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 | 宏观分析的失误（下）
第四节 失业要从公司看
失业，还有失业率，是我们经常在财经新闻中能够看到的字眼，也是各个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一开始学经济学就强调概念的重要性，那「失业」这个概念该怎么来定义它呢？简单理解来看，就是没有工作。但没有工作这事又不是那么简单，路边小吃摊，陕西凉皮、麻辣烫、肉夹馍，那些店主算不算失业呢？他们的收入有些不比白领低，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通常不会选择从摆摊开始，即使拿不到任何公司的 Offer，他宁愿啃老可能也不会去卖肉夹馍，为什么？因为不体面。
任何人只要不怕工作的高低贵贱，愿意接受足够低的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就牵出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失业？张五常教授给出了他关于失业的定义，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说直白一点，就是六个字——嫌钱少，不愿干。
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劳作，即使经商也是家族企业，所生产经营的产品也大多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公司化的生产，所以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失业的概念，也没有按月领工资的这种说法。
所以，没有工资合约也就谈不上失业。失业的出现是工资合约出现之后的事情，尤其是按时间计算工资的发放。工业革命之后，小家庭作坊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和分工上的要求，于是工厂大规模出现，工资制度开始出现。
1937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一文，认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很多东西不方便以市场价格的形式直接交易，而是以公司组织的形式交易，在公司内部以上级指令的形式指挥生产活动。这篇文章现在依然有争议，但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论文，提出的角度和洞见也很有启发。
1983年，张五常教授发表了《公司合约的本质》，指出公司的本质，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外一种合约，公司和市场其实是一回事，仅仅是合约选择的不同。这个说法，很明显提高了理论的解释能力，把公司纳入到了合约解释范围之中。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公司无边界」或者是「市场无边界」，一回事。
真实的世界中，永远是不同的机构之间的相互外派，互相连接，带来的合约网络几乎串联着整个经济，除了在财政、债务那些产权明晰的地方需要清楚界定，我们很难划分哪些是公司行为，哪些是市场行为，不同的是其合约的安排。
从公司合约的角度看，说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失业，是说他短时间内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公司接收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不成、低不就」。
件工合约，就是我们常说的计件工资。很明显，这种工资合约的弹性非常大，多干多赚，少干少赚。市场不好，没有产品需求，工人们也没活，那就没有收入，这些条件在一开始就谈好接受的话，想想很容易明白，不会有人埋怨发不出工资的。失业在这个时候谈不上，可能仅仅是一段时间无活可接。
另外，用高额奖金或者分红来作为按月发工资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一个好方法。绩效好了，年底分红多，大家都开心，下一年干劲更足。绩效不好，大家都看得见数据，年底收入少了，也不会埋怨什么。但你要今年平时工资高高在上，明年形势不好，大幅减薪，这在心理上就很难接受了。
日本的例子是个好例子，所以你看到有文章会写日本人多么敬业，在一家公司一直干到退休。这背后其实也是有制度层面的原因的。
先出一个思考题：我们通常看到的，教科书和媒体报道，都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大家很多有在公司工作的，请大家想一想自己或者身边的同事，有没有上班偷个小懒，刷刷淘宝，或者炒炒股什么的？那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更容易呢？还是工人剥削资本家更难防范？哪个成本更高？
员工在公司上班，按月领工资，但值钱的是员工的时间本身吗？不是的。
在第一卷《科学说需求》中讲过了，什么是价，什么是量的问题。时间本身不是老板雇佣员工所需要的东西，时间仅仅是一个「委托」量，老板真正想要的是产品或者是贡献本身。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直接量度每一个员工的贡献产出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把员工的产出贡献委托于时间来量度算钱，也就是时间工资的合约，按月领钱了。
按月领工资，这种合约并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被量度而算工资的只是贡献的委托量，时间。经济不好，老板说要减薪，不容易让下面的人信服。失业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履行定律」，意思是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那个「量」，监管执行情况的费用就低；而没有或者无法被量度算价的那些「量」，监管这些执行情况的费用就要高一些。这个很容易理解，在第四卷《制度的选择》中还会更深入的分析和讲解。
这里讲一讲中国和美国的市场环境对比，通常认为美国的市场很自由，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很多方面是比美国做的要好的，这点必须要承认、正视和肯定。
