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你的过去并不代表你——对话澳大利亚著名电影电视人Tony Ayres
伴着舒缓的钢琴和提琴曲，一个坐在书桌前的男人的背影映入眼帘。他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了这样一行字：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故事，定义着他们的人生，塑造着他们的成长，那么，这一段则是我的故事。”
这片段来自于Tony Ayres 早年间拍摄的最著名的一部自传体电影《The Home Song Stories》，中文片名《意》，讲述了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目睹着母亲带着自己和姐姐四处奔波、颠沛流离的故事。2007年Tony凭借此片获奖无数，其中包括有澳洲电影“奥斯卡奖”之称的“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奖”（AACTA）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以及其余八项大奖，而饰演母亲一角的华裔女演员陈冲（Joan Chen）也获得最佳女主角桂冠。即便对于中国影迷来说，提起澳大利亚电影，《The Home Song Stories》也是无法略过的一部佳片。
人们常常用这部电影去追寻Tony成长的足迹，去解密他拍摄的风格，去理解他的情怀。然而，这并不容易。
1961年出生在澳门的Tony Ayres，知天命之年已然过半，然而无论从他活力四射的神态举止，或是他生意盎然的事业来说，他都不像一个五十五岁的人。他是一个高产的制片人和创作人。现在他和他创立的MatchBox Pictures影视制作公司，在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澳大利亚特别广电服务（SBS）制作着《Family Law》《Ali’s Wedding》《Wanted》《Secret City》和《Maximum Choppege》等等家喻户晓的剧作。每时每刻，Tony都在忙碌着，思考着，行走着。
Tony痴迷在剧本创作中，这些人们喜爱的剧集，有家庭喜剧，有犯罪悬疑，还有科学幻想……人们很难将他特殊的过往经历跟眼前这样一个热爱生命、享受生活，却不怎么看电影、脸上总挂着迷人微笑的大制片人联系起来。
Tony Ayres出生在澳门。母亲是一位夜场的歌手，样貌气质出众，和在那里认识的一位澳大利亚水手相恋，于是带着小Tony和他姐姐一起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用《The Home Song Stories》电影里面的话说，自打那时候开始，母亲带着Tony和姐姐“从一个叔叔身边再到另一个叔叔身边，但是似乎母亲的计划没有一个成功的”。
精神受挫的母亲经常试图自杀，而Tony 11岁那年，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和姐姐。三年后，就在继父马上要再婚的前三天，他也因为心脏病去世了，Tony和姐姐开始和继父的新未婚妻生活。这一段日子自然很艰辛。后来，Tony的历史老师“拯救”了他们。然而，这位老师，也被家人们发现是一位酒精瘾者……
匆匆几行字，道尽了Tony Ayres童年的曲折。可是他却说：“你的过去，并不代表你。”开玩笑地说，如果Tony Ayres去参加某些选秀比赛，他的“惨痛经历”绝对能够帮助他博取眼球。可是，真正靠本事吃饭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谈到他的早年往事，这位大导演总是倾向于一笔带过。
即便不愿意被过去所定义，他的早期获奖作品还是或多或少流露出一些忧郁的影子。《The Long Ride》获得了1993年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奖；《The Ghost Story》里面也讲述了一个男孩母亲自杀的故事。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些过去给了Tony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你看我拍的《The Home Song Stories》，我的童年是那种颠沛流离的状态。我换了11个不同的小学，所以我一直是很孤立的。我妈妈还有精神问题，所以我的孩童时代基本上是支离破碎的。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晚上睡觉以后，梦中幻想着那些中国的功夫片情节。就是这些幻想，能够带我逃离更加艰难的现实。”Tony说，“而且，我年轻一些的时候，也试着写一些东西去认识这个世界，写一些我对生活的感悟，写一些我周围的人。也许我是因为想要逃避而去开始写，然后不知不觉坚持下来了。”
“大学以后，我的生活渐入佳境了。我认识了我的伴侣，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一起37年了。我写作的习惯——一个通过讲述故事去理解、感受和经历的方式还在这里。经历过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母亲，经历过一个被所有白人排斥的社会……
这些剧本可能在不断缩小，但是过程是相似的。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我怎样理解世界的故事，这差不多就是带我走向创作旅程东西，也是带我走入电影旅程的动力。我一直热爱着写故事，可是很多故事都没有结尾。”Tony说。
Tony后来到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学习摄影和版画，然后到墨尔本斯文本大学的影视学院（现属墨尔本大学）学习电影专业。他的生活慢慢走入稳定，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内心最好的表现方式。
Tony在英文课上总是取得很棒的成绩，老师总是很喜欢他，这激发了他写作的信心。他不喜欢搞学术，他更喜欢写故事。
“我对大学所学的东西感到了疲倦，我就去了艺术学校，学习摄影。实际上，我在艺术学校的最后一年，我的所有作品就被国家展览馆买走了，可能我做的还不错吧。但这还不是我理想的终结。既然尝试过了文字和图片，那我也试试电影吧。最后，电影成了我最合适的媒介，因为我不仅可以写，还可以搭配图片，它终于把我感兴趣的两件事情合在了一起。”
