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邻46❼｜晚清提倡女子解放，是强国的一种需要
读邻君 继续读邻46期讨论，接下来听杨早谈谈建构的问题。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夏晓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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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价：人类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参与的，建构是故意建构还是无意的建构？
杨早：凡是使用到建构都是主观的建构，如果不是主观的是无意的那叫形成，不叫建构。
你看《晚清文人妇女观》，上编是综论，下编从第三章到第九章，谈到七位晚清文人的妇女观。这七人里面，后三人是女性，秋瑾、吕碧城和何震，前面四位都是男性，晚清的妇女启蒙也好，妇女革命也好，都是由男性开始说的，甚至很长时间是由男性代言的。换句话说，它最初的发动者和推动力都来自于男性，并非一个女性自发的活动。
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结果？首先，跟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时发生的妇女解放运动比较，其实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比中国还要可怜。绿茶说当时的女报微量，你看当时英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根本没自己的媒体可言，妇女手里掌握不了经济权，没任何媒体帮他们呼吁，所以，她们才要走上街头砸烂橱窗玻璃，打人，通过这种极端行为引起公众注意，来推广她们的女权主张。中国比他们好多了，当然我们说了原因不是要解放女子，而是因为要强国，女子解放作为一种工具在使用。但不管怎么样，结果还是有蛮多的女子参与进来，声势浩大，而且几乎所有一线的知识分子都要对女性解放进行表达或表态，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现在喜欢说大众媒体如何如何，但事实上所有先锋的观念和文化都是由小众发起的，小众慢慢的膨胀，他们的话语权开始引领风潮，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大众层面去。
刚才绿茶和梅子酒都提到你想知道普通家庭的女性如何建立国民常识，这不是本书能够涵盖的问题，但别的研究者可以“接着讲”，比如我就留意1912年的大众媒体上怎么对女子问题表态，事实上1912年的《申报》还在鼓励节妇烈女，你的丈夫或者未婚夫为革命而死，你应该守节或者自杀殉葬。这是大众媒体其时的表彰策略。大家一定要理解这样一种状态，启蒙发起的时候不会那么快影响到大众层面，那是非常困难的。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把新文化运动抬得很高，其实在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前，《新青年》几乎要关门了，没有关注，没有收入，主流话语圈根本没人理你，你再挑战旧文化，那些大佬都不理你，因为才有刘半农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演“双簧戏”，自己扮演反对者跟自己吵架，等于用炒作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效果也不大。
它之所以能够对后世造成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都在用白话文，原因是什么？两个节点，一个是五四运动突然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一个街头运动，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认知到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在爆发的运动。但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大家为了救国走上街头的时候，还是很少人关注新文化，当时上海最畅销的书是骈文言情小说《玉梨魂》，商人这些中产阶级消费者更愿意看这种古文读物。真正白话的确立是1920年，在这帮通过政治运动获得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小学国文教材使用白话的命令。这才是白话文进入千家万户的关键点，才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
为什么梁启超说学堂、演说和报纸是传播文明三利器？这三者不能拆开来，本身它就是个一环一环的过程，报纸制造舆论，演讲传播思想，最后学堂是一个把思想稳固下来的环节。所以，不能单看报纸，本书中的材料是一个大的谱系中的一块，不能光看这一块，要看到它的后面和外延会产生什么样的传播效果。
李子：我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求真和信仰的重要性。另一个是女英雄。
