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霍布斯鲍姆 ‖ 工人运动的世纪
【编者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住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难，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
非常凑巧，从19世纪向20世纪的转折（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死板地拘泥于年代数据），对于这两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我想起两个年代数据：1893-94年，英国政府第一次出版了一份劳动统计摘要;1896年，比利时政府的有关部门第一次公布了关于劳动普查的数据。也就是说，在19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和这个几乎站稳脚跟的工人运动打交道。1894年，英国首相洛德？罗斯伯里第一次在企业与工人之间的一场劳资斗争中充当调解人。5年以后，法国总理瓦尔德克？鲁索接受了施耐德？克勒索工厂罢工工人的请求。就在同一年，1899年，法国政府向前迈进一步，在深刻的危机中寻求依靠工人运动的政党，主要是社会党的支持，任命了一位社会党人，40岁的亚历山大？米勒兰为商业部长。在这个时候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可以确认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失败，由于革命、胜利的总罢工，或者一个毫不妥协的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胜利，他们可以组成政府，或者参与政府的工作。这场危机，1900年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危机，开辟了本文所说的“工人运动的世纪”。但是，这场工人运动当时几乎完全局限于欧洲以及欧洲流亡者的国家。
米勒兰危机迫使新的工人政党第一次——但是，很遗憾，不是最后一次——研究它们与这个作为自己活动的外围条件的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很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同一年——按现在算，几乎是在100年以前，即1899年秋天，爱德华？伯恩施坦发表了他的修正主义宣言——《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他的命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辩论。我们今天又处于一个类似的历史时刻，但是，不是在前个世纪末工人运动乐观主义的前景预兆下，而是在今天悲观主义的前景展示下。这种形势可以使我回想起，在同一年，也是第一次，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危机》（马萨里克），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魏森格鲁恩，1899年）的书籍出版问世。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米勒兰危机，也是修正主义辩论的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发生资本主义的总崩溃，当时就像今天一样，人们再也不会相信将直接面临资本主义的终结，至少在所谓“发达世界”是这样。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工人运动怎么办？
或者换个说法：是否存在一条与革命完全不同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米勒兰事件和伯恩施坦事件是令人愤慨的，因为他们以令人无法回避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伯恩施坦甚至把它表述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修正，所以遭到所有方面的愤怒拒绝。表面上这是一个个别的政治事件，并没有涉及到理论。第二国际很谨慎地处理米勒兰丑闻，提出一种妥协的解决方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实践中还是允许的。而在修正主义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与在资本主义内部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实际相适应，与此同时，他们无条件地拒绝了伯恩施坦对于改良主义的理论论证。从1900年起，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际上处于和平共栖共存状态，而不是处于战争状态。
我有意识地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不是简单地说工人运动，因为修正主义危机是一场社会主义危机，不是工人运动的危机。ＩＴＨ（工人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历史学家国际大会）把会议开幕式的大会辩论和这本论文集的标题都确定为《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这是错误的。工人运动并不是什么“方案”，而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逻辑上必然产生的、实践中无法避免的特征。社会主义才是一种“方案”。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要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意图和尝试。虽然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们在所有存在工人阶级的社会里都会发现工人运动，除了由于强制和恐怖镇压使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地方以外。在美国历史上，工人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与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100年来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除此以外，对于民主党，它始终扮演了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就是在英国，在工党以前还有一个与自由党相联系的工人运动。这个运动后来与自由主义者完全分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分手是不可避免的。使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感到十分吃惊的是，20世纪40年代，在阿根廷发展起一个政治上独立、激进的大规模群众性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对于一位具有煽动性的领导人的忠诚而进行动员工作，这就是庇隆主义。是的，不仅有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反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有具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它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我们回想起，在25年前，使天主教徒进入北爱尔兰政府的计划，由于新教工人的一场总罢工而被阻止。
我当然不是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政党之间漫长的历史联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事件。我只是想强调，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除此之外，在历史上还有很多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异教徒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些都不与什么阶级基础相联系。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从考茨基到列宁都声称，社会主义不能自发地从工人运动中产生，而是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这是夸张。我相信，至少自从革命时代以来——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一种从根本上推翻现存制度、建立一个与今天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的可能性，在受到这些革命冲击的地区，已经变成了所有阶级的人们的经验财富。为改善工人生活劳动条件而进行的集体斗争开辟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对于穷人来说，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亦即一个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甚至主张建立一个在共同体基础之上，而不是竞争基础之上的社会。这个运动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就是这个新社会特殊的名称和内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从事政治活动的阶级政党以及它们纲领的理论概念。工会或者其它的企业组织、互助会与合作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无产者的生活经验中自发地产生的，而政党就不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贡献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认，作为阶级的工人组织按照逻辑必须体现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只能在自由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国家的条件下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广阔视野的认识，不仅对于工人运动是如此（如果国家不向企业主施加政治压力，这个运动是无法广泛开展起来的），而且对于现代政治结构来说也是如此。这样一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在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100年前在第二国际中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地上台执政。另一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强制性的理由说明，工人阶级（还有工人运动）绝对不能在资本主义中生存，所以它必然是革命的;或者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人也是这样。他们加入工人运动，在其中研究这个运动，因为他们想做真正的革命者。今天我们知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事情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我们还知道，革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并不像研究阶级结构那么简单。工人运动的左翼历史学家、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希望弄清楚，为什么多数工人政党大都坚决地拒绝扮演它们的革命角色。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它的原因，一场革命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外部，恐怕都有一些革命者，而工人运动的成员，只有少数例外是革命的，与此同时，他们的政党还是以社会主义命名。
