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诊所的中国医生：一家三代从医，从小就是超级学霸
“对我而言，做医生是一场战役，而不是一场战斗。”
留美十余载，而立之年的郑挺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今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夙愿——成为梅奥诊所消化科的医生。
医生同行们大多可以想见进入梅奥的难度。在旁人看来，这位高高瘦瘦的男生仿佛是一个拥有“三头六臂”的超级学霸：
为跨进美国名校医学院的门槛，郑挺兼修生物工程和医学预科专业，绩点、科研、社团三者兼顾。临床医学博士（MD）毕业后，他经历了3年内科住培轮转，接受每周80小时的高强度培训。同时热衷于科研，连妻子临盆时都不忘跑到实验室换细胞液……
郑挺成为“拼命三郎”，缘于他对医生这份职业的珍视。在他看来，医生是唯一能让陌生人同时赤裸身体和灵魂的人，必须足够强大，才能不负信任。
被“医痴”母亲带大
郑挺的相册里夹着一张有趣的照片：在深灰色的幕布前，外婆、母亲和他并排站立，三人都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双手插兜，笑容满面。
从他记事起，郑挺一家就延续了一个每年拍摄全家福的传统。临床医学博士毕业后，郑挺开始了住院医培训（Residency）。在美国的医学培训制度下，他的短白大褂也换成了长的白大褂，象征着从医学生转变为正式医生的进阶。2017年，他突发奇想地拉着母亲和外婆一起拍了这张照片，来纪念这一份三代为医的自豪感。
郑挺的外婆和母亲都是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每次郑挺介绍起自己的外婆，美国的同事都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祖父辈中鲜有女性成为医生。
文革时期，郑挺的外公受到牵连。外婆一面行医，一面将4个孩子拉扯大。自此，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在家庭中传承。
动荡的年代，郑挺的母亲很早便离开课堂参加了工作，然而她对知识的渴慕却从未消退过。高考恢复后，她自学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进入浙江省一家三甲医院的血液肿瘤科。
母亲的医院便成为郑挺童年时的游乐之地。放学后，他会跑到母亲的办公室做功课，也会和其孩子们在医院的沙坑里玩耍。
在郑挺眼里，母亲和金庸小说里的“武痴”很像，是个“医痴”，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自己的工作，《中华内科学》杂志不离手，隔三岔五还会摸摸郑挺脖子上的淋巴结，确保他没有生病。
郑挺和母亲一起在床上阅读
郑挺从小就跟妈妈是最知心的朋友，两人无话不谈。但他也清楚地记得，母子相处的时间总会被病人的召唤打断，以前是BB机，后来是手机。母亲赶去回应患者的求助时，儿时的郑挺一度觉得很困扰。直到自己执业之后，他才明白医生的生活里，争分夺秒已成为常态，每一声呼机背后，是病人生命和健康的重量。
后来，母亲晋升至血液肿瘤科主任，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激发起了对风湿免疫病的浓厚兴趣，于是她重新进修学习，随后转入风湿免疫科并在不久后再一次担当起科主任。
郑挺还记得，母亲看诊时总是不紧不慢，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气场。风湿免疫科的患者常常是其他科室“送”过来的，系统性免疫疾病会影响全身上下的所有器官，表现出各种复杂的症状。母亲问诊很细致，像个侦探，试图将不同器官症状的表象串联起来，找到一个对应的诊断。潜移默化中，郑挺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医生，对于疾病的诊治要有抽丝剥茧的耐心。
母亲总说疾病的产生不是出于单一的因素，而是基因、环境、习性的共同结果，所以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应该从人的身、心、灵多方位去考虑。在家庭影响下，郑挺也走上了行医之路。
曾在患者家属面前失控流泪
在国内读完高中后，郑挺前往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攻读生物工程专业。
在美国，成为医生必须要获取临床医学博士学位（MD），而医学院的申请在本科毕业之后，并且门槛极高。本科四年，郑挺兼修生物工程和医学预科，保证GPA的同时参与科研、社团、获取医疗急救证书、做助教、复习MCAT，恨不能将自己分作几个人来用。
