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靠主义到德性知识论

可靠主义的难题之一表现为，它无法解释相比较真信念所具有的善(good)，是什么使得知识之善比它更高。我之前曾经只针对过程可靠主义(process reliabilism)提出这一反对的理由。在本章中，我将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个异议，进而提出，这个难题首先按照过程可靠主义的三个变体(offspring)——能力(faculty)可靠主义、恰当功能论与行动者可靠主义——把我们向前推进，并最终走向一种德性知识论，它建立在伦理学意义的德性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价值：过程、能力与功能可靠性的共同难题

可靠的过程之为好，原因仅仅是该过程的产品好。一个可靠的咖啡机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制作出的咖啡好。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之所以不好，其原因在于滴水不好。可靠性自身没有价值或负价值(disvalue)，其价值或负价值只会源自得以可靠地产生的产品的价值或负价值。因此，一个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就被转移到生产出该产品的过程之中，然而过程的价值并没有被再次转回到该产品中。这样，尽管是因为咖啡好才使得一个可靠的咖啡机好，但是现在做出来的咖啡并没有因为它由可靠的咖啡机制作出来而变得更好，而滴水现在同样也没有因为它是由可靠的滴水的水龙头所产生而变得更好，两个也都没变得更为糟糕。

与之相似，可靠的真理(truth)产生过程之所以好，是因为真理是好的，不过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过程中获得真信念，那么相比于非此情况下的真信念，这不会使得我们的信念更好。当然，因为过程是好的，我拥有它自然就更好一些，而且也许运用这样过程的话就更好，但是我所拥有的任何由它产生的信念的状态不会因此而得以改善。所以，如果亚当(Adam)有着可靠的记忆力，并且获得了他运用可靠的记忆力而形成的有关过去经验的真信念，他的信念不会因此面比夏娃(Eve)的信念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后者同样有着可靠的记忆力并获得相同的有关过去经验的真信念，尽管她是通过不可靠的过程而获得。夏娃或许不比亚当更为糟糕，但是这里的关键是亚当没有比夏娃更好。

这一反对的理由可以类比于有时会被用于规则效用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的异议。如果我们假定，效用最大化就是好的，那么从行为中概括而来、可靠地导致效用最大化的规则同样也是好的；但是对于遵从这一规则的任何特定事实而言，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善增加进来。如果一个特定的行为使效用最大化，其价值的增加不是通过以下事实得以实现——它是某一类行为表现之一且大部分这样的行为都使得效用最大化，而且，如果一个行为没有使得效用最大化，那么它就不会从它作为这类行为的表现之一这一事实中获得价值。

我们从中可以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价值的转移只能按照一个方向进行，而不是前后两个方向。尽管产品的价值被转移到可靠地产生这一产品的过程的价值之中，但任何情况下，该产品都不会从过程中获得额外增加的价值，因此真信念的价值被转移至可靠的、产生真理的过程的价值中，但是对具体的真信念而言，它没有从这样的过程所产生的产品中获得任何额外的价值。这样的话，过程可靠主义无法解释是什么使得知识比真信念有更高的价值。我将称之为价值难题(the value problem)。

相比之下，证据主义没有遭遇这样的价值难题。将信念建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之所以是好的，原因在于这样做就可靠地导致真理的产生，同时也是因为，认识到证据与真理之间的关联就意味着存在认识上好的某种东西。因此，当一个人将信念建立在证据之上时，她拥有真理，就是一种善；她拥有证据，就是一种善；她的真信念建立在证据这基础之上，就是一种额外的善。她将其信念建基于证据之上，这一事实之所以好，其中原因不是这样做一般情况下会实现真理，也不是它在这个情形中导致真理的出现，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认识到证据与她相信的真命题之间的关联，并因此而获得非在此情况下而不能拥有的、达到一定层次的认知地位。当我们说，即使对于一个恰当地基于证据的假信念来说，也存在某种认识上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认同这一点。相比之下，如果说一个产生于可靠过程的假信念来说存在某种认识上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得问题重重。我们会说，由一个可靠的咖啡机做出来的味道糟糕的咖啡，会比不可靠的咖啡机做出来的味道糟糕的咖啡更好一些吗？我们当然不会这么说，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说，可靠的真理产生过程所形成的假信念，会在任何意义上好于不可靠的信念产生的假信念，如果一个可靠的过程并没有赋予假信念以价值，它也就同样不会为真信念增加价值。