20世纪初，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开始与一个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资本主义和平共栖共存，不再进行对抗。他们不再期待资本主义的总崩溃，不再期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宪法的总崩溃，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典型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与帝国主义的世界结构似乎没有遇到什么威胁，也就是说，发达的资产阶级世界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上的优势以及落后世界的依附性基本形成。是的，在多数落后国家，革命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很清楚，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够向前迈进。对于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但是，布尔什维克要人们相信，未来的革命必须首先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进行，由此才能为继续前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历史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全面打破了这个预言。从1914年至40年代末这个“灾难性时期”可以用如下词汇形容：战争、总崩溃、革命，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于旧世界来说，一切都发生了倾斜，受到人们的怀疑。世界大战导致了革命，导致了殖民帝国的总崩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法制国家软化了它们的政治统治，这些都是在1914年以前人们几乎无法设想的，就像无法设想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一样。自由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本身似乎在30年代危机中已经全面崩溃，它又怎么能够大难不死地活下来，特别是在一种废除民主和工人运动的形式下，也就是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制度下存活？（目前还没有人设想把专政和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莫斯科以外的人们把斯大林苏联的简单经济看作是比西方经济更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这些都只能用大危机来解释。一直到60年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人们可以对于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潜力抱怀疑态度，但是没有人能够轻视苏联的世界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沙皇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对于新近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苏联，以及由于苏联，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与它和平共栖共存，在灾难时期似乎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革命地建设一个新社会，而不是通过改良缓慢地向前推进，这已经成为无法拖延的目标。英国费边社的领导人韦伯夫妇（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当年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30年代宣布要告别改良主义，以至成为苏联的赞扬者。
但是，就连上帝也没有料想到，在1918年以后和30年代，资本主义在它的主要国家既没有全面崩溃，也没有爆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始终局限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国家，把革命从莫斯科扩展到柏林的希望始终没能实现。所以，改良主义和平共栖共存的基础依旧保留下来。俄国革命和一场共产主义世界大变革的幽灵使得这种改良主义的和平共处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主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1915年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彼此明确划清界限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暂时还没有出现经济繁荣，这种繁荣是促使工人运动进行必要妥协让步的手段。除此之外，在这些国家，即使在最糟糕的危机期间，多数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在3个国家合法的共产党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但是，在那里，直到合法性终结，共产党的力量始终比社会民主党弱小。这就是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在芬兰，共产党曾经是合法的，后来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别的地方（比利时、挪威、瑞典）共产党最多只占6%的比例，而且被迫流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和平共栖共存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对工人运动有意识地进行整合的政策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1973年）的经济奇迹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现在，这种进军是在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不能。
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里，革命的工人运动模式陷于失败，在灾难时期结束以后，这完全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1959年）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人们非常平静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在实践中——在所谓的“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了，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栖共存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那么，谁还需要社会主义？所以，修正主义政党尽管放弃了社会主义，但仍在工人运动中继续拥有很深的基础，首先是拥有它的基本选民队伍，使它能够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活动。工人政党在实践中背离自己的阶级，那是后来的事情。直至70年代末，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工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它始终要求一支非常庞大的工业工人队伍，这支队伍在居民中所占比例，还有它的选民数目，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在70年代，在资本主义的欧洲，无产阶级无论在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数目，都比19世纪最后几十年多。新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群众政党就像突然凭空变出来的一样。但是，要强调的是，工人政党（即使加上反对改良主义的左派）最多也只能获得一半的选票，这种情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持续到70年代，即它们陷入危机以前。
如果我们抛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不算，那么直到70年代新的危机时期以前，对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可以做出如下概括：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民主化进程中，统治阶级的政策就已经转换到社会改良主义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法西斯国家加快了这一发展进程，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口号下，这个改革也在系统地贯彻实行。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进程中，早在1914年以前，温和的工人运动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德国，由于它的特殊道路，始终是一种例外）。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把工人运动整合纳入正常的政治运作过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工人运动及其政党与它们的民族国家开始认同。在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这就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力量，也就是工会运动的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跃增长，简直是无法阻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继续增长，除了法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工会组织始终比较弱小，而且很不稳定外，在其余工业国家，到70年代，工会力量发展到最大极限。工人政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国家体制内的一支力量。这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开始被吸收进入政府内阁，不久以后，它们已经能够自己组织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可以无需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单独组阁执政。这种发展在70年代达到它的顶峰，然后就是危机。
