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家门前的日常公共空间是如何消逝的｜周群·早茶夜读570
570| 读城记2020
文/ 周群
50岁，中学教师
这个月的作业是主聊公共空间的话题。我的选择困难症发作，换了几个题材都写不顺手，忽然想到不如就写写我家门前的日常公共空间是如何消逝的。在我看来，这个微小的“点”充满了喻义。
我打小儿就生活在九爷府里，这话一点儿也没夸张。我妈就在我现在居住的这座老房子里生下我。除去儿时在青岛姥姥家的四五年，在孩子奶奶家的四年，剩下的时光，我都是住在九爷府的老房子里。关于九爷府的历史，网络上能查到的资料越来越多，我就不啰嗦了。九爷府的“极简史”附在最后，大家简单可以了解一下，资料均源自网络，我没考证过，仅供参考。
我家位于九爷府东院（图一、图二中的1）。东院一共就两套高大的老房子，我家占了其中之一。简单说，东院门洞右侧墙壁就是我家房子的北墙。1958年父母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双双分配到中科院工作。他们带着我爷爷奶奶从南京迁过来，就落户在中科院的这两间宿舍，自此，我家算是在北京扎了根。
上个世纪整个七十年代加上八十年代初，我们院是有一大块儿公共空间的（图一中的8）。我不会估算到底面积是多大，反正站在自家门口一眼望去，能清晰地看到东南西北四侧的街坊四邻的家（图一、图二中的3、4、6、7，图二中的2）。
邻居家的小辈儿中女孩儿居多，所以年龄相仿的，就很能玩到一处。大白天放了学后，大家常聚在长方形的空地上（图一中的8）做游戏：跳皮筋儿，玩砍包，跳房子都是常玩儿的游戏。我们姊妹三个还会一起打毛球。因为地方大，玩砍包的时候，得奋力扬起手臂，才能把包扔给对方。因为要是力道小了，要么包会被“砍包”的一方会伸手抢到，要么同一头的搭档就接不到。
夏天的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到院子里乘凉。每家都会把自家灯关掉，很少有闷在屋里不出来的。一家人挨坐在一起，街坊邻里间也会聊几句。我家比较讲辈分儿，奶奶坐的是藤椅，父亲是竹躺椅，妈妈坐什么我印象就不深了，我们姊妹三人各自有自己的小板凳。天气晴朗的时候，真的是仰着头就能看到银河。
院子里有几棵古槐，绿荫茂盛，树下很是清凉。只是一到夏天，地上常爬满“吊死鬼”。最喜欢的是院子左侧的松树林（图一中的5-1）。说是林子，只是从外面看上去有那个意思，不记得有多少棵，反正能围成一圈。小树林里有几丛榆叶梅（图一中的5-2），春天的时候开黄花儿，特别好看，我可喜欢了。
小树林里有公共自来水池（图一中的5-3），水池子分两部分：高池子有两个水龙头，用来洗衣做饭；矮池子有一个笼头，用来涮墩布和刷马桶。每天到了该做饭的时候，大家端着锅碗瓢盆去淘米洗菜，也总要多聊两句的。当时的邻居都是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我家规矩多，我又年纪小，我的印象里邻里之间没有谁会搬弄家长里短的是非。我只记得有个编辑叔叔最爱逗我，一见我就问：你为什么叫“周群”，不叫“周邦”“周众”？我先是会解释；解释多了他还问，我就生气，他就会开心大笑。我家除了在水龙头那里洗洗涮涮，每天还要存水，用水桶拎水回家，把水缸装得满满的。
那时候，家门前的空地是我家的菜地（图一中的2），面积挺大，我奶奶种过小白菜。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知青返城，有不少人到科学出版社当了编辑。所以出版社就得盖宿舍（图二中的2），我家菜园子就彻底没了。
没了菜地，但好长时间内，我家还有三四个花池子。一到清明，我们就跟着奶奶一起“种瓜点豆”。种花——洗澡花，牵牛花，指甲花，鸡冠花；种菜——蔓生的扁豆和丝瓜，五彩的朝天椒；还种过好几年葡萄，不记得结没结葡萄，光记得葡萄叶子上常爬手指头大小的肉虫子，先是绿色的，秋天就是土黄色。
那时候不光我家有花池子，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所以一到春天该下种了，或者秋天收种子的时候，街坊四邻间还会交换花种菜种；邻居奶奶家摘了葫芦也会给我们家分。院子里还有野生的苋菜，谁家想吃了就自己去薅。
这公共空间怎么消失的呢？
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社在院子里盖了一个大车库。印象里这车库至少能停三辆解放牌卡车，门前还禁止停车。后来车库又改成了存书的库房。应该说，就是这大车库，一下子把我们这些住户的公共空间给挤占没了。住户都是知识分子，邻居们还都是出版社的人，所以谁也不会想着这公共空间没了有什么不妥。
公共空间越来越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人口繁衍，家家户户都盖了厨房。八九十年代吧，出版社陆续分房，编辑邻居们陆续搬走，又接二连三地搬进来新邻居。我家因为特殊原因，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十多年，至今也没挪窝。算起来，整个大院三百七十八户人家，三四十年以上的老邻居没剩下多少户。平时老街坊见了面会打招呼，他们也都很热心，帮我代收快递，遇到事儿会提醒我，但终究都各自忙——又不乘凉了，又没地方种花种菜的，赶巧儿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这些年院子里的空地愈发少了，还有外来打工的人租住在当院盖小平房里——很多人熟悉的小街栗子，存栗子的库房就离我家二十米（以至于冬天的时候，我常走店铺的后门去找老板直接买栗子）……
六七十年代生机盎然的公共空间终于彻底消失。现在，我居住的院子破破烂烂的，已经完全沦落为大杂院，所有关于公共空间的美好影像都只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这里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我们腾退。我的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期待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又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大院那种长在一起的情感关联。四十多年的居住史让我见证了一个古老的建筑空间的缓慢破败，同时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在社会底层的平民身份或者说平民视角。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身份或视角，在这个日益衰败的公共空间中，我对“底层的生活”、对“百姓”这些词语的含义有最为真切的了解——我又常常为之感到庆幸。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怎么重要，我又觉得一言难尽。
就让我慢慢体会吧，反正没什么可着急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今天下午
附：
九爷府“极简史”
九爷府：“大名儿”孚王府，位于朝阳门内大街路北137号，座北朝南。曾作为胤祥、弘晓的怡亲王府。1851年孚郡王奕譓成为宅子的主人，孚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王府规制宏大、布局结构严谨规范，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占地面积44000 平方米（现存 10000 平方米左右），号称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王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建筑群分东、中、西三路。中路建筑有正门、正殿（（银安殿，7间）、左右配楼、后殿、后寝、后罩楼；西路跨院为王府生活居住区；东路院是府库、厨厩及执事侍从住所。
孚王府历史变革：
1928年，孚王府出售给国民政府委员、奉系军阀元老、张作霖手下高官杨宇霆。
1929年1月，杨宇霆被张学良杀死。
1930年，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租借孚郡王府址办学，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当时以东阿斯门（侧门）作为校门。
日伪时期，孚王府是日本人的“偕行社”所在地，这时改由南大门出入。
1947年，孚王府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励志社’北平分社占用，戴笠来过这里。
1949年，孚王府由解放军接管后，便成为中央机关的办公场所，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维汉、李先念、李富春、马寅初、薛暮桥等人先后在此工作过。
今晚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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