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评“选择性威尔逊主义”：再论西方国家支持民主的动机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阿曼·格里戈里安（Arman Grigorya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
编译：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Arman Grigoryan; Selective Wilsonianism: Material Interests and the West'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0; 44 (4): 158–200. DOI:https://doi.org/10.1162/isec a 00378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9期，总第36期。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之前本公众号推送的《选择性威尔逊主义：物质利益与西方国家对民主的支持》一文的主要内容。该文介绍了乌克兰和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的背景，以及欧美国家对两国民主化运动的不同反应。该文随后指出，两国民主化运动中反对派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是欧美国家高调支持乌克兰民主化但对亚美尼亚民主化不闻不问的原因。该文随后回溯了欧美国家在世界推广民主的其他历史案例，指出欧美国家在世界推广民主的动机是自身国家利益而非对自由主义的信仰。
之后，本文列举史实，对上文作者所提出的各项因果推断进行逐条反驳，指出原作者的总论点及其主要分论点都不能成立，其所引征的主要历史案例也都不足以支持其观点。最后，本文依靠传播学理论中的思想图式概念，为思想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借此提出了一个比原作者所批判的康德自由主义理论解释范围更宽的理论框架，并简单讨论了其在简化和完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潜在价值。
原文回顾
01
根据时下流行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自由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的信仰，特别是对民主的支持，推动了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康德的上述理论对于西方国家精英来说是一种准宗教信仰。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反应的差异。
2013年，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亲俄远欧的决策引发了大规模群众抗议。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在乌克兰抗议者走上街头后立即声援他们并向亚努科维奇施加压力，谴责他的行为与他动用武力所导致的危险后果。可以预见到，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将亚努科维奇的倒台视为民主的胜利进行庆祝并谴责俄罗斯煽动内战，而现实主义者批评西方政府的行为，认为他们激怒了俄罗斯，其行为是源于“自由主义妄想”（liberal delusions）。与之类似，在乌克兰爆发抗议活动的六年前，另一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也爆发了一场群众运动。然而，与对乌克兰民主化运动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没有动员起来声援亚美尼亚的抗议者，而是基本上站在政府一边，尽管允许一些针对政府的不疼不痒的批评。
为什么那些对乌克兰民主化运动如此热情支持的西方政府、组织和媒体对亚美尼亚的民主化运动如此冷漠甚至厌恶？为什么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自由主义妄想”没有出现在亚美尼亚的案例中？作者认为，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与其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几乎没有关系。否则，西方应该更热情地拥抱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因为相比乌克兰，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更符合自由主义者的信仰预期：第一，亚美尼亚的运动是合法与和平的，而乌克兰并非如此；第二，亚美尼亚反对派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权；第三，亚美尼亚反对派唯一目的是恢复民主；第四，西方国家支持亚美尼亚反对派也没有更大的风险和代价。事实上，西方支持乌克兰民主化运动但未能支持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运动的反对派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不同：乌克兰反对派公开敌视俄罗斯，亚美尼亚反对派则不然。这一原因是与康德的自由主义理论相矛盾的。
康德的理论在美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使是对意识形态偏好的因果关系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在将特定决策归因于自由主义信仰的方面也存在着悠久传统。然而，支持康德理论的学者们犯下了如下几个方法论的错误：（1）他们选择西方国家促进民主的案例而忽略西方国家支持独裁和破坏民选政府的案例。（2）他们或者在民主力量得到支持的情况下没有对自由主义信仰以外的原因作出解释，或者将所有其他原因与自由主义信仰一起形成一份冗长的清单 （3） 他们在暗地里将国家对偏保守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如财产权、个人权利与有限政府）的支持等同于对民主本身的支持，并且将任何左翼意识形态视为非民主的，甚至将反对符合宪法的左翼政府以及支持右翼独裁政府视为对自由的增进（4）他们将在面临民主变革压力情况下妥协的案例作为促进民主的证据。
02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的反应
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群众运动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但对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的报道寥寥无几。西方政府和政治精英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厚此薄彼。