在工人运动中革命者的作用是什么？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没有爆发革命，既没有推翻资本主义，也没有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人们需要革命者，就是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要依靠他们在企业中进行阶级斗争，向民族国家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在工会很强大的地方，革命积极分子都是很活跃的。在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员是少数，但是在工人运动中却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还不算他们的政党。在英国，在70年代，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达到了顶峰，而它在政治上已经生命垂危。在专政制度下，如法西斯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党员始终起了领导作用，在向民主制度的转变中起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很快他们就被排挤到了边缘。在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众性政党，但是却系统地模仿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在法国，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与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直线下跌。
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情况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胜利地进行列宁主义革命的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区别开来。简单地说，共产党人部分地依靠无产阶级，而且肯定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取得了胜利。由于工业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但是，却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政党的工人组织。在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有一个工人历史，还有一个工人斗争史，但是直至团结工会以前，没有一个工人运动史。
在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工人运动是从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开始起步的。第二国际几乎没有在第三世界开展工作，社会民主党人讳言的伯恩施坦政策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由于历史原因在古老的欧洲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现象，那就是具有蛊惑力量的国家首脑完全有意识地鼓励工人运动去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老精英，例如在阿根廷和巴西。而且除了一些例外行业——矿山、能源、纺织、运输和港口劳动，在7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真正实现工业化以前，几乎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此后，至少有两个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崛起，它们可以同100年前的欧洲运动相比较，这就是巴西的工人党和韩国的群众工会运动。这两场运动都是在80年代出现的。列宁主义对于第三世界运动的影响是很突出的，但是，仅仅在一些地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这些运动的背后，受着同样多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大多是在这样一些国家发挥作用，在那里，颠覆、革命、街头战斗、拿起枪，这些要比和平的民主政策更加为人们所熟悉。
最后我要谈到70年代以来的大转折。在这里我想到的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伯恩施坦希望的破产。改良主义大厦建立在3个基本柱石之上。第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的穷人融合为一个惟一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1914年以前是向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众进行妥协让步，只要他们还没有染上激进主义的色彩。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在第一世界工业国家，老的工人阶级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数目都在萎缩，它们失去了很多以往的阶级意识。不仅如此，工人阶层，以往是无条件地属于工人运动，现在开始转向经济自由主义政党，就像在英国的撒切尔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随着我们社会物质的丰富，它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过去的信仰，即通过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可以实现每个人生活的真正改善。
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自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的政策才能够抑制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军。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它只是对于持有股票的人感兴趣。而且情况表明，80、90年代的大规模群众性失业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来促使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义证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且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空前的经济繁荣。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才陷入危机，改良政策已经不再如此成功了。这使得许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自7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四处蔓延。对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国家的社会福利划拨不是别的，而是阻碍自由市场、阻碍最大限度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声称，最好应当废除一切普遍福利。现在正在用“自然失业率”的教条取代充分就业政策。
除此之外，还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自从70年代以来，就已经确定了这个基调。工人运动始终是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是镶嵌在国家控制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它们强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现在，工人运动，尽管它们在理论上大讲国际主义，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够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动摆脱纯粹的民族国家框架。而它们今天必须要学会国际主义。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正处在工人运动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人运动依然存在。它们存在于新近工业化的第三世界，例如巴西和韩国，而且处于上升的势头。在那里还谈不上工业工人的萎缩。在古老工业世界的富裕国家，工人运动还继续存在。第一，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大多数就业居民是依靠领取工资、薪金维持生活。他们的利益，至少作为雇员，与雇主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都要求雇员方面采取集体行动。阶级斗争，无论人们是否赋予这个词汇某种政治含义，都要继续进行。第二，存在一种社会分层，各种利益相关的社会集团，无论人们是否把它称作阶级。这些阶级与200年前、100年前的样子很不相同，所以它们起着不同的作用，从原则上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种政治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只有一部分人承认这是阶级政治。第三，工人运动将继续存在，因为国家并没有死亡。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必要性还在增长。它不能阻止全球化，但是能够对于全球化进行调控。国家或者其它的官方机关，是惟一的能够根据人们的标准，在居民中对于社会生产进行分配的机构，它可以满足人们那些无法仅仅通过市场而满足的需求。政治依旧是进行社会改革斗争的一个必要的范畴。也许在全球化的经济中，民族国家的工会将被削弱，但是，它们比以前更加重要。
世纪终结的时候，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依然存在，多数还保留原来的名称，而且在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建立政府、组阁执政，这就不是偶然的。但是，这也不是盲目乐观的理由。
在20世纪末，有两个危险威胁着工人运动：它的领导人向市场意识形态屈膝投降以及公民的非政治化。布莱尔先生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在理论上的投降。虽然我有充分的理由确认，英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在某些方面还依靠着工党的古老传统。对于运动的未来，危险还在于人们自己灰心断念。许多工人和穷人不再参加选举，因为他们对自己产生了疑问：“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干什么？”譬如在美国，在1960至1988年期间，参加总统选举的工人减少了三分之一。所以，非政治化和软弱无力的感觉是很大的危险，不仅对于工人运动是这样，对于民主制度也是这样，没有工人运动，民主也是不可能的。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张世鹏 编译。译自布鲁诺‧格罗泊等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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