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史话⑥| 《永乐大典》的价值和利用

国家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永乐大典》史话

张忱石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然而《大典》同封建社会一些官修大型类书一样，都是满足于封建帝王个人的需要。修纂之后，长期深藏禁中，别说一般读书人，就连那些翰林学士也难得寓目。它不过是明代帝王的御用品而已。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明万历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时，《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仅存一。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亡佚的典籍就更多了。但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利用《永乐大典》的是李绂和全祖望。雍正间开三礼书局，他们在翰林院得到阅读《永乐大典》的机会，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他们开始了辑佚工作，并订出凡例，规定有传本的不辑；即使无传本但“不关大义者”亦不辑；裒辑范围主要是经、史、志乘、民族、艺文五方面的“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的书籍。两人相约每日读二十卷，先把要辑录的签出，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大典》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全祖望感慨地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能从头读到尾的只有王益柔一人，一般人没有读完一卷，就打呵欠想睡觉了，何况《大典》是《通鉴》的百倍呢!”他感到个人力量单薄而深表忧心。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唐说斋文钞》等十种久已失传的书籍，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文渊阁

清高宗乾隆中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四库总裁官于敏中的支持。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0年)，共辑出：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南宋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颢》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这次辑佚重点在宋元艺文方面，共辑出的一百七十五种集部书籍中，主要是宋元人的诗文集，著名的有宋人夏竦《文庄集》三十六卷、刘敛《彭城集》四十卷、宋庠《宋元宪集》四十卷、王珪《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元人陆文圭《墙东类稿》二十卷、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等等。像黄庭坚最为赏识的诗人谢逸，曾作蝴蝶诗三百首，人称谢蝴蝶，他的诗如“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等，刻划细微，清新可读。但谢逸的诗文集《溪堂集》久无传本，所以他的诗文在《宋文选》、《宋诗钞》、《宋诗存》等书中均不收录，厉鹗的《宋诗纪事》也只录有十多首，而《永乐大典》中就裒录出诗文一百多篇。这些优秀诗文作品的辑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

嘉庆间修《全唐文》和道光时重修一统志，也利用过《永乐大典》，翰林院的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人，都做过辑佚工作，其中以徐松最有远见，魄力也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辑出的《宋会要》有五百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有一百五十卷，像这些上百卷的大书，四库馆臣都没有能办成，却由徐松完成了。

光绪间，文廷式、缪荃孙等人，也曾做过辑佚工作，辑有《宋状元及第图》一卷、《寿昌乘》一卷、《曾公遗录》三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等。由于那时《大典》日已亡佚，故所辑的书，均是一些零星小书。

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之时，尽可能与其学术研究相结合，这方面也是颇有成绩的。杭世骏撰写《续礼记集说》所采用的宋元人之说，将近一半。徐松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专著《登科记考》，有关唐人及第的史料，许多采撷于《大典》中的宋元方志；他从辑出的《元河南志》一书中，还取得了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的可靠史料。

清代对《永乐大典》的利用，大体上分三个阶段，即《四库全书》馆以前、《四库全书》馆时期和《四库全书》馆以后。清人所做的辑佚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抢救出不少有用的文化典籍，对学术研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开《四库全书》馆那次，当时《大典》尚为齐全，条件也比较好，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些，但是，由于辑佚的目的专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清统治者在维护、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哪些书该辑，哪些不辑都有严格的规定，尤其对有进步思想的著作全都摒弃不辑，即使要辑的书，只要内容与封建儒家思想有违悖之处，即被视作异端，大加删改。如宋人刘跂《学易集》、王珪《华阳集》中有道家思想的青词，清高宗认为“青词迹涉异端”，“非斯文正轨”，下令“刊刻即应删”。又如《穆脩集》有曹操帐记，统治者又认为“语多称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并规定“诸凡相类者，均可照此办理”。诗文中有宋人斥辽金、明初人斥元的语句，也要删改，有的索性弃之不收。《学易集》中有诗《虏中作》十八首，辑出时诗题改为《使辽作十四首》，其中有四首因有“甘作河南犬，休为燕地人”等类的句子，统治者视为“触碍字样，固不可存”。宋人汪洋《东牟集》有一篇《己未岁新复河南故地肆数诸神文》，内存“国家以火运中微，胡尘暗于华夏。中原数百州之地，沦没趟腥”，整篇文章便被删去。像这样在所谓字句触及忌讳的罪名下被遗弃不收的作品，是为数不少的。