随后，郑挺在克利夫兰诊所的附属医学院凯斯西储大学攻读了临床医学博士，毕业后进入密歇根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内科住院医生培训，接受每周80小时的“魔鬼”训练，密集摄入临床知识和技能。
提到住院规培的经历，郑挺不无唏嘘。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宣布患者死亡时，病房里令人窒息的沉重氛围。他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里写道：
“病床上的老太太形容枯槁，脸上早已失去了血色，睁着双眼、瞳孔放大、嘴巴微张。我把听诊器放在她的胸口，30秒，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死一般的寂静。做完检查、宣布死亡时间以后，我记得我的胃翻滚绞痛起来，只得把自己锁在卫生间，抱着马桶不住地呕吐。”
多年来在医院经历的生老病死，让郑挺对人性和伦理有了新的认识，也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越发敬畏。
一次，一位肺动脉高压末期的患者病情急转直下，郑挺看到心急如焚的家属，却深知患者已无力回天。与家属的交谈中，郑挺突然抑制不住共情的悲伤，在他们面前留下了眼泪。
面对疾病的残酷凶猛，郑挺将行医路上的无奈和挫败感化成了日后源源不断的动力。他常常日夜查找文献资料，为了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沉着应对大内科领域的各种疑难杂症。
住院医第二年，郑挺跟随学界泰斗、密歇根大学消化科主任欧阳重（Chung Owyang）教授做科研，采用干细胞培养的大肠类器官来研究肠毒性大肠杆菌（ETEC）引发肠漏的机制。
类器官是一种相对新兴的细胞培养技术，其3D结构能够更好地模拟肠道黏膜的物理形态。但是类器官使用起来有很多讲究，其中就包括培养成型到能被使用的窗口期很短。
郑挺的一套实验设计是36个小时，一旦开始做，基本上无法停下来。于是他拿起睡袋到实验室过夜，细胞打进造影剂之后，每两小时拍一次照片。甚至在妻子临盆当晚，还曾跑到实验室换过细胞液。这样的趣事成为了他们夫妻彼此珍惜的回忆。
3年住院医培训转瞬即逝，郑挺的努力换来了在全美消化年会上发言的机会，为他下一步消化专科培训（Fellowship）打下了基础。今年7月，在经历了又一轮申请面试的角逐后，郑挺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梅奥诊所，成为消化科8位在培专科医生（Fellow）之一。在这里，他将完成为期3年的消化专科培训。
郑挺（左一）与同事的合照
系统教授、临床实践和科研输出的无缝结合
众所周知，梅奥诊所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医院，也是人们口中的“医学麦加”。而梅奥诊所的消化科在美国雄踞排名榜榜首已经连续三十多年，它的培训和临床模式在梅奥内部也属于典范。郑挺说，能够在梅奥做消化科培训，让他有置身天堂的幸福感。
在住院部轮转的时候，每天都会有3-4次30分钟的系统性教学，由主治医生或是像郑挺这样的Fellow带领。在系统性教学时间里如果呼机响起，除非是紧急事件，否则医生们都会在教学结束后再回复，而护士们也很尊重这样的模式，不会在这段时间里轻易打扰医生的教学。
梅奥的临床实践特点是先重质、再重量。在临床任务日渐繁重的美国教学医院，许多培训项目都采用了类似于渗透作用的机制，通过大量看诊这种方式来达到培训的目的。虽然总体来说这种模式也算行之有效，但是在培训的趣味性、成就感、和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上，梅奥的模式更胜一筹。同时，系统性教学辅助临床实践，有助于在培医生将零碎的知识点有机地串联起来。
Fellow作为美国漫长的医学培训过程中最“高阶”的一个梯队（Fellow结束代表着系统性医学培训的完成，成为主治医生），同时也是教学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院部轮转期间，Fellow每天上午负责带领病例讨论，中午会负责主题教学，对象是住院医生和医学生。同时梅奥Fellow会定期带领文献研讨会（Journal Club），病例分享，科研成果展出等等。
主治医生们不仅重视教授的过程，也善于倾听。每天早晨8点半，主治医生和Fellow会带领由住院医、实习生、临床药师及社工组成的医疗团队去查房。消化科共收治大约30位患者，由两组团队负责。查房过程中，对病患的病情判断和诊疗决策会依据培训阶段自下（医学生）往上（主治医生）发言。“不管是哪个level的医生，都必须参与到决策中，这种方式给下级医生许多思考和决策的自主权，在完成教学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自信”，郑挺说。