因此，无论一个人如何理解证据主义，它都不会因为没有辨识出除了获得真理之外的任何独特认识之善而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它的麻烦之处恰恰相反：它所辨识出的这两类善似乎彼此隔得太远。证据主义试图把握在同一个确证性概念下的两个认识之善的来源——利真性(truth-conduciveness)与合理性(rationality)。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出现麻烦呢？其答案就是，没有什么初始理由来期待两者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或许显而易见的是，将信念建基于证据之上就是合理的(rational)，但如果那就是所谓的合理性的话，为什么认为它与获得真理没有任何关联呢？我在其他地方将这一点称为校准难题(alignment problem)，不过我这里不打算讨论校准难题，因为在本章中，我主要的旨趣在于另一类不同的理论。按我的假定，可靠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除了真信念之外，知识的价值与利真性存在某种联系，不过我已经提出，不可能只是利真性这一个。可靠主义者的直觉——信念的合理性（确证性、保证性）及真理之间应该存在关联，就是该理论的优势之一。证据主义无法解释这样的关联，可靠主义则将这样的关联变成其所主张的知识定义的一部分。

过程可靠主义在价值难题上遭遇了滑铁卢。它的改进版就是，或者也许就是索萨(Ernest Sosa)所支持的那种能力可靠主义。有可能的情形是，可靠能力的产物因为它是这样的产物而在认识意义上得以加强，但是这一点并不明显，原因在于能力是个模糊的概念。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用来衡量证据以及基于证据形成信念的能力，那么根据我前文中对证据主义已经给出的评论，它们的认识价值高于它们所产生的真理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只是从可靠性那里获得其价值。另一方面，如果能力就是像记忆那样的心理机制，它就不会加强信念持有者的认识地位，除非这样的能力存在于不止一个可靠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力只不过是产生真信念的可靠的过程，它为其产品所赋予的额外价值就不会超出咖啡机所做的。因此，能力可靠主义同样适用于我对过程可靠主义提出的反对意见,除非对于能力而言，在产生信念方面其中所蕴涵的东西要多于器官/过程。而且那个所谓多出来的东西必定拥有会被转移至产品的价值。

因此，无论是哪一类可靠主义，它们面临的难题都是，无论是什么使得可靠能力的产物之为好，可靠性都难堪此任，而是其他什么东西将起到这个作用。可以合理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其他什么东西构成了这种可靠性的基础，并且解释了能力或过程的可靠性。因此，在得以可靠地形成的真信念与知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上，即使可靠主义者有可能是对的，但知识价值的来源是比可靠性更为深远的东西。

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的恰当功能论(proper function theory)试图辨识出比可靠性更有价值的东西，并对它做出解释。一般来说，可靠的能力之所以是可靠的原因在于它按照设计好的方式施行其功能。因此，普兰丁格早已经提出,知识就是得以保证的(warranted)真信念，大致一个得以保证的真信念指的是根据致力于真理的设计方案，在相应的环境中产生于恰当施行其功能的能力的信念、这一理论的缺点，在于除了能力概念的模糊性之外，它在恰当功能以及设计这两个概念上同样含混不清，即便如此，它仍然带有一定的真知灼见，这表现在可靠性自身没有在认识上强化某个具体的信念，也没有强化一个信念持有者拥有那个信念，尽管一个恰当施行其功能的能力是可靠的,但是其可靠性的根据在于，普兰丁格所提出的想法使其真有价值,也即它恰当地施行其功能这一事实。而且，恰当施行其功能是件好事情，这一点为真，或许是在分析意义上为真，不像可靠性，按我的理解，其自身并不好。当然，一个可靠的咖啡机几乎始终是一个恰当施行其功能的机器，一个可靠的滴水水龙头几乎始终是功能不正常的水龙头，而且有人或许会说，对于咖啡机和滴水水龙头的情形面言，它们的功能只不过是可靠地产生相应的结果——而不是其他什么结果。恰当的功能是好的，不过这个意义上的好并不是我们在知识的构成中所需要的那一个。一个功能恰当的能力，就像可靠的能力一样，是在它恰当施行其功能时，从它所引致的结果或产生的东西那里获得其价值。一个功能恰当的癌细胞不是善，甚至即使它作为一个癌细胞而恰当地施行其功能。它可能是个好癌细胞，但它不是善。功能恰当的神经毒气不是善，甚至即使它按照神经毒气所应该施行其功能那样恰当地施行功能，癌细胞与神经毒气都不是善；事实上，恰当地施行功能甚至使得它们更为糟糕。

