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庆 | 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 ——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
文 | 韩昭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 要]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关键词] 贵州;环境认知;康熙时期;雍正时期
一、引 子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一道勅谕里有一段谈到驻守云贵的军人要是想作逃兵,其结局要么是被四周环绕的“蛮人”杀死,要么被他们抓去种田,没一个出得来的。“若差去舍人至军中,须要把逃军的缘故说与各处守御军士知道。这蛮人地面里,凡在逃军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个出得来,都被蛮人深山里杀了;不杀的,将木墩子墩了,教与他种田。”朱元璋这一段恐吓性的话语道出了贵州初开的情景。此时,明代政府在贵州只建了5卫1所,最东面的为黄平守御所,建于洪武八年(1375年),最西的为乌撒卫,建于洪武十五年,除了最北的永宁卫(1372年),其余的4卫1所呈东西走向,分布于贵州的交通要道上。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最早设立的八府分布于今都匀以东的地区,唯一的一个县是思南府的务川,即今遵义市的务川县,在黔东北,西部和中部仍然主要是土司范围,卫所呈插花形式嵌于其中。明代设置贵州是因为要借贵州“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鸱张豕突,易动难安”,一句“易动难安”就反映出当地土著与卫所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我们从今日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现存的明代屯堡遗留下的建筑形式,仍然能感受得到。遗留的老房子都是石制墙体,结实便于防御。窗体呈外小内大的漏斗形,便于由内往外的观察,有时朝着街面的墙上甚至没有一扇窗户。门板厚重,街道深窄,构成一种易守难攻的城堡体系。建省以来,贵州财赋位居全国倒数第一。贵州之贫瘠、荒凉让人寒心,明代甚至有人提出废置贵州的建议,“然而地有所必争,昔人欲弃之而不可,则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也?”守住贵州,可以同时牵制周边的云南、四川、湖南及广西四省,故不能以为贵州只是“蕞尔之地”,就否定了它的“形势”,实系“滇楚锁钥,蜀粤藩屏”,终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不能废置。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极力反对在贵州征收矿税,一是因为贵州自然条件恶劣,二则货殖不通,经济落后,“盖贵州乃古罗施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渟,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在明代官员眼里,贵州是贫瘠荒凉的苗蛮之地,“非无田之患,而无民之忧。”
