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巍的《我和我的亲人们》

陈为人前些天向我们推荐崔巍的回忆录《我和我的亲人们》。近得崔巍先生亲赠，读后果然不同凡响。

崔巍先生曾任晋城市文联主席，今年76岁。本书的主体是回忆父亲、母亲、大姐、二姐、三姐、妹妹、妻子的几篇文章。系自印本，我们感觉份量较公开出版物更重。

从史学角度看，回忆父、母命运的篇什价值更高。因为那一代农民没有话语权，没有渠道向社会讲述自身的命运。作者代父母留下了历史的证言。

我们最受触动的是发生在1942年的鸡毛信事件。崔巍家乡武乡县东里庄有崔、卫两姓，关系不睦。抗战期间，识字的卫庙虎当了村长，令作者的伯父送鸡毛信，伯父邀父亲同行。几十山路，一路疾行，连夜送到抗日政府县长武光汤手中。武县长瞥了一眼，脸就沉了下来，因为信上写着“送信人是汉奸”。于是下令将二人拿下，吊在牛棚梁上。他们大喊冤枉！幸有参加抗日工作的崔巍表兄赵永和在场，他曾任县长通讯员，向县长说明两个舅舅不是汉奸，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两个舅舅送来的。武光汤觉出事情的吊诡，反问：“你两个舅舅都不识字？”赵永和答：“都是穷庄户人家，哪有识字的机会？”武光汤听罢发令：“把人放了。”避免了一起冤案。

崔、卫两家的恩怨没有就此了结。1947 年土改，在村里掌权的卫庙虎又拿“汉奸”说事，要活埋大伯和父亲。幸亏联村民兵指导员马尚银秉持公心，紧急请示区长，区长回答：不能乱杀人。使大伯和父亲又躲过一劫。后来，马尚银成了崔巍的大姐夫。

卫庙虎想借刀杀人，公报私仇。崔氏兄弟不识字，将鸡毛信送到抗日政府，差点成了刀下鬼。这个情节如果写成小说，编成影视，颇具传奇色彩，但可信度就打了折扣。以回忆录的方式写出来，价值更高。作者的父亲崔正南是实名，当事人武光汤、赵永和也是实名，时间也很具体。

武光汤是山西武乡县人，生于1908年。1930年考入并州大学，专攻法政。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社联，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武乡县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83年任山西省政协主席。1985年逝世。他曾主持《山西省志》的修订，参与《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的编纂，关注《武乡县志》的撰写。这件和他有关的往事，不曾得到史志的关注，却有深意存焉。乡村不同姓氏之间的家族争斗，古已有之。这起事件，作为中国普通农民在20世纪历史大背景下的典型个案，仍可填补历史的空白。

不识字的惨痛遭遇，让崔家刻骨铭心。父母姐妹决心要让家里出个读书人。父亲积苦太深，去世较早。母亲和姐姐们前赴后继，拼尽全力供崔巍上学，直到考上大学，成为作家。

书中关于家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挣扎奋斗的细节，关于政治运动的细节，关于基层求医看病的细节等等，都很有特点，令人感动。作者是小说家，描写亲人的性格、心理和亲情，不渲染、不比附、不引用，用笔精炼，十分鲜活，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没有文学训练的人写回忆录，鲜能如此生动。

尽管如此，我们更看中的，还是这部回忆录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