在这一点上，普兰丁格的理论的另一个要素变得至关重要。在普兰丁格的理论中将额外价值赋予恰当施行其功能的能力的东西，指的是它们均为有着特定目标的智力设计的产物。根据这一立场，功能恰当的咖啡机就是好的，不仅是因为咖啡是好的,还因为它实现了其设计者的目标。或许这就赋予它除了其产品价值之外的价值。因此，如果我的咖啡机功能恰当的话，那么因为它正在按照它被设计的那样施行功能,所以它就是个好的机器。只是因为咖啡好的话，它就是好的了。一个功能不当的水龙头之所以是坏的,是因为它没有按照它所被设计那样施行其功能，而且它的糟糕之处不只是源自滴水这样的糟糕情形；或许这一点还可以再做讨论。

不过，一个按照其设计来施行功能的机器所制作出咖啡的价值，要高于可靠但未按设计来施行功能的机器吗？甚至，一个不可靠而且又没有根据设计来施行其功能的机器所制作出的咖啡的价值会更少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不妨看看三个被当作螺丝刀来使用的物体：第一个是功能恰当的螺丝刀，它在拧螺丝时做得很好；第二个是一角钱硬币，尽管按照其设计并不是作为一个螺丝刀，但在拧螺丝时表现得非常完美；第三个是手柄已经松了、不可靠的、功能不当的螺丝刀，尽管如此它在拧螺丝时也做得非常好。如果那个不可靠的、功能不当的螺丝刀直接来拧螺丝的话，其结果会与一角钱硬币或功能恰当的螺丝刀所拧出来的结果一样好。而且由前者所拧进去的螺丝会跟后者所拧进去的螺丝一样好。换言之，以上三个情形中无论哪一个，都没有理由把螺丝弄出来，然后再重复拧螺丝的过程。如果结果都是一样好，那么过程是不是那个通常得到的结果的过程就没什么差别，同时，过程是否就是被设计以那样的方式来使用的过程也关紧要。尽管事物与过程按照设计而运行这个事实可能是个不错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种善外在于相应的生成物。生成物自身既非更好，也非更差，因为它是设计的结果。

这里的结论就是，无论是可靠性还是恰当功能都没有辨识出，知识中除了真理之外究竟什么才是认识上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如此，可靠性仍然表明它是某种深远的、确实又有价值的东西。普兰丁格提出的依照设计来施行功能的理论，试图辨识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使得信念持有者可靠的东西乃在于真正有价值的什么东西。鉴于我针对普兰丁格已然提出来的反对理由，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点，恰当功能关键之所在就是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它还必须是内在于信念持有者或者信念的东西，而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设计就是外在的。

第二节

知识之善与行动者的视角

E

如果可靠性或恰当功能都不足以解释是什么使得知识比真信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哲学家仍然会有如此想法呢？在我看来，答案就是他们误会了各式盖梯尔难题(Gettier problems)所带来的教训，通常认为，盖梯尔情形中的关键难题在于它们只是个人的信念得以确证并且为真的具体实例，但是她偶然地获得了真理,在她得以确证/保证的状态与她达至真理之间只存在着偶然性关联。因为这一点,经常会有人提出，知识应该被界定成非偶然为真的信念要么是作为可靠的过程、可靠的能力，要么是恰当功能的产物，它们又都是根据瞄准真理的设计而得以实施，既然这样的信念并不是偶然地实现真理，那么就会让人以为，这就足以好到避开盖梯尔难题，并成为知识的实例，然而我并不相信它在这两个目标上会取得成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论证过，可靠主义与恰当功能论均无法避开盖梯尔难题的藩篱，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关键是这两个理论均没有辨识出，知识中究竟有什么成分解释了是什么使得它比真信念更有价值。非偶然性尽管有其价值，但并不足以将我们所认为的知识应该有的价值赋予我们。

