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达,高居天官,为山水画家三董之一,不过,他的影响最小
《画人传》~第341篇
董邦达,高居天官,为山水画家三董之一,不过,他的影响最小!
文/卢秀辉
董邦达(1696-1769),字孚存、争存,号东山、非闻,浙江富阳人。
董邦达的祖父是乡间行医的郎中,父亲是农民,家庭贫困,一家人常以麦皮、米糠充饥。即便如此,祖父把耕读放在第一位。董邦达五、六岁时,就跟祖父读书习字,七岁入私塾读书,到十一岁就能写出通顺的文章。那时,连年天灾,虽有祖父行医,但人民无以为生,何来钱请医,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董邦达被迫退学,帮父亲种田。但他还是利用农闲时间刻苦读书,他知道,改变家庭的命运只有读书,另无他途。
董邦达到了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秀才。不久,又补为禀贡生,得到了政府的伙食补贴,无异为家庭减轻了负担。在以后的十年间,董邦达一面奔波于钱塘,壶(湖)源等地教书度日,一面刻苦自学,博览群书。雍正元年,董邦达又获得了拔贡资格。清制,雍正时为六年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董邦达以拔贡身份,进京朝考。董邦达家境非常贫穷,而朝考又在第二年春天,必须提前在年前住在京城,否则就误了考试。他在京城举目无亲,生活困苦,饱受冷眼。但是董邦达却特别有志气,一直发奋苦读,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有一次他去剃头发,一时灵感迸现,作了一副对联:“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剃发店的主人将这副对联贴在墙上,见到的人无不称绝。
董邦达第一次进京朝就旗开得胜,在雍正二年(1724年)朝考中获得第一,留京给旗下官学生当教习。但那个不来钱,都是八旗子弟很难教。有一年的除夕,董邦达为讨债人追赶,误入时任户部尚书励廷仪的府第,恰巧碰上励府管家拿着一叠红纸,准备找人写春联,董邦达就毛遂自荐。看了董邦达写的春联,管家大喜,又把春联呈给励廷仪看。励廷仪见每副春联对仗工整、字迹苍劲,大为惊奇,就让管家把董邦达叫到后堂相见。交谈中,励廷仪发现董邦达博古通今、出口成章、满腹才华,就留他住在府中,董邦达自此才找到个安身之所。雍正七年(1729年),在励廷仪的荐举下,董邦达在户部做了个七品小京官。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董邦达夜以继日地帮助励廷仪处理公文,并担当励廷仪子女的家庭教师。
励尚书夫人有一个贴身婢女,十分聪慧机敏,读过一些书,略通词翰,眼看着到了及笄之年,夫人打算给她找一个人出嫁,婢女却坚决不愿意,对夫人说道:“我身份低贱,不愿意嫁给奴才,我宁愿嫁给像董先生这样的人做妾。否则,一辈子不出嫁。”
励尚书听说了这件事,不无遗憾地说道:“董先生是当世的俊才,不久就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怎么会娶一个婢女为妻呢?”励尚书和董邦达一起喝酒时,把这件事作为谈资告诉了董邦达,并提出把婢女送给董邦达作侍妾。此时董邦达已经三十多岁了尚未婚配,他对励尚书说:“我一生落魄,潦倒京城,从来没有一个人赏识我。幸亏遇见了大人,得到重用。她一个弱女子,能够赏识我同情我,一定不是平常之辈,我怎么敢把她当作小妾,应该娶她为正妻。”励尚书听了董邦达的话,更加敬重他的为人,让婢女嫁给了董邦达。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婚后刚一年多的董邦达进士及第。而董邦达和婢女生下的儿子董诰,后来成为大学士,相当于相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书画家,名雄一时,令人称羡。而董邦达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他官运亨通的升迁。
满清进入中原已经90年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改变以前只重用满人而忽视汉人的做法。正如杭世骏在《时务策》中所说:“意见不可先设,轸域不可太分,满州贤才虽多,较之汉人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常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也。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
杭世骏毫不留情地直指清廷用人弊端,目的旨在防汉人,天下官员满人多、汉人少,各地总督没有一个汉人担任。江浙是天下有名的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江浙人为官却很难升迁。语言犀利,直击满清要害,官场中一大忌讳被撕得无衣可遮。