第二，由于狭隘的封建正统观点，对科学技术著作和民间文艺作品，未能留意。据四库总裁官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他在《永乐大典》里见到宋代兵器神臂弓，发放时立于地上，扣动扳机，能射穿三百步以外的铁甲，宋军抵抗金兵时全靠这一利器。当时军法规定，不得遗失，即使战败不能携带，也必须销毁，以防金人借以仿制。后来元世祖灭宋时才得到神臂弓。自明之后，它的制造方法就失传了，而《永乐大典》还保存着神臂弓的图说，但因害怕被“西洋人”得到，就没有辑录。又如宋代邓御夫长期隐居农村，对农业技术造诣很深，撰有《农历》二百卷，所记内容比《齐民要术》还要详尽，这无疑是研究我国11、12世纪农业技术的宝贵资料，可惜未予重视，以至失传。

据《永乐大典目录》卷一三九六五-一三九九一，载有戏文三十三种，卷二○七三七——二○七五七收杂剧九千余种。《大典》中收入的话本也很多，《四库全书总目》称“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演成文而口说之”。这些戏文、杂剧和平话在乾隆时尚完整保存着，由于辑佚者的正统文学观念，视平话戏曲为俚俗之作；置之不顾，因而这一珍贵文学遗产绝大部分亡佚了。

第三，《四库全书》馆是一个封建官僚机构，许多人为谋求升官发财而来，对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这样一项重要工作，马虎应付，粗枝大叶，贪图省工，拖蹋迟慢，几乎弄得无法进行，连当初赞成辑佚的总裁官于敏中也把它比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不打算坚持下去了。周永年、朱筠等为之力争，一些馆臣索性把整个工作推委于周永年一人。他不管刮风下雨，寒天酷暑、坚持裒辑，又抢救出《公是集》等十余种，但周永年也为之精力殚尽，而有的人尸位素餐，在馆数年，“竟有全无所得者”。四库馆的辑佚工作结束后，还保存了一大批散片，只要稍微做些加工，即可成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法式善进馆时，还利用这些散片抢救出苏过的《斜川集》等书。由于统治者认为这些“皆非要书”“止须缓办”，以致本来极易抢救出来的又遭散失了。

就辑本本身来说，漏辑和舛错也很严重。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辑出一批，先交总裁官审读，然后呈送清高宗审定。于敏中在审读辑本时就发现不少问题，他说：“偶尔抽看，即有错字如许。”有的馆臣还有意写错，让清高宗审定时指出来，“以示圣明之天纵”，竟把制造差错当作谄媚帝王的手段。

再加统治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再三催促，以使辑佚工作草草收场，还说什么“菁华采尽，糟粕可捐”，以致本应抢救出来的宝贵文献又遭散失了。清代三次对《永乐大典》的辑佚，以《四库全书》馆时期辑出的书在数量上最多，但存在问题也是不少的。

自从有了《永乐大典》影印本，《永乐大典》不再像以往那样珍秘难求。影印本的七百九十七卷，虽仅占原书百分之四，由于《大典》每册几乎都是一个历史资料的小渊海，仍有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有待研究工作者发掘利用。在今天，对《永乐大典》的利用仍不外乎辑佚和校勘两个方面。

历来学者视《永乐大典》为辑佚之渊薮，今残存本仍可增补现存的总集和别集。清康熙间修纂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时，未能利用《大典》，今残存本中保存的诗人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的一些作品，都是《全唐诗》没有收录的。至于可以补充的宋元两代人的著作就更多了，今人编辑的《全宋词》、《全金元词》有不少采自《大典》，像苏轼、陆游、陈亮、文天祥、谢翱、汪元量等虽有诗文集存世，但仍有不少可据残存本补充。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范石湖大全集》自明之后即已亡佚，现在还可据《大典》辑出文章数十篇，这对了解范成大的思想和生平事迹也很有参考价值。元代诗人贯酸斋、冯海粟、刘秉忠等人的诗歌，有不少是它书所缺载的，有相当一部分意境清新，内容也比较健康，是文学史研究工作者不可忽视的。