当然，诸多盖梯尔情形所属的那一类反例，表明通过极端情形来进行界定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在这些情形中，真理是碰巧实现的，而且这就足以阻止它们成为知识的具体实例。不过，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就错误地得出结论，即那种不是碰巧获得的东西就好得不得了。当然，对于一个信念而言，为了成为知识的实例，它必须不能是碰巧为真的，但这只是我们对它所提出的最弱的要求。偶然性无疑在认识上是糟糕的，但不能随之得出，任何程度或形式的非偶然性在认识上就是好的。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辨识出信念或信念持有者的使善(good-making)属性，正是它解释了除真信念之外，知识的额外价值是什么，而且它也不会遭遇盖梯尔难题的困扰。

苏珊·哈克已然提出，针对可靠主义，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路径，就是用那些确实(are)可靠的事物的指称，来替代我们相信其可靠的过程(或能力)。大概也可以认为，用类似的方式，普兰丁格的理论同样能够加以修正，使一个信念得以保证的东西，就是我们相信它是那种根据以真理为目标的设计方案，来恰当施行其功能的结果。我认为，尽管这一想法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可靠主义与恰当功能论拒斥它又额外明智。针对是什么可靠地导致真理，或者有关作为设计计划构成的功能，一个人愚蠢而又毫不理性地，或者甚至错误地形成一个信念，它并不足以为真信念赋子我们正在寻求的额外价值。如果可靠性与知识根本上有什么关系的话，它不只是依据信念持有者相信它所获得的这一事实来确立。或许我们应该说，信念持有者必须要觉知到(aware)她的可靠性。不过很显然，这样的觉知同样有可能是非理性的,或者是基于一个错误，而且那会使它变得无价值(disvalue)。那么我们或许应该说，信念持有者必须要确证地觉知到其自身的可靠性。然而，这就是非解释性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话题是价值难题，弄清楚这一话题的方式之一就是要确定确证性(justifiability)。关键在于什么。尽管如此，有意思的是，反思可靠主义的价值难题会让我们回到证据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知识之善到底是什么，它关涉到那些最为显要的行动者主观视角的特征。

格雷科已经以最新近的可靠主义形式——行动者可靠主义进入这一方向。按照格雷科的看法,如果一个行动者的信念p源自稳定而可靠的、构成其认知品质(character)的倾向，那么他的真信念p就有相应的价值——它将真信念转化为知识。格雷科打算用这一界定来衍推出主体认识确证的条件的满足。一个认知者受到获得真理的愿望的激发，在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时，这个认知者的可靠性必定建基于他所展示出来的认知倾向。行动者可靠主义能够避开价值难题吗？与能力可靠主义一样，答案取决于构成行动者认知品质的那种倾向，也取决于它们为什么可靠。如果认知品质的价值不过是其可靠性的价值，那么就像其他可靠主义一样，咖啡机类比同样可以用来反对这种形式的可靠主义。依照直觉，品质是那种与可靠性不一样的、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追求真理的动机之所以是有价值的，其原因不仅仅是它可靠地产生真理，而且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动机的人具备值得称许的认知品质。如果是这样的话，知识的额外价值源自一个人动机或品质的属性；可靠性本身并非这样的价值的来源。如果这就是格雷科意图要说的，那么我会认为这个理论更应该被冠以类似于“品质可靠主义”(character reliabilism)而不是“行动者可靠主义”。不过如果这个理论把那种使得真信念转化为知识的价值，置于行动者认知倾向的可靠性之上，而不是品质的价值之上，那么这一理论将完全处于本章论证所要反对的范围之内。

至此，我已经表明，知识比真信念更有价值,并且它的价值必定会在信念持有者拥有该信念时增加进来。对于一个信念而言，无论它源自可靠的、功能恰当的过程，能力,还是倾向,都不具备这样的额外价值，除非可靠性与恰当功能是建立在其他什么东西之上，比如信念持有者有价值的认识属性之上。

证据主义不会碰到类似的、需要辨识额外的价值来源这样的难题，这就意味着证据主义者或许是对的，额外的价值来源是某种关于信念持有者的主观视角、值得称许的东西。从过程可靠主义到能力可靠主义再到行动者可靠主义，这样的演进通往同一个方向。格雷科讨论了源自追求真理动机的认知倾向，他希望他的可靠主义形式可以衍推出主观确证。