从土地开发的角度看,明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耕作技术落后,除坝子垦为农田外,广大山区盛行“刀耕火种”,由于“刀耕火种”主要靠草木灰补充土地肥力,两三年后,土地肥力显著下降,不能继续耕作,需要不断另开新地,耕地无法固定,出现“赶山吃饭”到处游耕的局面。明末随着卫所传入先进生产技术,水田的开垦已由平坝向坡地扩展,出现梯田;在缺乏水源、坡度较大的山地,一般开垦为土,种植小米、红稗、大麦、小麦、燕麦、荞麦和豆类等杂粮,固定耕地面积扩大,水田、园圃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土地开发有了长足进展。
二、康熙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的认识
——穷荒异瘠
明末清初,贵州频历兵燹,最重要的有万历二十(1592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叛乱的战争、始于天启二年(1622年)终于崇祯三年(1630年)平四川永宁土宣抚奢崇明和水西土同知安邦彦的战争、康熙三年(1664年)平水西安氏的战争以及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二十年(1681年)镇压吴三桂的战争,经过明代经营略有起色的贵州社会经济,几乎又降到最低点,户口寥落,加上“土田确硗”,几近“瓯脱”之地。
虽然较明代而言,康熙五年(1666年)平定贵州西北部水西、乌撒二土司的叛乱之后,分别于二土司地置大定、黔西、平远、威宁四府,使得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延伸到贵州的西部和西北部,但是贵州经济仍是一片萧条,“吾观于黔而知非可以他国之治治之也,界接于楚、滇、粤、蜀,而僻于粤,硗瘠于蜀,荒凉萧瑟于滇,比之楚风直邾莒矣。”自平定吴三桂叛乱后,贵州面临着人口减少,田土荒芜的严重形势,按照康熙三十二年的数字,当时贵州原额田为1985099亩,荒芜无主田有822742亩;原额租地山土 156423亩,荒芜地土105474亩。其中荒芜无主田占原额田的41.4%,荒芜地土占原额数的67%。
这种凋零没落的局面除了受到战争影响,还与当地自然环境有关,“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屡屠而户久凋,城郭虽在,百堵犹未尽兴,学校虽修,弘诵犹未尽溥。”康熙三十二年上任贵州巡抚的阎兴邦这样评价贵州“古者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庐井满焉。黔则山高箐密,或一里绵二三里之遥,甚者,亘百里无人居。地埆不可耕,土皆石,桑麻不生。入其境者,举足悉蚕丛栈阁矣。”贵州崇山峻岭的地貌形态、羊肠栈道的交通形式跃然纸上,而“地埆不可耕,土皆石”的记载反映的是当时自然形成的石漠化景观。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康熙三十六(1697年)继阎兴邦之后出任贵州巡抚的王燕认识到贵州民众垦荒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田亩都在万山之中,土壤瘠薄,开垦成本高,故向朝廷提请把贵州新开垦土地的赋税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样劝垦才会顺利进行。
战争之后,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人气比康熙初年兴旺些,但是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提高贵州的垦殖力度以增加赋税显得十分困难,“但穷荒异瘠,末由少效……幸赖皇上洪福齐天,春花秋实,十分全收,家给人足,通省熙穰。臣初进黔境,见万山濯濯,全不艺种一蔬一木,询之居民,咸称有石无土,止可一年垦种,二三年后便不能收,且山多陡绝,雨多则土膏淋泄,十日不雨即坚结成块,根株不行,是以甘心弃置。臣思天地大利,莫过于土,力行劝谕……民苗鼓舞,方剔石芟莽,随种高粱、小米等物,亦各丰收。臣亲至郊外及遍询来往行人,俱称昔年灌莽蒿莱,今渐作绣壤住境矣。但古荒童秃,全省皆然,所劝垦辟,皆山巅仄岭,跬步石罅之间,代年耕废,民不以为恒业,故未敢令其报垦。”这条奏折显示,当时在贵州山上的垦殖力度很弱,贵州土地多石的现象由来已久。既然劝垦成本高,开垦地点又多在山头地角、半步石缝之间,而且随时有报废的可能,所以地方官不敢轻易让民报垦。