《四库全书》时期所辑的宋元人诗文集一百六十五种，馆臣漏辑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初步统计共漏辑一千八百多条，漏辑率达百分之三十。今天仍可用《大典》残存本做补辑工作。

《大典》残存本“戏”字韵一册，收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戏剧本。南戏是宋元间流行在浙江民间的著名剧种，除现存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和《琵琶记》外，这三种是我们所见的最早南戏剧本了。又如“梦”字韵收有《魏征梦斩泾河龙》一段，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所记相似。“辽”字韵一册收有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这些作品对研究戏曲史和民间文学史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永乐大典》中有关宋元两朝的史料极为丰富。清人法式善说，“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这样说并不过誉。今《大典》卷一四六二○——四六二九收有《吏部条法》一书，这是有关宋代官吏铨衡考绩制度的档案汇编，也是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所不可缺少的。元代的地理总志《元一统志》原书近八百卷，记载元代地理区划沿革以及山川、湖泽、物产、土贡、往古遗迹甚为详尽，为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惜明后亡佚。今人虽据《大典》作有辑本，但遗漏不少，仍可补辑，使之更为完善。《大典》所收的古算书有《杨辉日用算法》、《杨辉摘奇算法》、《锦囊启源》、《严恭通原算法》等等，载宋元时粮食、布匹、食用消费品的物价变化，这些重要的经济史誊斗，也是它书所未见的。

《永乐大典》收辑志乘一门极多，而四库馆臣几乎完全放弃，只有后来徐松、缪荃孙诸人才稍为留意。今《大典》残卷仍保存不少方志，笔者统计达九百种，其中总志七种，方志八百九十三种，依今日之行政区域，北京市十三种，天津三种、河北省二十九种，山西省二十四种，上海市六种，江苏省六十八种，浙江省一百二十三种，安徽省五十六种，福建省五十一种，江西省一百四十三种，山东省十二种，河南省三十五种，湖北省三十九种，湖南省六十三种，广东省七十七种，海南省十二种，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十八种，四川省五十二种，云南省三种，陕西省八种，甘肃省三种，不明地域者十种，外国五种。图经方志所记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内容，最为翔实可信。《大典》中的志乘绝大部分是宋元人所编，是我国志乘一类中的最早著作，其所记内容，许多是后来同类书所不载的，至为宝贵。现存的《大典》中较为完整的有《湖州府志》、《杭州府志》、《绍兴府志》、《苏州府志》、《太原府志》、《临汀志》、《汀州府志》、《辽州志》等十多种。如卷一一九○五收的《南海志》，所记元代广州赋税、土产及舶货、诸蕃国名等，是了解元代大德年间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又《太原府志》有关于山西各地煤矿分布及开采情况，为后来方志所缺，对今天了解山西矿产分布，加快开发山西煤炭资源，也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有些方志还保存南方农田水利史料，如《宣城志》、《泾川志》、《秋浦新去》、《臨川志》、《章贡志》、《清源志》、《池州府志》、《武陵图经》等均有陂塘的记载，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水利设施，对发展农业生产关系重大。《温州郡志》记有斗门的水利设施，具有“上蓄众流，下捍潮滷”的作用。还有农村仓库、地震、动植物资源、民俗、名胜文物等史料，而这些史料，不少仅见于方志，故至为宝贵。

《永乐大典》中收辑的科学技术书籍也是不少的，卷一三一九四“种”字韵收吴怿《种艺必用》和张福《种艺必用补遗》两种，这是久已失传的古农书。《种艺必用》为南宋末年的著作，记述地点在江淮以南，《补遗》是宋末元初时期的著作，记述地点在山东，两书总结了粮食作物、蔬菜、果木、花卉的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可补《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的不足，在宋元间农业科学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种艺必用》合称为《永乐大典》残存本中工农学逸书两大名著的元初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是一部记载各种车子和机子(罗机子、立机子等)的制造方法的专业用书，并附有详细的图说，可惜原书绝大部分已被毁，现在只能见到一小部分了。

