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忠孝观及其现代启示（六）
曾子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曾子思想的影响下，孝文化在嘉祥得到不断发展。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的相关论文我们已经推送完毕。为进一步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新孝道，倡导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的社会风尚，现在，我们会陆续推送首届和2012年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孝文化研讨会收集到的论文。今天推送的是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研究所所长、辽宁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星杰的论文《先秦儒家的忠孝观及其现代启示》，共分七次推送。
三、先秦儒家宣传忠孝思想的政治目的
先秦儒家积极主张“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章》）他们传播“忠孝”思想，完全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他们积极主张：
第一、内孝外忠。孔夫子在讲述忠臣孝子的道德义务时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迩（近）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景子在与孟子的问答中指出：“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公孙丑下》）即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以慈孝为主，君臣之间以忠敬为主。《大学》中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就是劝励人们：你在家庭和社会上，自己处于什么角色，就要讲究相关的角色道德。人人自觉地奉行这些规范，就能创造出安定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利家利国利子孙。“内孝外忠”的思想，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先秦儒家的“家”“国”观念和“孝”“忠”观念。
第二，以孝劝忠。以孝劝忠的思想，是孔夫子首先提出来的。《论语·为政》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行，则劝。”用通俗语言理解这个故事，大意是：季康子问孔子：“要使人民敬业乐群，尽心竭力，劝励互勉，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你对待人民的事情认真负责，他们对待你的政令也会认真执行；你在孝顺父母、慈爱幼小方面为人们做出榜样，他们就会忠实地为国家的事情尽心竭力；你提拔好人，教导素质差的人，他们也会从中得到劝励的。”曾子以孝劝忠，提出“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长”（《大戴礼记·曾子立孝》）之说，把“孝亲”、“忠君”都看作孝子的本份。曾子还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礼记·祭义》）这不仅扩大了孝的内涵，同时还把“不忠”看作“非孝”，从而劝励孝子在日常生活中起居要庄重，事君要忠诚，为官要谨慎，交友要讲信，上阵要英勇。这是从宗法制度下的“家”“国”关系引伸到伦理意义上的“忠”“孝”关系，即“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和扩展。
第三，移孝于忠，移孝于忠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战国晚期问世的儒家经典《孝经》一书中。这时，已经处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夜。《孝经》作者出于为实现封建大一统服务的政治目的，力求按照儒家的社会思想实现思想大一统，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提出了移孝于忠的思想。《孝经·广扬名章》中提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的问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方面，总结和光大了先秦儒家忠孝思想之精华，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化、大众化，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心理，形成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孝治天下”曾经创造了中国的“汉、唐盛世”。“忠”的观念强化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利益观和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从无间断，经久不衰。其消极方面是：把“忠”的观念仅局限于“忠君”一点，并把“忠孝”这个“人道”的理念又披上了一层“天道”的神秘色彩，把君权和神权统一到封建宗法制的神权、君权、族权、夫权上来，这为汉儒的“三纲五常”和宋儒的愚忠愚孝思想提供了思想根泉。我们对此应该有所扬弃，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