这种情况在另一位贵州巡抚白潢的奏折中也得到证实。“如黔俗,山不蓄树,妇无女工,草野编氓罔识礼义。奴才今劝谕栽植纺绩,设学课读,此皆奴才分内应为之事。现在实力举行,再如开垦田地上可以益国赋,下可以养穷民,但黔省田地俱在万山之中,土薄石积,固属难开,亦因此地民贫,实无工本。”除了积极备齐牛种,招民开垦外,他还另出新招以促进贵州经济,即建议康熙禁止贵州宦绅出仕之后,不准因为憎恶贵州硗瘠而落籍他乡,因为这些官宦回乡之后,一是有助地方教化,另一个则是他们在家乡消费俸资,也能带动地方经济。
从康熙时期《贵州通志》和地方官员的奏折来看,他们对贵州自然环境的态度普遍是消极悲观的,在他们看来,在这里通过劝垦增加地方赋税几乎是行不通的,除非中央政府给予特殊政策。
三、雍正时期的贵州
——荒年甚少荒地甚多
雍正即位,面对庞大的人口问题,立即提出劝垦的主张,但在贵州听到布政使刘师恕不同的声音,刘的理由如同前任官员一样,受自然条件制约,此政策在贵州执行起来有难度,“臣查黔俗,水田谓之田,山田谓之土,土气冷瘠,必先火煆,乘煖布种,所种止杂粮,二三年后土力渐薄,种或无收,又即弃置,俟草根盘固,复用火种,日久方得成熟,开垦既艰,收获甚微,实非他省可比,所以黔农每惮于开垦。”即便这样,他还是认真执行圣谕,“宣布谕旨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复饬各属听民自垦自报,不许乡保胥役假公滋扰,民皆鼓舞。”鉴于贵州荒山多,倒是可以种树,“再黔境荒山最多,树木甚少,劝课栽种较他省更为有益。臣行令各属,度量土宜,教民种树,先于省城外雇募善于种植之人为之倡导,民知其利,自然乐为。”尽管刘师恕所说的可能是实情,但在雍正看来,刘的奏折实有“巧诈”之嫌,并警告他“在朕之前惟以真实二字方可保久长。”
在全国各地认真执行雍正劝垦政策的氛围中,贵州官员的奏折中虽然也有贵州山多田少、田多沙石、山高岭峻、民鲜贸易、望岁更甚于他处等的报告。不同的是,雍正时期的地方官员认识到,贵州自然环境也有可圈点之处。
其一,风调雨顺可以抵消贵州土田硗瘠带来的不利影响,“黔省山田硗瘠,全赖雨晹时若,年岁方能丰稔”,“黔省土性瘠薄,全敕雨晹时若方可丰收”。雍正在位十三年间,贵州气候适宜,几乎年年丰收,甚至还出现异常丰年。雍正因此把丰收的现象当作开辟苗疆“天人感应”的依据,“以手加额览焉,朕非因祥瑞欣喜,所庆幸者整理苗疆之举,上天言是矣,不然何得有此事者。”并把年年丰收的原因归结于鄂尔泰的忠诚所致,“深慰朕怀,地方上得鄂尔泰如此公正廉明之臣,忠诚任事自然召感天和,乃一定之理”。鄂尔泰也认为,“臣伏查军兴之地半少丰年,为兵气农祥格不相入也。今两省年来频有剿捕之役而上天眷估,屡赐丰穰。”
其二,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总有贵州一定的收成,而不致颗粒无收,其原因是,“黔省山多田少,鲜有平畴,且土多沙石,最为瘠薄。每届播种之后,若雨水稍多则高阜者得济而低洼者浸损,若晴霁稍久则低洼者尚资灌溉而高阜者已觉旱干,是以黔地虽向无荒歉之偏告,而历来收成约略不过六七分以至八九分而已。”和康熙时期相比,这时期的看法显然比较乐观。
既然如此,以前劝垦不利的主要原因在人为。
据雍正时期最早主张在贵州劝垦的威宁总兵石礼哈的调查,开垦无法开展与当地土司不法有关。在威宁府西北一百四十里有个称为稻田坝的地方,地土平沃,自东至西计十里,自南至北计十五里,中间还有三条小河可用于灌溉,以前曾经是种稻之地,很肥饶,旁边的山坡还可种很多麦荞,但是因为这里与四川的乌蒙土府相邻,每到秋成收割的时候,常常遭土府率众抢夺,于是此地久弃为荒地。“臣到任后即访舆情,欲开垦者甚众而又惧收割之时不为已有”,为此建议驻兵,鼓励士兵和土著在此开垦。