西方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群众运动的不同反应可能与康德的逻辑相协调。然而，以下几个假设虽然支持康德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都不符合事实。假设一认为，乌克兰运动是和平的，而亚美尼亚运动不是，所以西方国家支持前者而无视后者。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假设二认为，西方国家无视亚美尼亚的民主运动是因为反对派领导人反民主的黑历史。作者认为这个假设也不成立，因为乌克兰的反对派里面也有很多反民主的极右翼组织。另外亚美尼亚反对派领导人的黑历史不能代表整个反对派的政治立场，而且也有一些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持反民主立场。假设三认为，乌克兰政府比亚美尼亚政府反民主的程度更加严重，因此西方国家更重视前者的民主化运动。这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亚美尼亚政府比乌克兰政府更加独裁也更加残暴。假设四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厚此薄彼，是因为支持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可能比支持乌克兰民主化运动更昂贵或更危险。作者认为这条假设也不成立。具体来说，首先作者认为俄罗斯的干涉是西方国家支持这两个国家民主化运动主要的风险来源。作者指出，和亚美尼亚相比，乌克兰对俄罗斯更重要，而且乌克兰的反对派更痛恨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干涉的风险，在乌克兰要大于亚美尼亚。其次，由于乌克兰社会的民族与宗教派别更为分裂，乌克兰民主化运动上升为内战的风险也要大于亚美尼亚。
作者认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厚此薄彼，是因为前者更有利于减少或限制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而后者则不然。乌克兰反对派的主要明确目标是推翻亚努科维奇退出欧盟联盟谈判、准备加入俄罗斯支持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决定，这正与西方的意愿相同。与此相对，鉴于俄罗斯目前既向亚美尼亚提供安全保障，又是后者的主要贸易伙伴，还具有打破纳卡冲突平衡的实力，如果亚美尼亚对俄罗斯采取敌对姿态，西方是无法补偿亚美尼亚的损失的，何况也没有迹象表明西方有任何这么做的意图。此外，亚美尼亚当局的领导人萨尔基扬是亲西方的，并且正在着手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土耳其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03
能够证伪康德理论的历史案例
首先是菲律宾。作者认为美国在菲律宾推行民主的动机，首先是为了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避免德国和日本填补西班牙战败后的权力真空，其次是为了商业利益。这都和自由主义信仰无关。另外美国选择与菲律宾大地主合作的策略导致了菲律宾民主化的失败。
第二是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政策转向。随着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促进民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明确阐述的核心主题。这一理念以及对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支持是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柱。然而，作者认为，威尔逊在中美洲发起的几次打着民主和善政幌子的干预行动，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防止德国渗透。而美国之所以决定参加一战对抗德国，也不过是因为继承了英国的防止任何单一大国主宰欧洲的大战略原则，而非出于自由主义信仰。而威尔逊战后在欧洲推行民主的行为更像是为了遏制德国的手段。
第三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作者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支持民主化的原因是为了限制苏联扩张，也不是出于自由主义信仰。美国在德国和日本民主化的成功则被归结为这两个国家和菲律宾相比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另外，冷战期间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在很多国家宁可容忍一个右翼非民主政府也不愿容忍一个左翼民主政府。并且为了避免共产主义分子借机生事，美国也在很多国家抵制左倾的经济政策。卡特总统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更加重视人权问题，并且美国对拉美非民主政权的支持有了相应减少。但作者认为这是为了重振美国的国际形象，对抗非西方国家的国有化经济趋势。里根总统时期，美国根据国内经济制度对非民主政权进行了分类，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民主政权，反对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民主政权。而美国推动结束南非右翼非民主政权的原因则被作者归结为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压力。
第四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情况。作者认为，美国不过是打着推广民主的幌子扶持亲美政府上台。
最后则是后冷战时期欧盟的东扩。作者认为，欧盟东扩中对原苏东国家的民主化改造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国家脱离俄罗斯的战略轨道，而非出于自由主义信仰。
文献评述
作者的理论完全无视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手自身的政权性质及其对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威胁。这使得作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对抗地缘政治对手的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恰恰正是其捍卫自由民主的信仰。
例如，只要我们回看一下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以及杜鲁门1947年的国情咨文（刘同舜 1993），就会发现美国决定在全世界范围遏制苏联扩张的原因里面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苏联及其卫星国对自由民主的践踏和威胁。无独有偶，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全都是该时代全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反自由反民主势力的大本营。
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对抗上述世界最大的自由民主威胁而作出的一些战略迂回，乃是一种分清主次矛盾、擒贼擒王围魏救赵的斗争策略。我们不能用西方国家对右翼非民主政权的让步来否认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只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打倒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冷战时的苏联，才能让自由民主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安全无虞地幸存延续。
基于此，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俄国的目的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的厚此薄彼，也不能用于证明其没有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除此之外，作者自身也犯了一些他自己批判别人时指出的方法论问题。
比如，他在谈及一战后美国的欧洲政策时候，完全无视了美国为一战后自由民主的魏玛德国复兴所提供的巨额贷款。正是美国所提供的巨额贷款，让德国短时间内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迅速崛起，最终打破了欧洲的均势局面（基辛格 1997, p. 245）。这一情况足以表明，一战后美国在欧洲推行民主的行为根本就和遏制德国毫无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不过是他所批判的那种在选择案例时只找对自己有利案例的学者中的一员。