我没有否认，行动者知道她或她所运用的过程什么时候是可靠的，并且又恰当施行其功能，不过使得知识有其价值的东西，与构成过程和/或行动者的可靠性以及恰当功能的基础并且解释它们的是同一个。在可靠主义内部，从过程到能力再到倾向的转换，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那些试图转向更深层的行动者品质的特征，它们构成它的可靠性的基础并对它加以解释。无论是可靠主义还是恰当功能论都面临着价值难题，我们从这一事实中得到的教训，就是当我知道p时，关于我的信念p和获得信念p的方式，蕴含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解释了它为什么是由可靠的和/或功能恰当的过程/能力/倾向所形成，而且我们从证据主义不存在价值难题这一事实中所获取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建基于信念持有者那些值得称许的主体视角的特征。

第三节

知识之善与行动者的视角

是什么使得有意识的生物产生可靠的行动呢？当然，他们可能是碰巧才有如此行动的，尽管如此，我们早已认识到偶然性不会增加价值。或者，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那是本性使然，他们甚至有可能未曾觉知到这样的本性。不过那样的话，他们与之前已经讨论的咖啡机就没什么差异了。或者他们行动如此可靠的原因是他们在激发之下才做到这样。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提出知识的定义，其中最首要的构成元素就是追求真理的动机，以及按照这个追求真理的动机以相应方式行动的动机（比如做到心智开明、理智上的公正、专注、细致等）。将知识建立在追求真理的动机之上，这融合了可靠主义与证据主义各自的优势。如果像证据主义而不像可靠主义，它就不会遭遇价值难题，因为它辨识出了除真信念的善之外知识所拥有的一种善。如果像可靠主义而不像证据主义，那么它就不会碰到校准难题，原因是它揭示了这真理与合理性/确证性之间的关联。姑且让我们仔细审视在界定知识时，追求真理的动机是如何服务于这些目标的。

与增进人类福社以及用相应的方式——被视为可靠的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式来行动的动机是个好东西一样，因为相同的理由，实现真理以及通过相应的方式——被视为可靠的实现真理的方式来行动的动机，同样也是个好东西。

我们将增进人类福祉看作一个好东西，即使它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与之相似，我们把实现真理视为好东西，甚至即使它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拥有真信念就是好的，无论它是如何获得的，不过我们认为，某些增进人福祉的方式并不像其他方式那样好。很显然，偶然情况下增进人类福祉并不像特意增进人类福祉那样好，而且要再次说明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上，而是种类上的差异。需要注意，我对比了偶然情况下获得真理与专门有意图获得真理。不过偶然行为与意向行为是一连串意识控制的不同目的。在两者之间还有非常宽阔的区域，而且我们已经认识到，尽管盖梯尔情形以及猜测情形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知识领域中并没有将偶然情况下成功获得真理排除出去，但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偶然的成功都好到足以成为知识，与之相似偶然情况下增进人类福祉并没有被排除出道德上值得称许的领域之外，但是不能随之认为，任何人类福祉的偶然增进好到足以值得道德的褒扬。有意图地增进某种善通常得最高的称许，但是即便并非在有完全意识的意向状态下做好事，它或许也足够好了，甚至即使只是在略好于偶然的状况下做好事并不始终会足够地好。

动机的概念在这个语境中很有意义，因为动机远不是以偶然的方式与成功实现目标关联在一起，甚至即使它们并非始终都是在有意向的状态或完全有意识的状态下，一个有可能受到激发而增进他人的福祉，甚至即使在并不是每一个她的动机得以运行的情况下，她都有意识地将增进他人福祉视为其目标，几乎同样道理，一个人可能受到激发而获得真理、避免错误，甚至即使在并非每一个他的动机得以运行的情况下，他都有意识地将这一点当作其目标。不管是在我们的认识行为还是在我们的外在行为中，我们只是在有些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动机，尽管如此，我们的那些动机所带来的无论是值得称许还是该受责备，并不局限在我们所意识到的那些情形中。我们几乎很少有意识而又郑重其事地认为，在我们形成信念时我们是受激发之下才获得真理，甚至即使事实情况经常就是这样——我们的动机就构成了我们行为的最佳解释。与之相似，几乎不会出现我们有意识而又郑重其事地认为，我们是受激发而增进人类福利的，甚至即使我们行为的最佳解释就是因为我们的动机。