在雍正四年到任的云贵总督鄂尔泰看来,云贵地区辽阔,但“萧索疲敝,难言乐土者,则以水陆不通,货财不殖,城郭不完,盗贼不戢,而调剂之术未讲也。”云贵地利未尽是因人而起,“云贵两省虽地少山多,然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云贵荒地甚多,议者谓宜开垦,不知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不禁其开垦而不来开垦者缘荒地多近苗界,实虑苗众之抢割。若果土司遵法,彝人畏伏,将不招而来者自众。故臣必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制苗为急务,诸事不防迟,但心不可懈,不可促迫为之。”黑点部分,雍正加了圈表示强烈赞同,故治苗惩凶成为君臣在云贵推广开垦以尽地利必须解决的第一项任务,除此之后,地方事务需要料理的还有彝情、军伍、水陆交通,自然环境的恶劣被鄂尔泰排除在外,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改变云贵面貌的关键。
鄂尔泰日后在云贵的工作正是按照以上思路逐项进行,等云贵不安的因素一一得到解决之后,他就开始在云贵拟定详细章程,促进开垦,鉴于“两省地广,力不能遍及,若止出示招垦,恐无力者终难应募,臣拟垦祈圣恩,略示鼓励,酌开捐款”,他建议从地方官员到军民、生员,以及犯罪之人分别给予一定垦田的额度,满足这些额度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或减刑,以营造一种以垦田为荣的社会风气,从而达到“庶边地渐少荒田,穷民皆有薄产”效果,这些措施包括:
“订每一户约三四口,可领田二十亩,两省官员内有愿招募佃户资送开垦者,计每一户牛种房价并路费日用等项所需不过十二金,如资送五户垦田百亩者,准纪录一次;资送十户垦田二百亩者准纪录二次;资送十五户垦田三百亩者准纪录三次;资送二十户垦田四百亩者加一级准其随带,再有多者,照数加算。垦熟田亩俱于次年起科。其军民人等有自备工本开垦者,垦田十五亩,地方官给以花红奖励;垦田三十亩,府州县官给以匾额;垦田四十亩,司道给以匾额;垦田六十亩,督抚给以匾额;垦田至八十亩以上者年终题明,照老农例,给以八品顶戴荣身,其田俱给执照,永以为业,仍酌年例起科;其俊秀、生员、贡监、吏员情愿效力开垦者,有罪之犯愿垦田赎罪者,请照营田事例酌量增减,一例通行。俊秀垦田二百亩附生垦田一百六十亩、增生垦田一百二十亩、禀生垦田一百亩俱准作监生,免其到监,期满,一体考职。监生附生垦田一百八十亩、增生禀生垦田一百四十亩俱准作岁贡。贡监垦田八十亩准予州同职衔;六十亩准予州判县丞职衔;四十亩准予主簿吏目职衔,免其考职。巳未考职吏员垦田一百二十亩,历役未满者垦田一百八十亩,俱准以从九品;未入流即用议叙;死罪人犯除常赦不原外,原任四品官垦田一千亩、五六品官垦田八百亩、七品以下与进士举人垦田六百亩、贡监生员垦田四百亩、平人垦田二百亩,准其免罪;军流犯各减十分之四,徒罪以下知减十分之六,俱准免罪;仍记档案,倘再有犯徒罪以上者,前后通论从重治罪。以上二项所垦之田尽数入官。如此庶边地渐少荒田,穷民皆有薄产,群知力田之荣,各为治之计,滇黔两省永沐圣泽于无既矣。”
这些建议得到雍正的支持,经过鄂尔泰的努力,效果十分明显,“臣等查得黔田土向来原有荒芜,迩年人烟渐广,陆续首报开垦已多。今臣赴黔,目睹高低山坡俱已开挖成田。大道两旁空土亦俱耕犂种植,若以捐纳银两再招民开辟,将来自无旷土。”
为了帮助外省人员开捐,他甚至派人到富裕的江南等地去就近收捐:“滇省奉旨开捐垦田,因各省人员以路途遥远畏缩不前,所捐无几,经臣折奏,备带空白实收咨文,遴委妥员前往江南就近收捐”。