1983年在山东掖县发现的一册二卷，为门字韵，其中卷三五一八亦载《梓人遗制》，记古代门式，有素版门、转道门、版门等，并记其门式图样、用材、尺寸及制作方法，尤其该卷第四页至十六页亦引有一书，详记“神佛堂殿、宝贵之家厅馆”的格子门的图案，有“串胜嵌亚口”、“斜水文万字”、“艾叶龟背”、“双毯聚元星”等三十四种，图形生动，工艺精湛。

《永乐大典》的监修姚广孝，本是医家之后，担任医学副总裁的蒋用文、赵友同又是太医院的名医，《大典》中医学部门不仅编纂精审，征引医籍亦多。清人仅辑出二十一种，据现存《大典》，至少还可辑出五十多种，内容包括内、伤、皮肤、五官、小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清乾隆年间有个叫蔡葛山的人，曾参加修纂《四库全书》。他的孙子不小心把铁钉子吞进肚子里，请了不少医生，用各种方法治疗都没有管用，孩子的病越来越重，非常着急。后来他看到《永乐大典》所收的《苏沈良方》里有专治小儿吞铁物的药方，照法服药，铁钉就很快排泄出来了。《苏沈良方》的作者是苏轼和沈括，他们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对医学也很有研究。

今《大典》残卷仍可发掘出不少重要医学史料，如卷九八一、一○三三儿字两卷内容为小儿证治。卷九八一记小儿慢脾气、小儿慢肝风、小儿胎惊、小儿惊悸四种疾病，卷一○三三记小儿衄血、小儿吐血、小儿便血、小儿大便不通、小儿小便不通等九种疾病。先述病因、症状，然后例举各家医案验方，据统计卷九八一收有《幼幼新书》、《玉诀方》、《经济小儿保命方志》、《刘氏家传》、《庄氏家传》等四十五种，验方一三二种。卷一○三三收有《谭氏殊圣方》、《钱乙小儿方》、《张涣医方妙选》、《子母秘录》等五十四种，验方二二三种。这些医藉绝大部分是宋元医案和家传秘方，医者往往秘不示人，珍如拱璧。如卷九八一《王氏手集》记载治疗小儿慢脾风万安散方仅五味，却甚有成效，并云“此方百无一失”，“此二方不可具述，千万秘之，非至诚好事者，不可妄传”。有的验方对各种疑难杂症，简便而有疗效，卷一○三三《郭弥明方便集》云有一个廖姓人子，年十岁许，尿血十载，求治不愈，后用其方，“旬日心安不悸，便乃滑全”。同卷《王璆百一选方》，有一十余岁的孩子，小便时受犬所惊，旬日忽小便不通，后来遇到一个姓刘的医生给三个方子，用了二方即病愈，第三方都没有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此外，还有不少药物学著作，卷一三三四一、一九八六五有《本草》、《绍兴本草》、胡仕可《本草歌括》、陈衍《宝庆本草折衷》、詹端方《本草类要》、张洁古《真珠囊》、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尚从善《本草元命苞》等，以上都是远早于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的宋金元药物著作，对研究我国古代药物史很有参考价值。

残存本卷一一六一三——一六二○“老”字条下载有元人邹铉《寿亲养老亲书》，其中有“食治法”，古代称为食医，即今天常说的“食物疗法”，其中记阿胶粥(即糯米煮粥，临熟时下阿胶制成)一方，是专治妇科胎动不安的，经现代临床使用证明，堪称方简效佳。《大典》中的不少医案验方，对疗治疑难杂症，颇有功效。这些医药文献，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永乐大典》征引的书籍，都是根据明代南京文渊阁所藏的宋、金、元精本摹写，与现存通行本相校勘，《大典》本无不文从字顺，足可证正今本文字讹误。如卷一一一二七-一一一三九、一一一四一等卷，几乎保存了一部宋版《水经注》。清人戴震曾说他校《水经注》时，文字多据《永乐大典》订补，实际上戴震只利用了赵一清、全祖望校本的成果，并没有利用《永乐大典》。今后在整理《水经注》时用《大典》相校，一定能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又如《商君书》、王子年《拾遗记》，一般以明刊本为最佳，今以《永乐大典》相校，不但《大典》征引文字远胜明本，而且尚有通行本没有的佚文遗篇，内容上有所增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自清末以来，一些学者曾用《大典》雠校群书，所获綦多。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时，应当充分利用《大典》。这样一定可以整理出更好的版本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