按照我的看法，获得真理的动机在我们的信念形成活动中是个好的动机，而且增进人类福利的动机在我们外在行为中就是个好的动机。是什么使得这些动机为好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会在其他地方阐述它。我这里要说的关键只在于，这些动机确实(are)是好的,并且它们蕴涵的善(goodness)就是它转移至它引起一个行动者所行之事的善。除了随后获得的真理的价值之外，追求真理的动机所激发的认识行为还有其价值。同样道理，除了随后获得的福祉的价值之外，增进人类福祉的动机所激发的外在行为仍有其价值。当然，成功实现真理或者福祉在上述两个情形中都没有得以完全确保(guarantee)，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当它得以实现的时候，成功实现它的那一行为就获得了它非此不会获得的价值。因此，无论是受激发而实现某种善，还是成功实现善所涉及的行为都比受到激发但未实现其目标的行为，或者是实现其目标但并非源自实现其目标的动机的行为，要更有价值。

最后，如果它成功实现其目标是因为相应的好动机，那么不管是受到激发而实现一种善，还是成功地实现一种善，它所涉及的行为都更具有价值。

倘若一个行动者——他受到动机激发而增进人类福祉，并且除动机对其行动以及行动的结果存在的因果影响之外，是因为其他机制的缘故而如此行动，那么他所应获得的那种道德赞誉,就不同于另一类行动者——他以相似方式受到激发，并因动机引发其行动的方式，以及行动带来人类福祉的方式而成功地增进了人类福祉。与之相似，如果一个行动者——他受到动机的激发而获得真理，但他是因为其他某种机制,不是动机引发其认知行为及其后果的方式而偶然地获得真理，那么他所应得到的那种认识赞誉，不同于另一类行动者——他同样是受到激发，并因为动机以及动机所引起的认知行为而偶然地获得真理。

如果某一特定的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导致了一个好的结果出现，那么这通常意味者像这样一类的行为可靠或者典型地导致那类结果的出现。某一类行为与某一类结果之间可靠的关联并不完全就是一个行为与它所导致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之间关系的全部，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可能是这一因为关系(baecause relation)最为常见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由于这一点，可靠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可靠性——作为信念持有者与真理之间关系的关键特征之上，无疑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它构成了那样的关系，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简言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认知行动者受到激发而实现真理，并因为那个动机而以可靠的方式行动，同时因为(because of)这个动机以及该动机所引发的可靠的过程，而成功实现真理，那么这个行动者就达到一种认识状态，它值得拥有的不仅是真理，还有知识。

第四节

为什么是德性理论

这个理论之所以是德性理论(virtue theory)的形式之一，原因在于它基于行动者的动机，辨识出知识中除了真信念之外的价值，这样的动机是德性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它就得以避免遭遇价值难题。同样，这个理论还避开了校准难题，因为在阐述知识时辨识出的这两个价值之间存在天然的关联——追求真理的动机与获得真理。实际上，除了真理之外，知识的价值指的是因为追求真理的动机与可靠的认知行为而达成的真理，如果我这样的说法没错，那么在上述两个价值之间同样存在明确的关联。相比下，证据主义必须要解释为何真理和建基于证据的信念之间应该存在关联、当然，毫无疑问它将表明，被视为可靠的真理获得途径之一就是要将信念建立在证据之上，不过以证据为基础的信念，是从以下这样的事实中获得其价值，即它就是那些有追求真理动机的人所要做的事情。

通过将认识评价的重心从命题间的证据性关系转到人以及品质，可靠主义与恰当功能论在知识论中实现一个重要的转向。不过无论是可靠性还是恰当功能均为衍生性价值。可靠性的价值源自那种与它得以可靠关联的东西的价值，恰当功能的价值则来自恰当施行其功能的东西的价值。同样，按照设计来施行功能的价值也是衍生性的，因为它只是与设计本身一样好而已。所有这些理论没有哪一个能够解释真信念之外知识所具有的价值。自柏拉图之后，知识一直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状态，拥有知识的人值得称许，人们为此而受到称赞并不只是因为获得真理。拥有可靠的能力倾向，以及运用可靠的过程，这些都很好地标志着这样的认识行动者值得称许，尽管如此，它们仍不是行动者之所以被称许的品质。正如我所提出的，那些品质是促使他们因某些方式行动的动机，这些方式源自追求真理的动机，同时也引出与获得真理有着可靠关联的行动。

来源：琳达·扎格泽博斯基，《从可靠主义到德性知识论》，方环非译，见费多益 主编，《分析哲学专题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50-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