此外,鄂尔泰还努力开拓贵州的交通促进物流,就陆路而言,鄂尔泰根据实地踏勘的结果,在安顺、平越重新选择路线,减去五驿,既可每年省银约五千两,米约一千九百余石,而且完成之后,“从此路尽平坦且更捷近,不独行旅商贾易于往来,实黔省千百年之乐利也”。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原来为生苗盘踞的都江和清水江河道畅通,分别打通了与广西、黎平,与都匀并与下游湖广连接的航道,促进贵州省内、省外的交通。当时的贵州按察使赵弘本曾预言苗疆招抚,水道将通,则“商贾自然云集滇黔两省,愈见物阜民安。”随着清水江和都江河道开通,此地的木材贸易果然如意料之中地兴盛起来,以至于当时的贵州按察使方显建议禁止外地商人采买清水江苗地木檀以备皇家之用。“查江道未开以前,沿江生苗盘踞,各寨所产杉木,内陆商民皆不敢深入购买。自清理苗疆之后,江道无阻,各省木商云集,乘贱沿寨购买。臣前在该地,目击商筏蔽江而下,无有虚日。查各省产木日少,若于清江木檀听客民贩卖,恣其砍伐,数年后,不惟承办钦工木少价贵,势且无木可采,殊为可惜,似应饬地方官谕令各商,除布帛米盐杂货等项听其往来贸易通商利苗外,其各寨木檀不许商买,则钦工可以永远供办,而于国帑亦可节省,实为有益。”
四、雍正时期地方官员眼里的贵州发生变化的原因
我们在雍正时期的奏折里看到的是另一个贵州,难道是贵州的自然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其实不然,环境依旧,变化的是地方行政长官的态度和行为,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
清初贵州频发战争,最大的战争在康熙二十年结束,当官员建议接着征剿土司时,康熙立即否定,“今云贵督抚及四川、广西巡抚,俱奏请征剿土司。朕思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搔扰……朕惟以逆贼剿除,四方底定,期于无事。”康熙四十六年贵州巡抚陈诜为康熙配图陈述贵州境内各土司情形时,康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土司种类最繁,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陆民情治之,断不能行,历来如此。不过将就大概治之。若以法制之太严,其烦不可胜言,制之太宽,必然犯法者尤多。只以不生事为主,若多事必致尾大难收,所以前任督抚未尝不知,亦惧生事,所以不肯上闻耳。”康熙既然不置可否,地方官员也乐得无事。当时贵州提督张文焕鉴于黎平孤悬湖广之中,曾于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两次向康熙提出要把黎平协升为黎平镇,但都被康熙的“同督抚细心酌议方是”、“再同确议奏闻”的方式打发掉。由此可见,在康熙不想改变贵州现状的态度下,贵州官员也难有作为,又怕在劝垦过程中与土司或土民发生争执以致“生事”,违背了康熙的旨意,贵州地瘠的客观现实正好成为他们无法开展劝垦的借口,于是贵州财赋难有起色,连军粮也无法解决,地方官只能向康熙申请支援。但同样是军粮短缺问题,雍正时期的威宁总兵石礼哈首先想到的是自行解决,这与雍正的态度也有关。
雍正时期在内陆已充分垦种,很难开垦新的土地的情况下,要解决人口问题,雍正只能把目光移向仍有余地,但为土司、土著占据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往往还存在着许多具有开垦潜力的土地。
雍正即位,即批评贵州吏治松弛、武备软弱,“黔省吏治武备不可问矣,经张文焕、刘荫枢一任尤其不堪矣,尔可竭力整饬一番方好……贵州苗种不一,闻得猔甲狆苗甚属凶狠,近年内陆刁顽百姓往往投入于彼勾连生事报复,而营伍中公摊银一备赎取兵弁之用,如此可笑之事如何使得,总因武备废弛,官兵不敢正眼视觑贼盗,掩耳偷铃以为安静不生事,可乎?有司贪婪而不恤民,驱逐为盗,将官畏缩而不取驱获叛亡,似此流风习弊,尔可悉心筹划。不可急骤以至生事,亦不可因循存长恶俗,渐渐整理营伍,勤加训练,严饬属员,令得民心,徐徐惩奸罚恶,除暴安良,莫将此任等闲视之也。”又据另一条谕旨:“贵州乃边陲要地,自刘荫枢、张文焕以后总是因循怠惰,贵州竟不成光景了。因为前任巡抚金世扬一味静坐不肯办事,朕所以调他进京,以京官用他。今巡抚毛文铨在云南作官,声名很好,很能办事,朕所以用他巡抚。”为此他要求贵州新任巡抚毛文铨、提督赵坤两人“要实心办事,不得端然静坐”。