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误会,经济学不是施政纲领
如果不加强学习,摆正她在你心中的位置,就难免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提问,「奥派有理,但为什么世界上就没有按照奥派理论实行的国家呢?一个都没有。现实中实行不了的奥派,理论再牛逼也是空谈。」大概就像是,一个小学生,你给他讲很多的牛顿定律、勾股定理,在书上算来算去,他可能会想,这些到底有什么用?毕竟,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日常生活中也没见谁经常搬出牛顿定律来,说来咱们来用牛顿定律来解决下这个问题。但一个小学生,只要能坚持读完初中、高中,即便不读大学,基本的物理数学常识也还是具备的。物理学、几何学的普及是成功的,但经济学的普及却是失败的。没有人会质问,牛顿牛逼,但我怎么没看到这些汽车上贴着本汽车使用牛顿定律制造?也没有人会因为一栋楼盖塌了,跑去质问你是用的谁家的几何学做的设计。经济学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明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是失败的。铺天盖地、随处可见,从中学政治课本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大政方针都是 Marxism 的中国化。所以很多人就天真地以为,所有的经济学都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经济学不过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没有把经济学当作科学,而是当成了政治的延伸、当成了施政纲领,所以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一旦把经济学定位于科学,那么对于问题本身的回答,就一目了然。面对这样的问题,再也不会犹豫不决。经济学是科学,那科学就有科学的规律,违背了科学规律就会受到科学规律本身的惩罚,惩罚带来的后果并不会否定科学规律。不管你懂不懂牛顿定律,可能都会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摔倒并没有违反牛顿定律,但却破坏了原来骑车正常行驶过程中的平衡条件。骑车摔倒了,并不能证明牛顿定律错了,只能证明你骑车技术不行。因为科学规律一直就在那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科学规律一直都在。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所揭示也是一直存在但不为人知的规律。它们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只是发现物理学规律的是牛顿、爱因斯坦,发现经济学的是斯密、米塞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领导人,懂不懂经济学、懂不懂奥派都没有关系。但你的决策,对这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施政纲领,必定会和科学、会和经济学相关联。同一时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策,会有不同的结果。同一地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政策,同样也会有不同的结果。说过很多次的我们国家自己的开放经验,渔村变都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成为现实和标配。并不是说政策没有用,而是在根本上,后来的政策纠正了原来的政策。原来养鸭子不能超过三只,后来可以了;原来雇人不能超过七个,后来也可以了。原来政策方向是错的,所以日子越过越差,饭都吃不上。后来政策逐渐向正确的方向靠拢看齐,自由的重获,市场有了自己的空间,加上我们以勤劳为荣懒惰为耻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经济才能一路开挂。政策方向对了,严法严行则会带来繁荣。而假如政策方向如果错了,越是执行的严格,那么带来的将必然是越发的衰败。这个曾经富庶的南美国家,因为左派领导人的上台,追求所谓的公平,推行所谓的福利,导致今天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之前写过一篇《历史找北的过程,不是到北极星上去》,「找北」就是寻找正确的方向,而科学规律如果被揭示和发现出来,那么尊重科学就是最好的方向。的确,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的确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自由的国家。你也画不出一个绝对的直角三角形。但这并不是自由本身的错,不是规律本身的错,不是勾股定理的错。政客不把经济规律当科学,耍起流氓来比谁都6,科学拿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当我们认准了经济学是科学,自由和市场是方向,那么也就并不难回答俄罗斯为什么失败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俄罗斯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放开监管,把经济衰退归咎于这两点,过于草率。把西方名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作都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是这两位读者的共同点,也是问题本身就存在的问题所在。经济学本身也没有去盖什么高楼的意图,即便有人想凭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类的理念来施政的话,经济学的研究也仅仅是表明,符合规律的政策更容易达到所宣称的美好的目的。但经济学是科学,如果政客愿意,可以利用它来指引正确的方向;如果人民愿意,可以用它来纠正错误,让错误的政策失去群众基础,遭到唾弃。虽然现实来看很不乐观,但经济学的北极星依然在那里,依然是我们追寻的目标。另外明天(9 月 29 日)是经济学大师,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诞辰纪念日。他就是那个指给我们北极星看的人。借此小文也表达敬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年),20世纪最重要而独特的经济学者,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故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为炮兵军官几番命悬一线;战后以一人之力,让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维也纳流产;为躲避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在美国竟得不到正式教职;在窘迫的生活环境中,不仅开设了私人研讨班,还完成了旷世巨作《人的行动》。他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在主观价值论、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资本和利息理论、经济计算和计划经济理论等方面的任何一项贡献,都足以睥睨众多诺奖得主。他是当之无愧的先知:《货币与信用原理》预示了30年代大萧条爆发;《社会主义》深刻阐明了中央计划体制在复杂经济条件下不可行的划时代创见。他活到92岁,毕生育人无数,门下大师云集,却一直被诺奖委员会束之高阁。直到逝世次年学生哈耶克意外获奖,至死都没看见世人认可自己。他像个斗士般行走于充满敌意的世界,他的勇气和先见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