杨早：为什么我推荐这本书呢？其实一本书作者严谨规范的话，里面的知识没有太多好质疑的，但是人文学科有个特点，你看到的知识越多，这些知识就会慢慢地串起来。实际上夏老师做学问就是这个方法，开始读到的是文集，晚清文人的文集里怎么谈妇女，慢慢地再往前走会进入报刊，然后回忆录、档案，各种各样的材料慢慢进来，最后会汇集，如果你有学术直觉和问题意识，这些东西会慢慢汇集起来，最后变成一个大的东西。夏老师手里应该还有好几个题目，比如近代戏曲思潮，都在进行当中。夏老师是那种狐狸型学者，这种学者会设计好多题目，各个题目都在推进当中，看哪个果子成熟了我就把哪个摘下来。
刚才半价说的那个问题，那天夏老师最后一堂课也说到数据库怎么用的问题。数据库出来以后，当然会极大地推进学术的发展，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申报数据库，你需要什么关键字搜就得到了，这是非常方便的，以至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去图书馆，都愿意在家里做研究。不过夏老师说，她觉得接触物质形态的知识，和比特形态还不完全一样，你一篇一篇地翻书页，跟屏幕上一条一条地看，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我自己做过反比特的行为，2012年抄过一年《申报》，其实我就想得到一种背景性的知识，想获得一种历史感。在一百多年前，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民众，一个地方的女性，你接受知识的途径绝对不可能像后来一样，是靠检索的，也不可能有个人哗一下把前后十年所有的启蒙读本都放到你面前，你给我读，看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你每天会接受各种资讯，报刊上的，传言中的，周边人的态度，种种资讯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你这里，你的女学意识的形成，“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是慢慢累积起来的，是一个层级累进的过程。它绝对不是突然塞给你的一套知识，特别是在那个特别芜杂又元气淋漓的时代，没有教材，没有大纲，不像现在的研究生读书，是整块的知识输入，不是这样，这些知识是慢慢汇聚过来的，而且在不断调整当中。比如《中国白话报》一开始希望针对妇孺传播，白话文章，妇女小孩都能看，后来发现报上讲的话妇孺根本看不懂，就把这块放弃了，把对象调整成商人和学生——当然这两种人都是男性。
妇女看什么呢？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说主人公看申报，他的姐姐看《点石斋画报》，图画绘本这些东西针对普通家庭里的女性，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阅读分流。因此学者的考察路线就有意思了，你考察这些文字性的东西，它很可能只是男性讲给男性听的，真正的女性精英毕竟是少数，但是反而是这种图画读物，或现场演讲，学堂教材什么的，这些可能是直接面对女性的，大家都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第五章大家都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歌曲传播的门槛是最低的，而且它传播的有效性很强。但反过来说，歌曲那么短的内容一定丢掉的东西是最多的。所以，它最后会只剩下名词。但是有意思的是，当这些名词的内涵被剥离，只是作为名词传递的时候，它的洗脑功能是最大的，因为它会赋予名词一种魅力，会让你不自觉的把它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来对待。
王小波在一篇散文里说到一个例子，他们到云南插队，经常跟老乡在买东西的时候发生纠葛，老乡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觉得他们是“文化人”，我没有办法使用我的本土性语言、地方性知识跟你交流。知青没有钱，就喜欢去小偷小摸老乡的货品，老乡抓住他们，不是说“你不应该偷盗”，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会说“要斗私批修”，他对这句话毫不了解，但他觉得这句话是你们的话语，我把这句话拿过来，我能够用这句话跟你们产生有效的交流。歌曲的传播也是一样的，歌曲中使用的大词，比如“女权、民主、自由、解放”，受众可能未必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当他觉得拿这个东西作为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的时候，他就会使用了。
事实上政治正确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政治正确，为什么不能说“黑人”，要说“非洲裔美国人”，没关系，它确立起来变成一个规范，你就可以拿这个规范去要求别人，要求的过程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重构。比如这里一堆人，都在嘻嘻哈哈地谈论女人天生如何不如男人。这个时候你跳出来放出“政治正确”的法宝，或许有一半的人会因为他们的礼仪、教养而感到羞愧，就不再说这种话，这个空间里的整个权力结构就被颠覆了。如果没有经过洗脑子和简单化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你说话是没人听你的，你在1960年代跟别人谈“政治正确”，别人会觉得你是疯子。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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