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 黄易：武梁祠的发现与乾嘉时期“访碑第一人”
黄易（1744—1802）
1786年八月，黄易自开封返回济宁，在途经嘉祥时，他偶然发现了武梁祠画像石刻。
本年黄易刚刚升任卫河通判，实际上，自从1778年筮仕济宁以来，他一直留在东河总督的幕府，这一选择很可能与黄氏家族擅长水利有关，他的父亲黄树榖（1700—1751）甚至写过专门的著作《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
清代自雍正七年（1729）以降，设北河（直隶）、东河（河南山东）、南河（江南）三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清江浦，以保证黄淮安澜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他们要四处勘察河干，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时，他们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使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在后来所写的《武斑碑》跋文中，黄易提到这一年（1786）八月“大河恬顺”，其实此前他刚刚经历了极为惊险的河堤抢护，在次年给友人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本年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报长，十五日，朝廷收到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1736—1797）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各工在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抚毕沅（1730—1797）此际也督率员弁，分投抢护。直到二十一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在开封河工效力数月之后，黄易于八月中由河南返回山东。在经过距济宁五十里左右的嘉祥县署时，他稍事停留，翻阅县志，这时他偶然注意到县南三十里的紫云山有一座西汉太子墓：
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提到中有一孔，敏感的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于是立即遣人前往椎拓。由于此碑数十年前为土人从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就如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武斑碑立于东汉建和元年（147），与西汉太子并无半点关联，但这却让黄易联想到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中的相关记载：
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嘉祥为古任城地，与赵氏之说合若符契。洪适（1117—1184）则将这些画像更精确地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并在《隶续》卷六摹刻了画像与题赞。即使在南宋，武梁祠画像也只有拓本流传，赵、洪二人都未曾真正到过这个祠堂，故洪适为武梁祠定名之后，自信地声称：“后之人身履其壤，会能因斯言以求是。”
黄易就是洪适所期待的“后之人”。说起来也很凑巧，1775 年五月，黄易随着幕主郑制锦（1760 年恩科举人）远赴直隶南宫之前，曾在扬州江春（1720—1789）的秋声馆观摩《唐拓武梁祠画像》，觉古香可爱，为之心醉。这很可能是黄易对金石收藏产生强烈兴趣的开端。回环胸次十多年之后，这件所谓的唐拓本也神奇地归黄易所有。
《唐拓武梁祠画像》黄易旧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武斑碑》既已出土，武梁祠之重见天日当指日可待，黄易对此充满信心。回到济宁之后不久，黄易于当年九月再度回到嘉祥，除了工人，这一次他还带上了三位友人，一位是济宁人李东琪，此人好古善隶书，数年前曾发现《胶东令王君庙门碑》，另两位是寓居济宁的山西洪洞人李克正与南正炎，他们对探幽访碑也兴趣浓厚。
一行人到了紫云山下，从土人那里询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由于代代河徙填淤，建造于汉代的祠堂早已七零八落，但恰恰是汉太子墓的讹传，加上雕石工巧，土人将之当作皇陵，故即便碑石纵横，却历久不毁。
