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学习是能够使人愉悦的
孔子是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对中国现代教育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只要看看当下中国不断升温的“国学热”,以及争相出版的各种《论语》普及读物就不难明白。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当然,古往今来,人们对孔子的认识并不一致,对其教育思想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不乏截然对立的意见。奇怪的是,各种意见的依据竟然都来自同一本书——《论语》。
《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撰,记载了孔子教育其弟子的主要教学活动和教育思想,弟子们亲见亲闻,自然亲切可信。
为什么依据相同的记载,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固然与个人的身份立场、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思想方法等有关,但也不能忽视文献理解误差所造成的认识混乱。
冯友兰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提出过“照着讲”、“接着讲”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只有先“照着讲”,即照着原始文献讲清其真实意涵,才有可能再“接着讲”,即讲清这一文献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这里,我们以《论语》首章为例,先厘清其真实意涵,再探讨其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朱熹集注《论语》
《论语》首章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
对于此章的重要性,前人有深刻的认识。如宋人郑汝谐(1126—1205)便说:“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2]
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编辑《论语》时,虽不能说有缜密的计划和严谨的编排,但以《学而》作为开篇肯定不会是随意安排的,首章也肯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说它是“孔门入道之要”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说详下)。
然而,对于此章内涵的理解,各家却多有不同,需要我们细心辨析。
先来看看对首章第一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理解。
魏人王肃(195—256)解释此节云:“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悦)怿。”
清光绪三十年贵池刘氏玉海棠景宋刊本《论语注疏解经》
宋人邢昺(932—101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学者而能以时诵习其经业,使无废落,不亦说(悦)怿乎?”[3]
最权威、最有影响的解释是朱熹(1130—1200)的《论语集注》,明清人视其为圭臬。
朱熹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悦),其进自不能已矣。”[4]
朱熹通过训诂“学”“习”“说”三字以疏通句意,继承了前贤的言说立场,在学理上也是有依据的。
例如“学”,《说文》云:“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学,篆文斅省。”[5]学训觉悟,乃使学生觉悟之意,所以从教尚矇。《白虎通·辟雍篇》云:“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6]与《说文》释义同,都是从教者的角度来解释“学”。
朱熹墓
朱熹释“学”为“效”,以为“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则是从学者的角度立说,与王肃、邢昺同。不过,此说也仍然以觉悟为基础,如无觉悟,自亦不会仿效。
朱熹这样释“学”,显然与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关,他认为“学”的主体是学者,即后觉者,所以“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悦)”。
朱熹的这一解释为明清以来多数学者所接受,一直影响到当下。如今人杨伯峻将此句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7]李泽厚译为:“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8]都将“学”理解为后觉者仿效先觉者的活动,甚至将其理解为学习书本知识,这从杨、李的译文中是不难体会得到的。
其实,这样的认识也来自于朱熹。朱熹在《答张敬夫》信中谈到此“学”时说:“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9]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子像
与“辞章”“训诂”相对待的“儒者之学”,在宋人那里其实是指儒家经典,具体来说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因此,近人程树德(1877—1944)认为:“朱子注学训效者,统解‘学’字于第一‘学’字之中……其引程子说‘学’为读书,‘时习’为既读而时思绎,则此章之正解。”[10]
必须指出,王肃、邢昺、朱熹等人对此章“学”的理解虽符合一般人的认知,但却并不符合《论语》的原生语境。因为就在《论语》的《学而篇》中,孔子及其弟子并不是这样论“学”的。
例如,“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这里的“好学”指一种为孔子所赞成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并不指喜爱“读书”。
再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2]子夏所认可的“学”也不是指阅读书籍文献,而是指一种他以为好的德行与操守。
毛奇龄画像
清人毛奇龄(1623—1716)看出了朱熹训“学”为“效”的破绽,指出:“‘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此开卷一‘学’字,自实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则训实作虚,既失诂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时习?又且从来字学并无此训,即有时通‘效’作‘傚’,亦是虚字。善可效,恶亦可效。《左传》‘尤人而效之’,万一效人尤,而亦习之乎?错矣!学者,道术之总名。贾谊《新书》引逸《礼》云:‘小学业小道,大学业大道。’以学道言,则大学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也。以学术言,则学正崇四术,凡春秋礼、乐,冬夏诗、书,皆是也。此则学也。”[13]
毛氏以为,《论语》首章的“学”是实字而非虚字,所谓实字即今人所说名词,虚字即今人所说动词、形容词。
《四书改错》
在毛氏看来,“学”应指某一名物,不能释为动词“效”。“学者,道术之总名”,从“道”的角度说,此“学”是指“大学之道”;从“术”的角度说,此“学”也可理解为“诗、书、礼、乐”,而无论是“大学之道”,还是“诗、书、礼、乐”,“学”都是指称具体事物,是实字,即名词或名词性词组。
应该说,毛奇龄的解释优于朱熹等人的解释,可以接受,只是需要略作补充。
此章之“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西周学校的“大学之道”,而是指孔子阐释并竭力提倡的“圣人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孔子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4]“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5]“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6]
孔子就是以这些圣人为榜样,通过学习他们的思想、继承他们的精神而成就自己的。他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7],应该理解为有志于学圣人之道。
冯远绘《孔子授徒》
如果将“志于学”理解为有志于读书,那是不能切合孔子的实际的,孔子何尝十五岁才有志于读书呢?