但是当毛文铨提出,打算严行整饬仲家苗,对其中穷凶极恶者,抓住即行处斩时,雍正又担心他做得过火,让他“只可整理一二事,不可过多,即如此行,亦将罪名凶结缘由补奏”。虽然要治理,但“不可急骤以至生事,亦不可因循存长恶俗,渐渐整理营伍,勤加训练,严饬属员,令得民心,徐徐惩奸罚恶,除暴安良。”次年,当贵州巡抚毛文铨以定番仲苗焚刦唐三寨所居之生员胡种玉等家、广顺之苗焚烧村寨等为例证明苗患之深,并建议剿苗时,雍正认为,“凡事贵得中,有事安静属因循误事,无事振作属孟浪多事,不可贪功,乱逞兵威使不得。苗人虽愚顽,亦人也,岂无良心乎?加之以威,必继之以德,只要武弁整理营伍,有司清白吏治,不数年再无不感化之理也。”虽是要求臣子不得“静坐”,但真要动粗,雍正并不赞成,主张身教以德感化,没有主动出击的打算,实是继承前任皇帝康熙“不生事”的做法。但是后来受稻田坝的诱惑以及长寨胜利的鼓舞,加上鄂尔泰的作为,雍正经过迟疑、坚定的过程,逐步实行开化贵州的政策,贵州的荒地也渐次化出。此时,自然环境恶劣退居其二,人文因素成为开垦的首要障碍,除了土司、地方恶势力的干扰,也有官员的不作为,这从雍正宠幸的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中多有体现。
带着雍正的重托,鄂尔泰来到云贵,为了报答雍正的知遇之恩,鄂尔泰必须有所作为,经他调查的结果显示,贵州不是没有荒地,实是受到“凶彝”、“悍苗”抢掳刦掠的威胁,故老百姓不愿开垦,必须变革,对这些不法分子加以惩创,这是康熙时期康熙和地方官员回避的话题,康熙朝的地方官员把百姓不愿开垦的原因全部归结于自然环境太差,但在鄂尔泰看来则是人治问题,随即开展一系列改土归流的活动。鄂尔泰还指出,云贵事务松懈,和地方官不上心也有很大干系,并以亲身经历为证:“臣自长寨事竣,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贵阳省起程,过威宁镇至东川府,此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并无村寨,并无民居,惟隔三十里有塘兵二三名,茅屋数间,而入山处古木参天,远山处平畴万顷,取用属良材,垦治皆为美产。然而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者,则以地近凶彝,徒赍粮以资寇盗,故民不肯为,官不敢问,而近城数十里内肥沃之土亦半抛荒。虽藉口乌雄之侵扰,实是地方有司不用心也。臣住威宁两日,查勘一切,见西北康家海子一带,一片积水,长可百余里,细询土人,俱称明季原曾开田,旧有河三道,后因河身淤塞无处泄水,故废弃至今……臣已面委文武官员,逐加勘估,拟于明春捐价兴工。”在鄂尔泰等人的运筹下,逐渐剔除了不法土司、地方恶势力的因素,并改变不作为的风气,在贵州的劝垦积极进行,并取得积极的效果,贵州田地数量从雍正二年(1724年)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共增加1,119,025亩,增幅达77%,而此时按照全国同期水平,仅增加11,581,630亩,增幅仅为1.6%,在全国耕地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贵州的田地数量却激增,与全国形成明显的对比，贵州自然环境呈现积极的一面。
这种转变与雍正的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雍正认为,尽地利尽人力,不仅可以让百姓过上富裕生活,而且社会没有了游手好闲之人,风俗也可达至淳至美的局面。康熙时期的贵州官员常向老主子要东西,转到雍正时,却变成雍正向贵州索取财赋,这是康熙和雍正时期贵州吏治最大的不同。以前述兵粮问题为例,康熙时是向康熙索要,但雍正时,已经变成自行解决,而贵州的开化正是从解决军粮的稻田坝的开垦开始。
五、余 论