再如，他在讨论菲律宾的案例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美国冷战期间在菲律宾选择向该国大地主利益妥协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胡克叛乱”——被成功镇压以后，该国摆脱了共产主义威胁（Lee 2020, p. 20）。因此作者自己也触犯了他所批判的错误归因谬误。
最后，作者通过反驳几个看似支持康德理论的假设，把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和亚美尼亚民主化运动的厚此薄彼解释为西方国家放弃了自由民主信仰，本身也是一种“非黑即白”的诡辩，无视了西方国家此举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捍卫自由民主的这个解释。
此外，和作者不同，笔者认为，诸如康德理论这样的思想文化因素确实能够非常有效地解释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国际关系走向。根据传播学的理论，人在收到由感觉器官所传入的外界信息的时候，必须依靠自身大脑中的思想图式（schema）才能对该信息进行解读，进而做出相应的回应行为，而思想图式的形成则依赖于个人已有的知识和经验（A Primer 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2, pp. 66-67）。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决策者也无不如此。一个国家决策者的思想图式能够决定其如何理解国际局势、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国际战略、回应国际挑战。因此，思想文化因素自然可以相当有效地解释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国际关系走向。
个人需要通过思想图式解释外界信息并且做出回应行为，这是一个有着坚实科学基础的因果关系，也是一个足以打通国内国际因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理论桥梁。一方面，国家决策者的思想图式取决于其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而其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则取决于种种国内政治因素，如决策者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长期历练，决策者所受到的国内政治文化的熏陶，决策者独特的个人人生经历，国内政治制度对不同知识经验决策者的筛选淘汰，等等。另一方面，国家决策者的思想图式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怎样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类信息进行解读与回应。这样一来，在国家决策者使用思想图式解读和回应国际信息的过程中，国内国际因素得以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国际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借助决策者思想图式这一关键概念，综合性地解释国内国际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填平国内国际政治的逻辑鸿沟，甚至实现建构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对话。
思想图式的解释较之康德理论解释力更强，因为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在英国霸权衰落之后没有马上接手领导国际秩序：当时美国的决策者仍然采用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思想图式来回应国际挑战，直到思想图式与众不同的决策者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逐步改变了美国政坛多数政客以及多数选民的孤立主义思想图式，进而使得美国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的国际政策得以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决策者解读自由民主的思想图式——美国决策者认识到，一个有利于自由民主的世界环境对捍卫美国自身的自由民主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思想图式概念可以简化、完善时下流行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首先，思想图式的影响有扎实的科学实证基础，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某些流派存在一定的反实证倾向。其次，思想图式可以将决策者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群体主流的文化、规范、认同纳入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毕竟一个人的知识和经历既受所处社会群体主流的文化、规范、认同的影响，也因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而变化。最后，推动或阻碍社会主流文化、规范、认同变迁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图式及其形成原因，可以帮助我们追根溯源彻底解释社会主流文化、规范、认同的宏观变迁何以发生或为何难以发生。
参考文献
[1]〔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2] 刘同舜：《“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4-9页、第77页。
[4] 赵德教：《国家主义派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革命活动——兼谈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第49-55页。
[5] 2012.A Primer 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1st ed. [ebook]Creative Commons. Available at: <https://2012books.lardbucket.org/books/a-primer-on-communication-studies/s14-leadership-roles-and-problem-s.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21].
[6] Lee, James. (2020). U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3:5, 737-761. DOI: 10.1080/01402390.2019.1579713.
[7] Wendt, Alexander.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3),335-370.
DOI: 10.1017/S002081830002751X
责编 | 阮辰阳 姚寰宇
排版 | 叶拯 陈炜昊
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本平台评译分享的文章均出于专业学习之用, 不以任何盈利为目的，内容主要呈现对原文的介绍，原文内容请通过各高校购买的数据库自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