现在的他是受澳大利亚影视圈热捧的制片人，功成名就，自然更多笑逐颜开地面对世人。然而Tony Ayres在成为了不起的制片人之前，他更习惯用色调灰暗的纪录片方式去探索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归类。在他的履历和得奖作品中，不乏那些探索身处边缘社会人群故事的纪录片和电影。
1992年Tony自己创作并导演的电影《Double Trouble》，用采访的形式，记录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同性恋作为“边缘人群中的边缘人”的故事；类似的；1997年的纪录片《China Dolls》则更接近于Tony自己的境遇，片中也用自白等形式展示了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中国裔同性恋的生活压力。
如果不是一名导演，Tony Ayres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好记者。他观察社会的角度太全面了，细致入微，天衣无缝。在他的镜头下记录的，是人们无法忽视掉的一些人们的生存状态，它们像一丝微弱的灯光告诉这个世界，不要忘记他们的存在。
作为一个公开的同性恋，作为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亚洲面孔，在那个年代对于Tony来说，在好不容易摆脱跌宕起伏的童年阴影之后，不得不继续面对新的双重困境。
“实际上我一直在试图探究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同性恋和华人的‘双重麻烦’身份。我花了很多时间，写了很多故事，有一些故事还被发表了。我应该是什么定位，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等等问题，通过我创造出来的这些角色去探索，去发现，去寻找答案。”Tony讲述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
“我在一个特别‘白’的澳大利亚长大，那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倒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种族主义，它对于我来说不能说明任何事情。但直到我表明自己是个同性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种巨大的歧视。这是非常难受的。我开始探寻我的定位，我发现，我不仅仅是一个同性恋，我还是同性恋中的下等人——亚洲同性恋。”Tony Ayres说。
Tony和他的朋友聊起这些，他的朋友打理着一家政府资助的纪录片公司，她说，你应该拍一部纪录片。然后她给了我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来拍摄这部纪录片。我觉得我很幸运了，不仅能探究整件事情，还能挣钱。”
这就是Tony Ayres的《China Dolls》和《Double Trouble》的由来。他拿自己的作品去参加艺术节，也受邀于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电影艺术节。有趣的是，当时有三部电影，来自英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用了不同的手法来纪录这一个主题，就是亚裔同性恋和西方同性恋社会的关系。不同的角度，同样的探索。
当Tony Ayres最初开始他职业生涯的时候，他一直在讲一些很个人的故事，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中国，Tony被贴上了“华裔电影导演”的标签。后来他拍了一部他自己非常骄傲的纪录片叫做《Sadness》，讲述了华裔摄影师William Yang北上探索来自家庭的不幸，和他一点一滴认识到母亲为什么要拒绝自己华裔背景的纠结，最终表现出了这两种不同的悲伤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
“我拍了50分钟的电影《Sadness》，参加了澳大利亚电影节，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了许多好评，摘得很多奖项。我拍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都在讲述很个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和我有一点的联系。”Tony Ayres说。
“现在，讲悲伤故事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人总不能活在悲伤之中。”他说。
始终不愿意被过往所定义的Tony Ayres，不想当一个祥林嫂式的人物。他开始更喜欢去用这种民族多样性去讲不一样的故事，比如他作为制片人制作的《The Family Law》《Nowhere Boys》和《Maximum Choppage》等等。
“我现在感觉到，既然我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能力，我就想用我拍摄的这些影像去改变这个世界，哪怕只有一点点。现在的人们也更能够接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
Tony这么说，他也如此做到了。《The Family Law》是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大家庭的喜剧故事；《Nowhere Boys》则充满了科幻和想象力，讲述四个背景各不同的孩子穿越平行时空的故事；而《Maximum Choppage》则融合了喜剧和犯罪题材，标新立异，天马行空。它更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超过一位亚洲裔主演的剧集。这就是Tony说的，如果他是
开启这扇“将多元文化色彩带入澳大利亚主流电视节目中”大门的人，那他还要一直撑起这扇门，不让这扇门再关上。
