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读书之四——钱穆：怎样读《论语》
读论语可分章读，通一章即有一章之用。遇不懂处暂时跳过，俟读了一遍再读第二遍，从前不懂的逐渐可懂。如是反复读过十遍八遍以上，一个普通人，应可通其十分之六七。如是也就够了。
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间，不论枕上、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拿出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整部论语，共四百九十八章；但有重复的。有甚多是一句一章，两句一章的。再把读不懂的暂时跳过，至少每年可读论语一遍。自二十岁起到六十岁，应可读论语四十遍。
若其人生活，和书本文字隔离不太远，能在每星期抽出一小时功夫，应可读论语一篇。整部论语共二十篇，一年以五十一星期计，两年应可读论语五遍。自二十到六十，应可读论语一百遍。
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六十岁，都读过论语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若要深读精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不读何、刘两家注，不知朱注错误处，亦将不知朱注之精善处。
最先应分开读，先读朱注，再读何、刘两家。其次应合读，每一章同时兼读何、朱、刘三书，分别比较，自然精义显露。
若论语各章各节，一句一字，不去理会求确解，专拈几个重要字面，写出几个大题目，如“孔子论仁”“孔子论道”之类，随便引申发挥；这只发挥了自己意见，并不会使自己真瞭解论语，亦不会使自己对论语一书有真实的受用。那是自欺欺人，又何必呢？
我劝人读论语，可以分散读，即一章一章地读；又可以跳著读，即先读自己懂得的，不懂的，且放一旁。你若要精读深读，仍该如此读，把每一章各别分散开来，逐字逐句，用考据、训詁、校勘乃及文章之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面面俱到地逐一分求，会通合求。明得一字是一字，明得一句是一句，明得一章是一章。且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一项大题目在胸中，认为不值得如此细碎去理会。子贡说：“回也闻一而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顏渊、子贡都是孔门高第弟子， 但他们也只一件件，一项项，逐一在孔子处听受。现在我们不敢希望自己如顏渊，也不敢希望自己是子贡。我们读论语，也只一章一章地读，能读一章懂一章之义理，已很不差了。即使我们读两章懂一章，讀十章懂一章，也已不差。全部论语五百章，我们真懂得五十章，已尽够受用。其实照我办法，只要真懂得五十章，其余四百五十章，也就迎刃而解了。
朱子注论语，在卷首序说中，引有史记与何氏语，最后复引程子语四条。日前有数位同学手持我著新解来，求我题字。我多录程子此四条语中一条：
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此条之前一条为：
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最后一条为：
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程子四条中以上引三条为更重要。
诸位莫问自己所研究者为何？皆应一读论语，懂得“吃紧为人”。即是要在做人一事上扣紧。马君读书不多，却能提出甚多问题（指“圣人是否可学而致？”“依论语中所讲，似乎孔子论语是一种理想主义。”“依孔子讲法，似乎无人能达到理想之顶颠。”），所提出者正是属于“吃紧为人”方面。中国传统义理重要正在讲“人”。此则并非一项理论，成不成系统，合不合逻辑，或仅是一种知识。一部论语，重要教人并不在知识或理论上。如云：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若诸位要做君子，论语便会教你一番上达之道，但并非在教诸位去知道上古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等情形。倘使诸位欲知古代之礼，可读左传；欲知古代文学，可读诗经。孔子只讲如何做人，但亦未讲到人性善恶等，亦未讲天是一个什么等，种种大理论。此后如孟荀乃至如宋明理学家，皆爱讲此等大理论，但皆敬佩孔子，认为不可及。其实孔子只是“吃紧为人”。诸位若能从此道路去读论语，所得必会不同。
下学人人可能，只要下学，便已在上达路上了。“学而时习之”并不是定要学到最高境界，而是要不停地学，自然日有进步，此即人生大道。
当知我们每一人之脾气、感情与性格，乃是与我们最亲近者。如知识、学问等，则比较和我们要远些。“吃紧为人”，便要懂得从和我们亲近处下手，莫要只注意在疏远处。
一般人总爱说“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学”，当然论语是关于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书。但我常感到中国思想，其从入之途及其表达方法，总与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总见其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他们提出一问题，关于其所用之名辞与观念，必先有一番明确的界说。他们讨论此问题，千回百折，必有一项明确的结论。读中国书便不然。即如论语，颇不见孔子有提出问题，反复思辨，而获得结论的痕迹。若我们依着研究西方哲学的心习来向论语中寻求，往往会失望。
现在再进一步说。既然孔子的思想和义理，都扣紧在人事上，因此读论语，也并不能专注意“仁”字、“礼”字等许多字眼。换言之，论语中凡牵涉到具体人和事的，都有义理寓乎其间，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处。要懂得如此平铺用心，逐章逐句去读论语之全部，才见孔子思想也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只是其线索、条理、系统、组织与西方哲学有不同。
注论语讲求义理，特别重要者必先讲求论语原文之“本义”，亦即其“原始义”。如讲“仁”字，应看在论语中此字及有关此字之各句应如何讲法。有了本义，才始有“引申义”及“发挥义”；此皆属于后人之新义，而非孔子之本义。如“性”字，孔子并不曾讲“性善”，我们不能把孟子说法来讲孔子，当然更不能把朱子说法来讲孔子。孟子、朱子固是推本孔子而加以引申发挥，但孔子本人并未说及到此。
（选自《钱穆先生全集》）
钱穆（1895—1990），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