根据黄易的记载，他们次第剔出了《武梁祠堂画像》三石、《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与《武氏祠双阙》，这些连同先前发现的《武斑碑》，都曾为赵、洪二家著录。当年冬日，在写给杭州友人何梦华（元锡）的信中，黄易谈到此次访碑的收获：
此间汉魏六朝碑帖埋没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种，不足尽兴，其它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次年仲春，他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室，计七石；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残石三。这三种为前人载籍所未有，黄易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与《武氏祠祥瑞图》。在距离发现地一二里之外，黄易又得画像二石，因无题字，难以确定为何室之物。
总之，黄易与友人亲履其壤，收获极大，不仅所得画像多而且古，八分题字也极为精妙，堪称奇遇。《武氏后石室画像》的一百六十余字隶书，黄易认为风格接近于《曹全碑》。《曹全碑》明万历年间（1573—1620）出土于陕西郃阳，百余年来一直是人所钦仰的名碑，清初周亮工（1612—1672）称之为“天留汉隶一线”，明末清初的隶书名家无不夺胎于此。黄易将画像题字与《曹全碑》相提并论，其所着意的显然不仅是榜题的文献价值。
这次访碑的情景，被黄易定格为《紫云山探碑图》。此画引首“奇文共欣赏”隶书五字，出自李东琪之手。在画款中，黄易也提到了所有的参与者：“乾隆丁未（1787）二月十有八日，与李铁桥、李梅村、南明高至嘉祥扪汉武氏诸碑刻，欢赏竟日而还，为图记之。”
虽说武梁祠画像的发现者共有四人，不过在后来的舆论中，另外三人却很少为人提起。而黄易选择1787 年二月而不是1786 年九月的访碑场景入画，很可能与这一次的发现为赵、洪著录所无，也更有意义有关。
当年冬日，画册寄到时任江西学政的翁方纲（1733—1818）手中，翁欣然题诗，并以不获与担石之役为歉，希望黄易再画一轴，挂到他的宝苏室中，他可以借此分享黄易等人的惊喜与欢快。
此后的1788 年、1792 年、1795 年与1800 年，黄易的这幅画又陆续征集到洪亮吉（1746—1809）、赵怀玉（1747—1823）、桂馥（1736—1805）、何道生（1766—1806）等人的题诗。如同曾蓝莹所言，正是利用绘画，黄易让远离山东的友人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参与了武氏祠的发现。
黄易并未满足于“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他开始规划武梁祠的复建。这些曝露于荒野中的碑刻，牧子樵夫不知爱惜，如果不急于收护，无疑将面临再次湮没的命运。这些古物因他而出，如果置之不顾，似乎有负古人，于是及时复原并加以保护，就成为黄易无法推卸的责任。
因为与孔子有关，黄易将诸多石刻中《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至济宁州学，其余的如《武斑碑》，本来也应该与《武荣碑》并立于学宫，但石材厚大，远移非便。在与李东琪、李克正、南正炎等人商议之后，黄易决定就地创立祠堂，俾诸石寿世无穷，而人知爱护。
武梁祠自1787 年六月开始兴工，但很可能直到1794 年才最后完成。由于黄河泛滥，汉人建造石室、石阙之地早已淤高，有些碑石长年沉埋土中。黄易在复建武梁祠时，决定平治地基数尺，让所有碑刻重见天日，不留遗憾。
《武氏左石室画像》即1789 年七月平治祠基时所得，督工建祠的李克正与刘肇镛在题识中声称，他们一共续得十石，隶书一百零六字，为古人所未见者。这些发现再一次减少了可能的缺失，而使得武梁祠的复原成为可能。
事实上，黄易进一步寻访的脚步从未停息，他认为既然《武荣碑》《武斑碑》都已出土，则《武梁碑》《武开明碑》二种“安知不尽在其处”？
与此同时，黄易开始命工精拓画像与题字，广赠同好。1786 年九月，翁方纲视学江西前收到黄易所拓第一纸，到南昌后复得续寄数纸。王昶（1725—1806）、王念孙（1744—1832）收藏的拓本，也是黄易第一时间所赠。
与洪适所见相比，新发现的画像缺少“休屠像”“李氏遗孤”“忠孝李善”等数行榜题，却多出“颜淑独处”等十榜所题一百余字，此外还多出画像多种。曾子一版内“著号来历”四字，前人辨识多误，而在黄易的精拓本中，这几个字灼然无疑。
尽管宋人洪适对武梁祠画像已进行过一些研究，但黄易的新发现还是引起了学术圈的高度重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翁方纲、黄易、钱大昕（1728—1804）、王昶、武亿（1745—1799）、桂馥、王念孙、阮元（1764—1849）、瞿中溶（1769—1842）等人在新拓本的基础上，从文字、声韵、名物、历史、艺术等各个角度对之进行研究与辨正。
