
海外异国之博物，在《山海经》等书中，大抵为一种介绍性文字；到了《镜花缘》内，常常成为作者申发议论见解的由头或载体。如以奇兽果然表彰忠义，以人鱼表彰知恩图报，以君子国表彰好让不争，以大人国表彰向善之心，以不孝鸟谴责不孝之近于禽兽，以无肠国抨击吝啬刻薄的富人，以毛民国讽刺鄙吝之人，以长人国讽刺目空一切之人，以长臂国讽刺伸手过长之人，以翼民国讽刺爱戴高帽之人，以小人国抨击诡诈之人，以狗头民讥讽贪图口福的酒囊饭袋，以白民国讽刺徒有其表之人，以淑士国嘲笑穷酸迂腐等等。
《镜花缘》第七十一回，有蔬庵（许祥龄）回评曰：“清言以晋人为最，恐输这般女学士。”该回中，由唐闺臣说及小蓬莱对联“薄命谁言座上无”引发，师兰言有长篇议论，阐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人生道理，虽然攀古吊今，引经据典，然议论风发，清言娓娓，鲁迅评《镜花缘》有云：“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2](p223)即此类文字。
其四，淡化情节。
在相关文章中，我曾论及：“与《红楼梦》的称颂女子才情有异，《镜花缘》刻意渲染着‘百花仙女’的博学；与《红楼梦》的写才情服务于性格刻画有别，《镜花缘》中对‘女学人们’作为个体的自身性格与命运，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7]
《镜花缘公案辨疑》
李汝珍的《镜花缘》与传统章回小说不同，有意淡化甚至解构故事情节，以凸显他的博闻与见解。
有学者指出，《镜花缘》“全书错用的后起典故，触眼碍手，弥望皆是”[1]。认为作品叙写武则天一朝故事，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该朝以后的故实。这当然不是作者无知，而与他的创作宗旨直接相关。
事实上，即在行文中，作者也常以此嘲谑，或者有意点醒读者，此为后代的事情。如第四回，武则天说：“我以妇人而登大宝，自古能有几人？将来真可上得《无双谱》的。”明明点示《无双谱》为后来之书；
第八回，叙唐敖考中探花又被降为秀才，林之洋说：“俺闻前朝并无探花，这个名号，是太后新近取的。据俺看来，太后特将妹夫中个探花，必因当年百花齐放一事，派你去探甚花消息哩。”所谓的探花消息，正是唐代探花的本意；
第七十二回，众才女论书法，彩云谈《千字文》、《灵飞经》、《多宝塔》，紫芝道：“我还要请问彩云姐姐：方才所说褚府《千字文》，钟府《灵飞经》，那都是人听共知的，不必说了；至于颜府这《多宝塔》，不知是谁的大笔？妹子却未见过。”彩云笑道：“妹妹莫忙，再迟几十年，少不得就要出世。”这里明明说出《多宝塔》尚未出世；
《镜花缘演义》
第八十四回，玉芝道：“我今日要学李太白斗酒百篇了。”掌红珠道：“这位李太白不知何时人，向来却未听见过。”玉芝道：“难道‘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句也未听过么？”吕尧蓂道：“这玉芝妹妹只怕要疯了，他的话越说越教人不解。”这也明白说出李白为后世之人；
第九十四回，阴若花飞出酒令，说了《礼记》中的一句，玉芝道，此书人已用过，罚酒一杯，待取单子来看，见有人用过《中庸》，题花道：“如今看着虽算重了一部，安知后世不将《中庸》另分一部哩。”
这也分明指出，《中庸》是后人所称书名。这类内容的存在，对于传统章回所追求的故事情节曲折连贯性与真实感，无疑有着解构的意义。
在《镜花缘》中，人物成为炫耀博学多闻的载体，故事情节近乎成为连缀知识与道理的工具。
全书除了前六回的引子，正文九十四回书中，相对有较多故事情节的，也仅第七、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七、五十九、六十二、六十六、六十九、九十四等十五回左右。
《镜花缘研究》第二辑
若将书中有关异国异物、考据、笑话、灯谜、酒令、医方、斗百草、六壬课、诗赋、清谈、琴棋杂艺等内容加以辑录整理，则是一部可观的“镜花缘笔记”。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所说：“《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9](p11)，所论甚确。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章回小说对于《镜花缘》的影响，主要是分章叙写的形式，以及艺术构思上的启迪；而文言笔记，不仅是作者创作所取资的素材，也是其展示博学多闻，记录思想见解的具体手段。
就文体特性而言，《镜花缘》可谓章回其体，笔记其性；套用纪晓岚的话说，《镜花缘》是章回小说中的“著书者之笔”，是一部学者的小说。这正是李汝珍吸取中国稗官文化营养，对于说部的新的改造。
《镜花缘研究论文选》
在现代学者的批评视野中，对于《镜花缘》的这种新变，大抵持否定意见。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2](p220-223)。
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镜花缘〉肤说》一文，虽然也认为“若就《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后的退潮期的小说作比较，《镜花缘》毕竟并不逊色”，“李汝珍真正是为了‘见才学’而别创了一格”，“在这个意义上，兴许可说是一点创新”，但他的基本观点是：“若以小说艺术论，《镜花缘》不能算是成功之作，拼凑，支离破碎，也没有提供多少从生活发掘出来的新东西。这不能纯然归咎于作者李妆珍的才能上的缺陷，更多地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分野之一的小说艺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再有多少腾挪馀地”[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镜花缘》等才学小说“多沾染了汉学风气，以炫鬻才学为能事，内容芜杂，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小说的文学特性。”[8]（第四卷p336）
然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时代的读者，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认识。许乔林《镜花缘序》说：“是书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且津逮渊富，足裨见闻。”