工会方面，网上会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工会制度形同虚设，美国的更好。但这恰恰暴露出了他们经济学的无知，工会制度已经是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毒瘤，我们的工会制度没有实权，恰恰是保证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美国工会反对件工合约，政府甚至通过法律来禁止使用件工合约，想想看，美国的市场制度远没有我们想想的那么好，甚至更糟。另外福利经济的问题，失业了还有钱领，不用担心自己吃不上饭，有工作了反而没钱拿，这就是典型的鼓励懒惰，鼓励失业。这种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只要不是公司自己主动提供的，基本上就是弊大于利，放在哪个国家都一样。这就是科学规律。
这里的两个案例观察，一个是新劳动法出来之前，对于劳动者的保护，看上去很弱，没有立法和执法的保护，但我们学过经济学之后，很容易明白，最能保护劳动者的只有他们自己。这样整个社会才有了动力和效率，才有了前面的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个案例，说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最低工资的上调，使得工资制度失去弹性，妨碍了人们的自由选择，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现在来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失业是消费需求不足，基本上就是胡说八道了，错的浅。而另一方面主张政府花钱刺激经济，挽救失业，就更是错上加错，这个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
第五节 国民收入的谬误
国民收入，GDP，这些东西都是统计数字，统计，尤其是大规模的统计难免就有不周全的地方。前面我们也讲过了，经济学在分析的逻辑起点上，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这些统计实际上是对全体人员的抽样调查，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离我们所追求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用经济学来解释人的行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以大多数中国人的勤奋和努力程度来讲，如果不是我们早些年犯那些错误，超越日本的时间还应当提前。
张五常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是日本的货币政策，保持一个国家的货币强劲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一个国家的货币要保持强势，需要背后的经济实力来支撑，没有实力，你印的钱别人都不认。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和中国，美元在以前的电影中都是叫美金的，是听起来很霸气的词。
现在的电影再看看，就很少见到这种说法了。中国的人民币，也是在我们国家经济腾飞后，周边一些国家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想让货币保持稳定不容易，但让货币贬值那可是不难，印钞票就是了，经济不好，货币又超发，货币贬值那只是时间问题。最近的人民币贬值就是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国际上的收入比较通常是换算成美元来做比较的，而不是看实质性的收入。这里提到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分析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如何决定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是决定汇率的基础，汇率的变动也是由两国货币购买力之比的变化引起的。
在满足所有的假设条件下，同样的币值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会相同。这个理论不重要，对于我们提高思考能力没有太大帮助，张五常教授指出了两个问题，关于这个理论需要满足的假设条件，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了解一下。
我这里提出一个不同于张五常教授的角度，就是这个理论的假设条件假如都满足的话，那就假设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一种货币即可，货币和商品都自由流动，这样来看，这个理论其实什么都没讲，套套逻辑，同义反复，也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思考角度。
这一节重点的一个问题在群里讨论的比较热烈，就是住宅租金的回报率只有2%，非住宅的租金回报率大约在5%，银行借贷利率6%，现在大概是5%左右。2%的回报率是很低的了，但为什么人们，尤其是大城市的人们还是会去抢着买房子呢？疯了一样的买。
因为这个2%，是历史数据，人们根据对将来的预期做判断和决策。人们对将来的判断是，收入和通胀都将会上涨，所以要买，买，买。
整体经济形势越是不好，财政刺激经济的动机就越会强烈。所以房产，主要是大城市的房产，仍然是抵御通胀的最佳手段之一。虽然租金回报率只有2%，但通胀是多少呢？央行说今年的通胀维持在6%-8%，但我们要看真实的通胀，怎么看？要用正确的关键词搜索：金融行业总资产。这个数字才是反映真实的通胀数据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数字，看看这个数字的变化情况。
这里的两点，说的比较到位。
其一，美国的房地产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财富，他们的主要财富是知识与科技，当然还有在此基础之上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美国是正儿八经的地大物博，人少田多，在住房的人均享用上，非中国和日本能比。
这两点在一起，即使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那也更多的是人祸，伤其皮毛而未动其筋骨，美国仍然能缓过劲来。
第六节 财赤有害吗？
财政赤字，简单讲就是寅吃卯粮，今天还没攒下钱呢，先把明天的钱花了再说。「欧猪五国」，尤其是希腊几近面临破产，就是说好要还的钱还不上了。
张五常教授关于财政赤字的看法是：政府花钱多少无所谓，问题是社会收益的回报是否足以抵偿花出去的钱，而且还有剩余，也就是要看政府花钱的社会回报率是否高于欠债的利率。政府花钱或投资要从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角度去衡量。