卫国大夫公孙朝曾问孔子弟子子贡,他老师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8]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问并非完全通过书本得来,而是通过文化传播的一切媒介,尤其是通过圣人行事之迹和有关传说所体现的圣人之道学来,包括那些健在的贤者。
所以,孔门之学将圣人之道作为学的核心,应该主要不是指读书或诵习,而是指对圣人之道的身体力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学圣人之道,了解圣人的行事之迹和有关传说,并不排斥文献学习,反而可以通过文献作为入门的向导。
康有为草书论语扇面
毛奇龄所说从学术角度可将“学”理解为学习诗、书、礼、乐,即是此意,但其核心仍然是这些典籍所记载的圣人之道,并非指认识文献中的那些字句和学习其中的知识。
朱熹释“学”为“效”,程颐解为读书,从学术角度自有其道理,但没有突出学圣人之道这一核心内涵,“学”就容易被泛化,甚至被异化。这也是毛氏批评朱熹的主要原因。
理解了“学”的内涵,“时习”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程颐(1033—1107)将“时习”理解为“既读而时思绎”,朱熹理解为“既学而又时时习之”,都未能完全揭示此句真谛。
宋人郑汝谐认为:“古人之学必有入处而用力焉,是之谓习。颜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习也。习曰时习,非曰无时不习也,当其可之谓时也。”[19]
清人阮元也说:“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语,实即孔子生平学行之始末也。故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马融《注》专以习为诵习,失之。”[20]
明刻本《论语》
因孔门之学乃道术之总名,学兼知行,将“习”理解为“诵习”或“思绎”是偏颇的,只有再加上具有实践意义的“行”,就更符合孔子关于学圣人之道需要身体力行的思想和理念。
因此,“时习”就不仅是时时温习或思考,而更重要的是“当其可”即在恰当的时间地点、在正好需要的时候去身体力行,用实践来检验所学圣人之道的效果,做到学用一致。这样的学习自然能够让所学者得到喜悦,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
南朝皇侃(488—545)在疏解“时习”时说:“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捍格,幼则迷昏。故《学记》云‘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是也。既必须时,故《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并是就身中为时也。二就年中为时者,夫学随时气,则受业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是也。春夏是阳,阳体轻清,诗、乐是声,声亦轻清,轻清时学轻清之业,则为易入也。秋冬是阴,阴体重浊,书、礼是事,事亦重浊,重浊时学重浊之业,亦易入也。三就日中为时者,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故《学记》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而犹因仍也,时是日中之时也,习是修故之称也,言人不学则己,既学必因仍而修习,日夜无替也。”[21]
《论语义疏》
皇疏对“时”的解释富于启发性,其分疏身中、年中、日中之时颇便于理解,但其结论以为“学而时习之”之“时”是“日中之时”,则未免拘束,掩盖了“时习”的精髓。
并且,皇疏是以传说中的周代学校教育来推论的,殊不知周代学校所教“礼、乐、射、御、书、数”是旧六艺,而孔子所教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新六艺,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皇疏的身中、年中、日中之时的分析仍然启发我们思考,孔子所云“时习”应该包含了时间、空间、环境、条件、主体、客体等各方面因素。
年画孔子
例如,孔子所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2];“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3];“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4];“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5];“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26];“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7],等等,都可以作为孔子所云“时习”的证据。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28],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学而时习之”之“时”与“圣之时者”之“时”一样,并不仅仅指身中、年中、日中之时,却又包含了身中、年中、日中之时,它所强调的是因势利导、身体力行、适时而为。郑汝谐所谓“当其可之谓时”,这样理解“时”与孔子的真实语境庶几近之。
王德恭书《论语》句
这样的“时习”,也具有可操作性,且明显可以见到效果,自然是能够让学习者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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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7页。
[2]郑汝谐:《论语原意》卷一,《四库全书》本。
[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7页。
[4]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新编诸子集成”《四书集注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第47页。
[5]许慎:《说文解字》卷三下《教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69页。
[6]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4页。
[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第1页。
[8]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
[9] 朱熹:《答张敬夫》,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学文献大系》第五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年,第40页。
[10]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一《学而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页。
[1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1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13] 毛奇龄著;胡春丽审校:《四书改错》卷十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7页。
[1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1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1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1页。
[1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
[18]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九《子张》,《十三经注疏》本,第2532页。
[19] 郑汝谐:《论语原意》卷一,《四库全书》本。
[20]阮元:《揅经室集》卷二《论语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9-50页。
[21]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一《学而第一》,《知不足斋丛书》本,第2页。
[2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2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2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十三经注疏》本,第2507页。
[2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2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本,第2510页。
[2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二《颜渊》,《十三经注疏》本,第2502页。
[28]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上《万章章句下》,《十三经注疏》本,第2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