《李汝珍师友年谱》
谢叶梅《自序释文》中说：“其中忠孝节义、诗赋品艺、闺阁风流，咸归于正，翻阅之下，令人起敬起爱，实传奇之大观也。”
孙吉昌《镜花缘题词一百韵》中说：“此编二十卷，一览无参差。不拾人唾馀，亹亹抽秘思。独开真面目，逼肖古须眉。兼令愿见者，如针之引磁。……古今小说家，应无过于斯；谓之集大成，此语不我欺。传抄纸已贵，今既付劂剞；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许祥龄《镜花缘题词》说：“布散万花天女手，空明孤月道人心。无弦琴响能成曲，集腋裘完不用针。毕竟聪明似冰雪，红炉点遍总难寻。”
芥子园重刻《镜花缘绣像》第八十八回履平眉批说：“□文章之异境也。可以当天人图，可以当神仙传，可以当花卉考，可以当草木状，可以当诸家小说，可以当元人传奇。盖其□□排言不□一源，渲染铺陈都非一熊，自登高能赋以来，殆未有如是之宏变俶诡者也。”不约而同地赞叹有加。
再看《镜花缘》的刻印传播。据李兆翱致许桂林信札，嘉庆二十三年（1818），李汝珍赴苏州刊刻《镜花缘》始成，江宁已出现书坊“翻板”[](p27)，可见书贾对该书的市场期待。
近文堂刊本《镜花缘》
事实上，《镜花缘》刻印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刻本甚众，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苏州刊本、道光元年（1821）“梅修居士石华”序本、道光八年（1828）芥子园本、道光十二年、二十一年芥子园重刊本，以及集成堂藏板本、右文堂藏板本、厚德堂藏板本、英德堂藏板本、同文堂刊本、佛山连元阁刊本、佛山近文堂刊本、维经堂藏板本、文富堂刊本、翠筠山房刊本、扫叶山房藏板本、金鉴堂刊本、怀德堂刊本、文英堂刊本、善成堂刊本等[](p182-183)。
此等频繁刊刻翻印的情况，在古代小说作品中，属于不多的例子。
同样的对象，古今认识为什么会如此悬殊？主要是小说观念的不同所致。李汝珍及其同时代读者所持有的，为中国古代一脉传承的古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 概念，始见于东汉初年桓谭的《新论》。其云：“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继之，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进一步解释，文如上引。桓谭、班固关于小说的界定，影响深远。
此后，论小说者代不乏人，然基本观点却无本质变化。如唐人刘知幾《史通·杂书》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闲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
其类别小说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
连环画《女儿国招亲》
至清代乾隆时期，举全国之力纂《四库全书》，其《子部》列“小说家”，小序中云：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
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
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镜花缘》
其所认定小说类型，包括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其所认可的小说功能，有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诸项，与前代相比，亦没有实质的区别。
李汝珍自称其“读了些四库奇书”。《四库全书》所收的“小说”作品，杂事类有《西京杂记》等约88种；异闻类有《山海经》等约37种；琐语类有《燕丹子》等约101种。
对照古代关于小说之义界，验之以《四库全书》中所收录“小说”作品，即使就具体内容而言，《镜花缘》也何尝越出了古小说之畛域。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镜花缘》
综上所述，李汝珍自称其《镜花缘》“花样全翻旧稗官”，并非大言欺世；他的创造，即以笔记来改造章回，融摄章回之形式与笔记之体性，形成了章回体的“著书者之笔”。
人们说，《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我们不妨讲，《镜花缘》是学者的小说。衡量《镜花缘》的新变合理与否，其标准绝不是现代人所持的现代小说观念，应该是以古代小说文化的视域，将其放置在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如此方能够对其有更客观、合理的阐释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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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镜花缘肤说[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 傅隆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讲话[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4] 陈文新．镜花缘——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J].《明清小说研究》1999（2）．
[5] 袁世硕．镜花缘与山海经．东岳论丛[J]，2004（3）．
[6]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冯保善．相同的题材，别样的书写——论镜花缘与红楼梦不同的女性审美与塑造[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 孙佳讯．镜花缘公案辨疑[M]．济南：齐鲁书社，1984．
[10]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