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故乡的房顶上，母亲在院子纳着鞋垫。多年以后，我将会再次回忆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坐在田埂上玩着泥巴，父母在田地里默默地劳作。二十年前，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村子里稻穗摇风，夕阳穿过胡豆花，离乡的路被铺得一片金黄。当我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快认不出它的样子了。今年疫情，我在老家生活了很久，我突然感觉，外面的世界越不安定，故乡的小山村里就越宁静。满眼望去，已经没有一块土地可以种上庄稼。我最熟悉的乡亲们，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门口的矮凳子上，目中空空无神，眼前是一片陌生的果园，长满了荒草，已经无法辨认是谁家的田地了。我的堂叔对我说：“1981年家庭承包后，庄稼地从来没有这样荒过。”我知道，凡是还有一丝力气在，他都会去地里转转。几年前，新农村规划，引进龙头企业，推平了所有的田地，全部种上了柑橘树，不留一亩。后来龙头企业拿着补贴跑路了，留下满坡果苗，要死不活地戳在地里。荒草没过了果树，果树才没过地表。叔伯长辈并非不支持家乡产业的发展，而是在反反复复的轮回中，人们很难再去相信农业致富的神话：打记事起，在我出生的山村里，镇上吩咐农民种满了桑树，后来桑蚕产业没有了发展，老百姓又只好把红薯地里的桑树全部刨了。过了几年，镇上来了新领导，领导让大家积极种药材，所有人又把庄稼地里载满了中药材。最后收药材的企业跑路了，老百姓又把药材挖了，抓紧赶上那一年的秋种。再后来，县上领导过来调研，宣传说要发展经济作物，给每家每户发放了梨树苗，家家户户种了五年梨，领导换了一届，产业不知所踪。我家最终也只吃上过一颗梨，大如乒乓。几年后，全村的旱地都被承包给了猕猴桃果园，庄稼地里栽满了水泥桩，果园的主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一个农民10年收租大约1500元。我们正处于一个农耕时代的转折点，五千年的传统农耕，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沉沉浮浮，都是农民们如山峦般前进起伏的肩膀，他们挑起了一个时代。我的家乡是四川极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地无三尺平，尚且没有逃脱农业乱象的命运，其他地区更是如此。我们相信了很多农业产业化的神话，曾一度以美国大农场主模式的现代化农业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不论国情，不顾现实，集体效仿。从产业化到现代化，从规模化到集约化，从休闲观光农业，到特色农业小镇，我们一路投石问路。大多数指导农业的领导们并非深谙三农，他们要的只是任期政绩，而这些无论对错的政策，总需要人们去践行他们的宏大理想。可最终受苦的人永远是最底层的农民百姓。六年前，赵天勇辞掉大城市里调色工程师的职位，回到家乡南部县的小山村里，做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农场。每年10月，小赵都会分享他的小丑柚。柚子来自于不远的松狮村，这是一片废弃了的柚子林，8年前，政企合作，租下全村几十户农户的土地，种下了红心柚。可是还没有等到柚子树第一年开花，柚子林已经人去园空，留下300亩的果园无人照管。
这是中国许多地方的农业现状，随着农药化肥的投入，传统主粮作物的质量越来越低，单价越来越低，但是产量却越来越高。201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从2015年的178444万亩，下降到174095万亩，短短五年时间，播种面积减少了4349万亩，减幅达到2.44%；但是粮食总产量却从2015年的13212亿斤，增产至13277亿斤，增产了65亿斤。
我们以870万亩/年的速度在撂荒土地，继续耕种的土地很多又被腾挪出来种了经济作物。人们总是热衷于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例如，2019年，贵州省农业厅发布的《2019年种植业工作要点》中，贵州全省的粮经作物种植比例已经调整为33:67，至此，传统的主粮种植业，已不到三分之一。在种植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人们齐刷刷地视水果为振兴农业的救命稻草，于是纷纷诞生出了“蜜桃村庄”、“猕猴桃之乡”、“草莓小镇”、“葡萄大县”、“香梨之市”、“柑橘强省”……而往往能做大做强的，也仅仅只是一两家靠政策扶持的企业，大部分农民依然随波逐流地重复着低产而艰苦的劳作。而当农业的先进旧梦破碎的时候，压在最下面无法逃脱的，依然是农民。
▲2018年在广西考察沃柑，致富的永远是极少数