郑挺在梅奥办公室
为了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保持优势，梅奥需要挑选最优秀的医生。他们不仅临床能力顶尖，还拥有超群的科研能力。
医生们的科研时间也会“被保护”，且纳入每日的工作时长。郑挺介绍，梅奥的一般的主治医生有30%的时间受保护。郑挺目前的导师、美国胃肠病学会（AGA）前主席、消化动力学执牛耳者Michael Camilleri医生平均每天大约有50%被保护的科研时间。而专注于基础科研的医生更是会被期望在科研上投入70%以上的时间。
在郑挺看来，如果整个体系没有留下足够空间、允许医生成为好的科研者，但同时又把科研成果作为晋升的指标，他只会被迫走捷径或去抄袭。如果把医生的时间保护好，鼓励教学、科研，而非一味地追求临床接诊量，医生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潜能，推进整个领域的成长。
郑挺与妻子在梅奥诊所合影
每位患者问诊至少1小时，
需提前看几百页病例
郑挺介绍，梅奥相当于美国的四级会诊中心，收治的是全美甚至世界各地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患者往往已经在其他医院做过了很多诊断与测试。患者预约问诊后，需要在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上传此前的病历。每一位梅奥医生必须在接诊前预览数百页病历，对患者此前的就诊经历了然在心，才能更好地了解病情，病人的需求以及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测。
在梅奥，每一位新病人都和医生有整整1小时的就诊时间。患者从世界各地赶来，为建立信任，郑挺通常会和他们聊聊天气和家乡风俗。了解完患者的背景信息，郑挺会仔细询问病史，“就像我们老师强调的，history，history，history！”
面诊和查体结束，郑挺会构思好进一步诊疗的方案，并和上级医生讨论。主治医生会亲自回到房间和患者沟通最终的方案，并回答患者的问题。由于大多数病人都是远道而来，梅奥诊所早已形成了极度高效的医疗模式。
患者周一周二抵达罗彻斯特村初见医生，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完成所有测试。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多数诊疗结果就可以出来了。届时医生再次面见病人，与他们讨论诊断结果以及治疗的方案。短短一周时间内，病人就可以完成会诊的全过程。
梅奥的Fellow在培训阶段有很大的自主权，郑挺的病人，除了初诊的时候需要面见主治医生，往后的随访都由郑挺来负责。主治医生可以随时提供帮助和指导，但郑挺才是病人真正意义上的消化科医生。在这样的机制下，梅奥的Fellow迅速成长。
郑挺与宝宝
脱下白大褂的另一面
郑挺如此描述自己：“脱下白大褂，我是一个丈夫、奶爸、儿子，享受着家的温暖和负担。我也是一个狂热影迷、书痴、技术很烂的游戏玩家，还是个超级话痨、强迫症患者、路痴、厨房杀手。”
在众多标签下，其实郑挺还隐藏着另一个身份：医学科普作者。有着中美双重背景，又在医学世家长大，他常常收到各路亲朋好友的咨询，包括各种疾病在美国的诊疗方案及赴美就医的流程。
多年来，他对医学领域中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深有体会。在病人面对复杂的生理病理药理机制时，往往云里雾里，只能完全依赖医生的判断，却失去了许多对自己健康应有的自主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决定和妻子一起进行医学科普，试图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医学的理解。今年8月24日，郑挺在自己的公众号“白大褂强尼的家”上发布了第一篇文章。随后，他通过这个平台定期与读者们分享自己在行医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想。
自制视频插图
离开故土和亲人，只身前往异国他乡的日子不免难熬，郑挺也会感到孤立无援。医学在他看来，又像是去喝高压水枪喷出的水，只有依靠持续的沉着和耐心，才能在不被喷倒的同时，还能汲取知识。
“如果耐不住寂寞，就会感到痛苦。”郑挺说，“但对我而言，做医生是一场战役，而不是一场战斗。只要不懈地努力，哪怕输掉一场战斗，你同样可以赢下整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