由前所述,由于康熙与雍正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地方官员眼里的贵州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前时期的官员把地方的贫穷一味归咎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后时期的官员则认为主要是因人而起,故注重人治,贵州因而得到极大开发。两朝官员关注的地段有别,也是贵州环境差异产生的原因,康熙朝官员针对已开发区,雍正朝主要针对欠开发甚至是未开发区。同时还要注意到,雍正时期,虽然在雍正和地方官员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程度上削除了阻碍开垦的人文因素,大大促进了贵州某些地区的开垦,但是就贵州全境而言,自然环境恶劣的客观条件并不会随之发生变化。除了前述雍正年间关于贵州山多田少等的记载外,贵州还容易出现水土流失以致土地荒芜的特殊现象,如雍正九年到任的布政司常安尽力劝垦,两年之后,苗民自首新垦水田才97000多亩,山地14000多亩,分别占原载缺荒水田666000的14.6%,山地93000多亩的15%,都没有达到当时要求一年内开垦土地数量达原来额定荒田1/3的标准,虽然人尽所能,但是开垦效果不佳,其原因是“黔处边末,在在高山,民间田地或依山根,或傍溪涧,即现今成熟者偶遇水涨石堕,不难顿作荒芜。”而久经荒芜之田,“非山石巉岩,即水沙壅塞,只可相势徐开,难以计时立就”,所以常安提出应该根据贵州特殊情况,宽限复垦额定荒芜土地数量的年限。再联系雍正时期一条关于一些报垦土地或由于冲坍、或由于沙压而废弃需要按年复核的资料推测,现在贵州面临的最严重的生态问题石漠化在当时已经存在,它是人为耕地遭暴雨冲刷产生的结果。
最后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关于贵州树少和树多的问题。前面的资料显示,康熙时期地方官认为贵州荒山多,树木少。有鉴于此,雍正初期有官员提议在贵州多种树。但云贵总督鄂尔泰离任前,却把“焚烈山泽”当作一项有待开展的工作,他于雍正四年正月抵云南,总督云贵事务,雍正九年十月离滇,在云贵待了将近六年,他比前三位官员待的时间都长,鉴于他的政绩,他提出这个建议绝非空穴来风。在离开云贵前,他对自己在云贵的工作有一个总结,并建议回京见过雍正之后,再回来办理“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焚烈山泽”等事,并认为这些事“尤边省所急先”。这里“焚烈山泽”至少有两层意思,或指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或指焚烧森林。从鄂尔泰在云贵六年主要进行的工作来看,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六年来鄂尔泰主要从事改土归流的工作,如他所说,或抚或剿,而剿抚的对象往往“藏山匿箐”,箐指的是成片的竹林或树林,在当时剿抚苗彝的过程中,经常有“深箐大林”、“周遭密箐”、“密箐深林”,这些都是剿抚对象的藏身之处,在鄂尔泰等看来,深山密箐是剿抚碰到的最大难题。为了防止埋伏、取得胜利往往要先使用焚烧森林的办法。如鄂尔泰谈到平息乌蒙叛乱时,“至于扼要关隘及深密箐林,固不得不焚毁以防埋伏”。元展成在征剿“九股逆苗”时,“由下秉至甘翁俱有逆苗伏草阻截粮运,抢夺军装”,故把这一带草路焚烧,“逆苗”才开始解散,军粮才得运送。而在打通都江河道的过程中,“又派黔粤官兵前往来牛后山,砍伐荆棘,放火焚烧,以绝奸宄,以便往来”。在鄂尔泰等与“逆苗”直接冲突的官员眼里,成片的树林往往是他们捕苗的障碍。如果仅由此看来,贵州森林密布,与前述官员报告的贵州少树的记载相抵触。但要注意到,鄂尔泰等官员剿抚的地方往往是当地土著生活的地方,这些地方森林、丛林密布,多为中央政权不及的地方,而康熙时期官员所述的地区多为已经开发地带,故描述的不是同一个区域,这是研究清初贵州森林分布时应该区别对待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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