11月初，我去了一趟陕西礼泉县，关中平原，秦川大地，2000多年的郑国渠滋润着这个“帝国粮仓”。曾经，礼泉县是中国苹果第一大县，全县最廉价的产品，可能就是苹果了。位于礼泉县骏马镇的沃野青青农场，由几个返乡大学生创立。当我与创始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如今的当地果农生存有多困难。化学农药下的中国普通果农，毫无市场抵抗力，也缺少专业的技术指导，他们接触到的最多的农技人员，就是那些农资销售员。近几年，苹果的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低，要保障基本生存，毫无定价权的果农，只得投入更多的农药化肥，增加水果产量。于是，老百姓开始陷入一个怪圈，投入品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品质却越来越低。靠农化维系起来的果园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渐接近为零。沃野青青的陈星说，去年有一户农民要外出打工，把果园免费交给另一农户打理，农户投入了大量农药化肥，开春后遇了倒春寒，果园全部绝收。被托管方找托管方讨要化肥钱，两户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大打出手。几年前，礼泉县果农们有人开始砍掉苹果树了，种上了桃子。等桃子成熟后，才发现碗口大的桃子根本毫无味道，果农们集体被卖桃苗的商人骗了，这样的桃子根本卖不出去。桃子们还没有来得及成为礼泉的新名片，果农们又苗木商人吹上了天的阳光玫瑰葡萄所吸引，于是又纷纷开始种起了阳光玫瑰。而事实上，三年前市场价可以卖到30元一斤的阳光玫瑰，今年市场价已经跌至10元以下了。可是水果的挂果期往往都在三年以上啊。在广大农村，农资店的老板，充当着“农技员”、“销售员”、“厂方代表”、“专家”、“顾问”……等多重身份。果苗常在新品上市，农药每年推陈出新，化肥总是最新科研，一年又一年，换了数十种农药、十余种肥料，可是，我们的害虫还是只有那几种啊，土壤中缺失的肥源也不过四五类啊，为什么我们种了4000多年的土地，却连一个果园也种不好？
▲11月初，沃野青青农场
早在10月份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返乡青年吴龙龙也深有体会。2016年，吴龙龙从北京回到甘肃老家，乡村里已经没有了年轻人。村民们开始陆续挖掉了种了好几年的苹果树，上面开始打造“道地甘肃·中国药乡”，人们开始种起了中药材，果农变药农。吴龙龙说：“一个普通的苹果园，一年会喷洒12-13次农药，施5-6次化肥，一亩地农资投入普遍在3000元以上。”庆阳多降水，果期常遇冰雹，冰雹不但影响产量，而且就算果子最后顽强留了下来，一斤苹果最低也会降价1元多，每亩地除去农资费用后，净亏损1000-2000元。在这样的经济账单的催促下，果农们砍掉苹果树，实为人之常情。当农民们开始跟风的时候，而不是踏实提高农业品质的时候，无论哪一种农业形态，都是奔走在悬崖的边缘。问题可能会出在每一个环节，作为消费者，我们首先需要反求诸己。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水果吗？我们能吃完吗？是否因为价格越低，就越不懂珍惜？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一直在缩小，我们用了各种手段，努力在保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自1978年以来，我国水果种植面积飞速增长，据统计，2018年，我国果园面积达到11874.93千公顷，并且，每年以超过6%的平均速度飞速增长。如今，我国水果种植面积合约2亿亩，年产量1.8亿吨，是建国初期的近20倍和73倍。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规模，双双居全世界第一。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水果总量占全球比重为31.1%，其中瓜、桃、梨、草莓产量占比均达到60%以上，分别为64.1%、67.8%、70.9%和72.3%。就在2017年，我国都还是一个水果净进口国。
土地是真诚的，农业是客观的，它们并不受主观意识的激进而改变。
当我们站在高位开始规划特色农业的时候，当我们以为很懂三农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时候，当我们一厢情愿地做着小山村的全球化美梦的时候，淳朴而善良的农民们总是无辜的。2017年，湖南大象腿品牌管理的蔡汉平，写过一篇传遍网络的博文：中国农业，死于政策。我们已经无力辩论美国规模农业是否真适合我们，还是传统小农用养结合才是我们归宿，只是希望我们在做农业顶层设计的时候，请结合基层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个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转折点上，当我们有能力站在高处指点山河时，请看看那一双双淳朴又愚昧、善良又顺从的眼睛，他们是逆来顺受的刀子，藏在岁月流过的人群中，偶尔明晃晃，偶尔隐约约，可是，历史的教训永远如伤疤一样，链接着两个时代之间的缝隙。
[1]张放. 2017年我国苹果、梨、葡萄和桃进出口统计分析[J]. 中国果业信息,2018
[2]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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