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汉族上层实行笼络政策,有意擢升汉人中的典型人物做较大的官。董邦达正遇此机会,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从编修提升为陕西考试官、乾隆十年又任侍读学士、乾隆十二年任内阁学士、乾隆十八年任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晋工部尚书。一年后又调任礼部尚书。乾隆三十一年,还钦赐“紫禁城骑马”。作为一个汉族官员,得到了最高的政治待遇。
董邦达乃一介寒士,十分器重人才。他和曹雪芹交往时,当时曹雪芹过得十分贫困,他一边全身心投入到《红楼梦》的写作,平时还要卖画维持生计。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腊月二十四日,董邦达与曹雪芹在宗室敦诚家聚会,董邦达身居天官,而曹雪芹仅仅是名不见经传的寒士,可是,不妨碍他们席间谈诗论画,一见如故。当曹雪芹请他为自己所著的《南鹞北鸢考工志》题签并撰序言时,他一口应允。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董邦达以老病奏请解任。“得旨董邦达年逾七旬,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但伊挚家久居京师,既不能遽回本籍,且礼部事务本不甚繁,准其给假数月,俾得安心调摄,不必解任。”仅仅过了不到两月,同年七月,董邦达卒。纪晓岚为他作挽联:
富春江万古青山,阡表常留,慈训能成贤宰相;
听雨堂九载绛帐,食单亲检,旧恩最感老门生。
董邦达既是身居高位的官员,又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董邦达由科举高中进士,身为朝廷命官,平日忙于公务,作画只能是董邦达的“副业”,因此他并不是一位职业画家;作为画家的董邦达,他又确实擅长此道,尤其以山水画闻名,是当时一位有影响力的画家。他的画风远师 “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近学“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他的山水画作品水墨疏淡,设色淡雅,用笔轻柔,皴法松秀,文人情趣极浓。他作画喜欢用渴笔,笔下的江南山水清秀,烟云缭绕,苍逸古朴,可游可居,意境高妙。乾隆皇帝和大臣都赞誉他是继董源、董其昌之后的又一董姓画家,为“三董”之一。乾隆皇帝特地命他主持皇家画院,他还是当时娄东画派的“画中十哲”之一。
清代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家与过去专职的宫廷画家不同,范围较为广泛,除有专职的宫廷画家外,还有外国传教士、以及一些文翰大臣,即所谓的翰林画家或者是词臣画家。所谓词臣画家是指身居高位的官员,而非供职宫廷的职业画家,其主要工作是做官,因此他们作画带有“业余”的性质。翰林画家亦是指身有官秩、擅长画画、接近皇帝、经常进贡书画以邀宠或受命创作的文臣。从他们的隶属关系及地位职务来看,他们不在画院,而有别于专职的画院画家。董邦达则属于翰林、词臣画家一类。
董邦达所处的乾隆时代,是一个皇帝较为重视宫廷绘画的时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曾经有三位帝王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活动起到过导向作用,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还有一位就是与董邦达同时期的清代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时间最长久、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皇帝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极其非凡的才华。仔细欣赏董邦达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作品都是为了乾隆皇帝而作,或是乾隆皇帝诗意图、词意图,有的画上还有乾隆皇帝御笔题词,这样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有数十幅之多。
卢秀辉有《为董邦达孚存歌》一诗,赞曰:
贫苦逼登峰,勤究金能熔。
情惬独行迷,林空何许踪。
画山养我目,弄水舟成锋。
知足有福报,仁心无物凶。
改天不由命,换地笔下松。
云容天下翅,宇纳四海风。
结缘间可遇,岁月慈颜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