嘉定钱大昕精于考证，以余力研讨金石，横纵勾贯，援据出入。在讨论音韵时，他据武梁祠画像榜题中“范且”之名，论及战国秦汉人多以“且”为名，如穰且、豫且、夏无且、龙且，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却将范雎之“雎”注音为“虽”，显然是误“雎”为“睢”。胡注之误因此碑而得以证明。
此后二十年间成书的《两汉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与《金石萃编》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笔墨，王昶还将《武梁祠画像》三石的图像与榜题寿诸梨枣，此举虽仿洪氏之例，但洪氏仅取画缩为上下两列，三石牵连不甚分晰，其所摹人物粗具形迹，与碑参校，全失其真。又题字另详于《隶释》，而于碑图但列人名二三字，是画与赞离而为二，观者不能了然。
而王昶则悉依原碑，画、赞全摹，且每石各层之上下界画处山形、水纹、枣核等画虽无关系，亦依样并摹，从而完整再现了古碑刻画之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洪适在《隶续》中谈到汉画的内容，并称“画绘之事，莫古于此”，但翁方纲、阮元诸人对武梁祠画像的兴趣在于榜题文字，于画像多忽焉未作深考，王昶虽然缩刻了部分画像，却未加一语辨正。
在众多学者中，瞿中溶对于这些图像独有兴味，认为“此刻画像甚精细，人物动作之间皆有神气，后代画师盖无能出其范围者，实可为画学之宗祖”。道光五年（1825），他荟萃平昔所记，成《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六卷，在深入考证的基础上，特别指出武梁祠堂画像所刻古来帝王圣贤及孝子忠臣、烈士节妇故事，目的是教诫子孙，与汉代明堂、宫殿壁画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今观《武梁祠堂画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下及亡国之夏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他的看法与今日学者将《武梁祠堂画像》解释为墓葬艺术迥然不同。
武梁祠的发现与重建，是黄易对乾嘉金石学的最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详尽地重构其发现过程，以及在学术圈所引起的反响，是因为它是黄易访碑活动的一个缩影：它不仅牵涉金石的信息，也关乎拓取的行动；既体现新发现的价值，也凸显精拓本的意义；它还包罗了针对拓本的学术研究与对话，发现地的复原与保护，访碑活动的图像化与视觉化，以及题跋、钩摹、刊印等各种面向的文化衍生。
有关乾嘉金石学最为鲜活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来自广东番禺的潘有为（1743—1821）。潘于1772 年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是翁方纲学术圈的一位重要成员。1777 年十二月三日，他在写给黄易的信中颇有感慨地说：“可知金石亦时尚也，呵呵！”这番感慨源于黄易向翰林院编修潘庭筠（1778 年进士）索要《汉校官碑》拓本，然其人所藏若干本早已为人索要一空。
虽说此一时期的文人对于拓片的追逐，尚不能用“举国如狂”来形容，但既被称为“时尚”，说明金石已不再是少数古物鉴赏家的专利，文人间普遍流行赏玩拓片，并将之视为文化身份的某种象征。古代的金石遗文，历千百年而不灭，其间点画字句之同异，足以证经，铭勋之刻、藏幽之文，又多与史传相表里，而书法之美亦得以附庸。在当日的学术圈，如果一位文人对金石文字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等于没有掌握与他人沟通的密码，也就无法参与到学术对话乃至时尚话题之中。即使是作为风雅的礼品，金石拓片在18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也变得炙手可热。
事实上，无论是证经补史，还是裨益书学，金石遗文都是学者们无法漠视的新资源。翁方纲曾经这样自我解剖：“金石虽其夙癖，而大致归于二条：一则有关考据者，一则有益书法者。”钱大昕亦云：“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这些看法代表了清中叶学者对金石文字的价值认知。由文字而训诂、而名物、而义理，正是乾嘉学术的基本路径。
虽然乾嘉学术的兴盛为顾炎武（1613—1682）所不及见，但其研究旨趣向新出土资料的缓慢转移，很难说没有顾氏“采铜于山”观念的影响。至于稍后由阮元引发的碑学运动，更是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书法趣尚、范本、技法乃至器具。