这个地方，是无法同意张教授的判断的，原因简单，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效率，其二是正义。关于正义与否的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暂且不论，关于效率，则一定是政府输给私人。因为在逻辑上，政府花钱和私人花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和算法。
米尔顿·弗里德曼总结了四种效率递减的花钱方式：1）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2）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3）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4）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在这个排序上，第一的是私人花钱的逻辑，最后的则是政府花钱的逻辑。
这里有一个张五常教授的重要看法，那就是私有产权，不一定需要有私人所有权，而是说承包合约可以代替私有产权。
这个问题后面还要碰到，就是说在一件物品的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都得到明确和保护的情况下，名义上的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这在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因为它成功的绕开了所有权的问题，那个年代所有权的问题很多时候轻易就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社会性质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不谈所有权的问题，而是保证和保障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使得很多问题可以不争论，进而看效果。
房地产市场的改革同样如此，土地是国家的，我们都没有产权，但我们对房子有产权，土地房产虽然是70年，但法律保证了可以住的使用权、可以出租的收入权，以及可以买卖的转让权，同样让房地产市场得以迅速发展。
很多媒体都认为房地产火爆是坏事，认为房地产不是实体经济，相反，无论是上游产业还是下游产业，房地产市场的一砖一瓦都带动了它们的发展，养活了甚至养肥了一大批人。
张五常和科斯都认为私人所有权不重要，但那不是说真的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中国特色的合约结构在界定权利和带动竞争上，所达到的效果，和原来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界定上发挥了一样的作用。
有效率的合约结构，一定是把权利与责任界定的清楚，四个字——权责分明。这个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公司管理，都是通用的基础理论，否则就会出现「公地悲剧」，没人管、踢皮球。而很多非市场的行为，有关部门，恰恰是最容易出现权责不分，踢皮球的。权责分明可以说是私有产权的本质，但一上来就直奔私有产权的核心议题去，恐怕中国当年的改革走不了这么远。
去年林毅夫有文章，说中国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恰恰是林毅夫自己在照搬西方的那些理论，用于指导经济建设。而我们从西方引进的那些所谓的「先进制度」，同样是在祸害中国，而不是帮助中国发展。比如新劳动法、最低工资、货币政策、医疗改革、福利制度等等。
许小年教授有篇文章，《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只有商鞅和邓小平成功了？》，我看过之后写了一篇读后感，《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的是哪块石头？》，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大多数是自下而上的，是下面自发地形成了更有效率、更合理的合约制度，然后上层加以承认，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推广。
资产负债表：国企有，国家没有
这个地方，张五常认为一个国家也是一间公司，其实也是无法完全同意的，理由前面说过了，行为逻辑。我觉得可以同意他说的，界定责任就是界定权利，只要界定的合约组织运作得当，是否私产不重要。
我在成都上的大学，成都的「宽窄巷子」去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建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但从「宽窄巷子」的案例，得出的这三点启示，前两点我们看看，是很难认同的。
第一，国企会亏，但私企也会亏，国企干部比外国上市公司的职责界定还要严谨。国企亏了有补贴，私企亏了找谁补去？还是根子上的原因，行为逻辑就不同，国企领导的职责界定也不会有张教授想的那么美。
第二，国企干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项他们会做得比市场更有效率，该让市场做的他们是不会染指的？是这样吗？网约车最新的规定出台，几乎可以说是为首汽约车量身打造，首汽约车就是国企背景。张教授太高看和相信我们的干部了。
第三点，整个体制的合约组织重要。这点我同意。
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是关键
这里跟前面多少有点重复，说过了收益是一方面，另外还有效率和正义两个方面。
在政府办医疗、教育和福利方面的问题上，布坎南教授做过研究，结论一律是灾难，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好。
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行为逻辑的不同，一个是对上负责，收入来自上级对下级的肯定和拨款；一个是对消费者负责，收入来自消费者的用脚和钞票的投票。行为逻辑完全不同。
所以布坎南的研究表明，这些项目由政府处理成本一律高于市场处理，而社会效益这个概念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大词，于是利益团体浑水摸鱼，腐败丛生也就在所难免。观察可知，无论中外，莫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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