Tony的电影事业开始的并不是很早，但是他开始地非常顺利。他早期写了《Under the skin》，《Six Pack》等剧本，他说，他只是赶上了天时地利罢了。但人们都知道，机遇总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澳大利亚有一段电视剧电影剧本繁荣的时期，我只是身处于那一段时期吧。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段不错的机遇。比如《The Long Ride》是我写的第一部关于我母亲和姐姐的故事，算是《The Home Song Stories》的前作了。那是我在电影学院写的第一部剧本（1993年获得澳洲电影学院大奖）；我给ABC写了《Naked story of men》的《Ghost Story》；为SBS写了《Six Pack》，也是电视剧本。所以我有不少的机会去讲故事。实际上，你做的越多，你的道路就越宽，很简单的。”Tony说。
“我所谓的天时地利是说，恰好因为我来自一个比较边缘的社会领域吧。那个时候依然有很多渴望听到来自这样一群人的声音。而我恰好是当时唯一一个代表这些人发出声音的人。”Tony说，“现在可能有更多的人们想去从大众媒体中听到一些新的故事。《The Family Law》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SBS的电视剧排名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The Family Law》的成功，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期待。很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于这部剧的热衷。”
在Tony从事事业的几十年，他看到了关于多元性话题的来来去去。有许多非英语的演员，比如澳洲原住民，讲述他们表演事业的艰难等等，然后有人给他们写写文章之类的，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然后几年以后，又一个演员来讲述同样的问题……如此反复反复。这个问题似乎总是得不到彻底的解决。
而现在情况好很多了。社交媒体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很多很多人同时发出声音，许多许多文章同时被分享被传播，然后人们说，嗯，这个人说的有道理。来自边缘地带的人群开始有机会将声音传播到中心，从中心到边缘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
“社交媒体像一个回音墙一样，让这些声音在人群中不停的反复反复，于是我们就有了足够的人去在乎它。”“最近，我要去悉尼参加一个座谈会，聊聊银幕多样性问题。每一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关键创作人都会出席。我们将讨论我们怎样介绍更多的多元文化到ABC的作品中。你知道，我在这里做了28年了，从没有人让我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所有公司的精英都聚到一起，用一个很大的形式去做这件事。”Tony说到。
“我们的媒体中、故事中、渴望和梦想中，普遍存在一种对于少数人群的轻视，和我们的无能去同情和怜悯那些来自海外的人，或者偷渡过来的人。虽然问题不是那样巨大，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应当继续去发出这样的声音。”
另一方面，Tony看到了新的节目形式给多元文化实现平等提供的可能性。比如实景电视，或者真人秀，它告诉大众一个道理，就是有色人种也是可以和白人平分秋色的。像《X Factor》《The Voice》这样的节目，突出人们的才能的，因此它不会排斥任何才能，更不会因为肤色拒绝任何天才。真人秀的兴盛，让人们意识到，那些拍摄出来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有意无意的并不是在崇尚天赋导向性。
英国最近排演的舞台剧《哈利·波特之被诅咒的男孩》，演出方启用了黑人演员诺玛·杜马薇（Noma Dumezweni）饰演女一号赫敏的角色。这一决定一度引起了不少《哈利·波特》影迷的争论。许多人已经习惯英国白人女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在系列电影里面饰演的赫敏。这对于舞台剧剧组来说，选择有才能的演员是第一要求，而出色的演员诺玛则完全有实力担当这一角色。如果不是这个时代，如果没有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很难想象这一幕的出现。
导演Tony还认为，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比肤色更加复杂。这个世界正在分离成不同的identity小组，白领族、老板族，环保族、爱看恐怖片族等等，人的肤色或种族只是人“身份”的一部分。
“我认为所谓的主流和小众的界限在慢慢模糊，源于这么多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所引发的冲突。社会对于小众口味的兴趣逐渐增多，因为某些程度上我们也在逐渐归于个性化，归于小众。另外，人们更加能够接受这类小众口味的戏剧。比如美国非常火的喜剧《Fresh off the boat》（讲述台湾一家人生活在美国的情景喜剧）出到了第三季，非常令人瞩目。《The Family Law》也演到了第二季。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去讲述来自不一样的世界的小众故事。很成功，人们很爱看。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们应当追逐并且抓追它，不应该就此就自满了。我下周去悉尼座谈会的主题就是怎样把多样性变成一个人们真正在意的东西。”Tony说。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声音来表达这些小众人群的观点。这不是说我们来打开这扇门，而是让这扇门继续开着，让其他人进来。你从当初唯一的声音变成一场运动。”
“我希望人们在电视里能够看到一个就像你走在大街上看到的一样的世界。虽然人们在电视里还是会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长相……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和现实中如出一辙的多彩多姿的世界。”导演Tony Ayres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