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新面世的金石遗文——尤其是突然出土的古物，自然会耸动为一时的新闻。而我们的主角黄易，正是乾嘉金石时尚中屡屡制造轰动效应的人物。在近三十年的访碑生涯中，与他相关的《祀三公山碑》《汉石经残字》《汉魏五碑》《郑季宣碑》《武梁祠画像及碑刻》《熹平二年残碑》《范式碑》《衡方碑阴》《唐模武梁祠画像》等，每一次的发现、保护、收藏与刊布，无不成为乾嘉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而其中所曝露的新信息，也很快转换为学者们的新成果。
虽说金石收藏与研究是乾嘉学者的集体兴趣，但黄易的个案却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当日的金石学环境，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共同体的运作。
黄易的履历并不复杂。他字小松，又字大易，浙江钱塘人。十五岁起跟随长兄黄庭（1729—1780）坐馆湖北汉阳一带，1765 年黄庭缘事遣戍新疆，黄易旋里负米养母，但不久他又前往固安、武冈等地谋生。1770 年代初，他成为郑制锦幕中的师爷，郑时任盐大使，驻盐城伍佑场。由于扬州在清代盐业中的特殊地位，黄易也时常往来扬州。此后郑氏迁直隶南宫知县，又调清苑知县，黄易则随其迁徙流转。1777 年秋，在郑制锦的帮助下，黄易循例报捐，获得成功，次年分发东河，效力于河工。此后的二十余年间，黄易历升东平州州判、兰仪同知、运河同知，并在去世前一年两次以同知代理运河道道台事。
在友人的描述中，黄易虽然矩步蹒跚，但说话清高刚直，行事颇有大义。他通晓水利，是一位干练的河道官员，为历任上司所倚重。但在当日的金石圈，他的本职往往为人淡忘，使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他对金石的痴迷，以至于不少人称他为“碑痴”：
钱大昕题诗：二千年中图十二，合呼黄九作碑痴。
何道生题诗：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于斯。
魏成宪题诗：碑痴墨癖是多才，秦汉遗文未劫灰。
虽然黄易难以跻身一流学者之列—除了一些个人收藏的整理性著作，他并未像翁方纲、孙星衍（1753—1818）或是王昶那样，完成一部像《两汉金石记》（1789）、《寰宇访碑录》（1802）或《金石萃编》（1805）那样集大成的巨著，尽管这些著作多少都得到过黄易的帮助，《寰宇访碑录》一书黄易甚至还曾深入参与，孙星衍《致黄易》云：“弟此来意欲辑鲁中古迹、金石成一志，以配齐乘，俟兄来助我成之。”黄易《致郑震堂》亦云：“因孙观察嘱办《寰宇金石目》，急欲告成，无日不事笔札。”不过在近三十年中，黄易积累了超过五千种以上的碑帖，其中不少宋拓旧本，因而是这个时期声名最为显赫的金石收藏家。
在黄易《嵩洛访碑图》的题跋中，王念孙曾经写道：
秋盦司马醉心金石，凡蜡屐所经，断碣残碑无不毕出，访剔之勤，橅拓之精，实前人所未及。
白谦慎在研究黄易生平之后也认为，黄易对金石学最大的贡献并非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碑刻，并制作和收藏了大量精拓本。正是凭借着这些新发现与精拓本，黄易与翁方纲、王昶、钱大昕、毕沅、阮元及其周边学术精英结为金石同盟，他的访碑与收藏活动也时刻为他们所瞩目。
曾经两次拜访黄易的钱泳（1759—1844），在比较了同时十数位金石学家之后声称，黄易收藏精而且博，四海好古之士莫不延颈愿交：
泳窃见近日好古家如翁宫詹覃溪，家侍讲辛楣，安邑宋氏，洛阳武氏，阳湖孙渊如，阳曲申铁蟾，歙之程彝斋、巴慰祖，杭州之赵晋斋、何梦华，海盐之张芑堂，长洲之陆贯夫之数君者，皆当世所谓博雅之士也。观其所藏金石，搜罗且遍天下，琳琅甲乙，著录盈笥，多者至三千余种，此欧赵以后所未闻者。然就其中博采不精者有之，一隅难遍者有之，而执事以为政余闲，能修废起顿，补古人之所不及，如立《武梁画像》，出《范巨卿碑》，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交于执事。
钱泳在信中提到了翁方纲、钱大昕、宋葆淳（1748—?）、武亿、孙星衍、申兆定（1762 年举人）、程敦、巴慰祖（1744—1793）、赵魏（1746—1825）、何元锡、张燕昌（1738—1814）与陆绍曾（1736—1795），几乎囊括了当日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们大多也是黄易的直接友人。钱泳的看法代表了时人对黄易的普遍评价，但是，居官不达而又学问平常的黄易何以成为乾嘉金石时尚中“靡然向风”的中心？
薛龙春 《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三联书店，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