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 空间治理呼唤科学（三）
注：图片来自网络
未来空间规划应进一步彰显科学理念
作者姓名：孙斌栋
作者机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发表刊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2）：81-88.
【摘要】空间规划作为对未来城乡发展进行预测和安排的公共政策，需要把握城乡发展规律，而规律获取则离不开科学的研究。为了加强规划的科学性，未来需要重点处理好八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人民福祉与地方政府利益的关系，制度化约束政府价值取向；处理好规划与市场关系，提高规划弹性是规划合法性的关键；均衡不同价值观取向，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展；洞悉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作用机理，处理好集聚与分散关系；把握信息化对空间的影响和机制，处理好信息化与城市化关系；辩证看待中外空间规划理论关系，提炼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规律；充分利用历史与未来关系，做好规划预测；规划实践与规划研究相互衔接，重视规划研究的学术规范性。
【关键词】空间规划；空间规律；科学性；城市化
中外空间规划理论关系：提炼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规律
空间规划所依据的空间规律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性规律，也有适用于特定国情的特殊规律。比如，在北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郊区化是常态；而在中国，大城市的市中心是最抢手地段。不同现象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因而，我们在借鉴学习发达国家规划理念时，不能简单照搬，要注意理念的适用性和前提条件；更要在一般规律指导下，挖掘本国自身空间规律，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本国规划实践，这是规划科学性的现实要求。
区别于北美发达国家，我国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城市人口密度高、规模大。北美国家低密度蔓延的城市郊区化带来了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为了降低这些负效应，北美国家提畅紧凑发展，这是理性的。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相比于北美城市都是高密度发展，是否还需要再紧凑呢？是否过度紧凑了呢？笔者的科研团队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适度紧凑更加适合我国实际，过高密度不利于环保、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在环境保护方面，北美国家提高社区密度是为了减少小汽车出行，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但物极必反，当密度过高时，交通拥堵会加剧，汽车尾气排放会上升；即使高密度会降低个人机动化出行概率，但总体上还是在一定地域空间集中了更多的机动化工具，污染排放浓度无疑会上升。我们通过对上海PM2.5浓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健康方面，中国人的超重和肥胖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问题越来越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认为提高人口密度会减少小汽车出行，体力活动的增加会降低肥胖风险。但这一经验并不适用于我国，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显示，过高密度反倒会提高超重和肥胖可能性。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建成区密度已经很高，进一步提高密度所带来的交通方式转换效应递减，而高密度带来的运动空间减少反倒会增加肥胖概率。在主观幸福感方面，低人口密度会导致社会交流减少，降低个体幸福感；但密度过高，同样会因居住环境嘈杂、交通拥挤和社会治安下降而降低个体幸福感。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正处于高密度降低幸福感的阶段。
第二个与北美发达国家显著不同的特点是，中国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甚至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忽视了政府作用就不能够把握中国城市空间的运行机制，也就谈不上规划科学性。说到经典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不得不提及芝加哥学派的同心圆、扇形、多核模式。上世纪末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地理学者又提出了洛杉矶学派，认为多中心大都市区是未来大城市空间结构典型特征。那么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典型模式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针对上海的初步探索结果显示，与行政区划对应的“大主中心、小次中心”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典型特征，这正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决策作用所决定的。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过程中，为了使得整个城市获得竞争优势，城市政府倾向于建设更大的主中心；但区县甚至乡镇政府同样希望通过工业区、开发区等次中心建设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从而为地方官员争取更多的晋升机会。知悉了政府在城市空间运行中的作用机制，制定空间规划才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历史与未来关系：从过往预测未来
笔者研究生期间专业方向是城市规划史，但最初却对历史不感兴趣。后来导师教导我们，只有知道了城市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才能更好地规划城市的未来，自此才真正认识到历史的意义。这么朴素的道理用学术术语表达就是路径依赖。起源于奥地利学派的演化经济学，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路径依赖。后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进一步给出了路径锁定和路径创造的概念。用在城市研究上，就是指要重视历史的力量，城市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历史轨迹，城市越大越是如此。广义来说，以寻找规律作为最终目的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假设之上，因为实证研究依据都是历史资料和数据。
规划的科学性要求一定要对城市历史有准确深入的把握。要研究城市空间演化史，尤其是演化机理，以此为基础来预测未来发展方向，为规划提供依据。笔者曾经在1997年《城市规划》举行的一次笔谈中提出加强城市规划的后评价工作，在国内比较早地强调了对城市发展历程作总结的重要性。现在编制总体规划一般都会回顾以往几版规划，也会作一些总结，但多数流于形式化，对于城市演化轨迹和动力机制剖析不够，其实是丧失了把握城市发展趋势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目前几个超大城市都面临过分拥挤局面，新城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机滞后是主要原因。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城市化之际，如果能对城市快速扩张的趋势有敏感的认识，就可以及早出台疏解政策。而今天通州副中心建设要起到疏解作用，难度和代价就比较大了。
重视历史不仅仅是把握城市发展轨迹，还要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做到古为今用。为了避免城市过于集中带来拥挤，北京历史上曾有过梁陈方案，上海在解放前也有大上海都市计划，都是以多中心为基本思想的，尽管限于当时发展规模，多中心尺度跟今天有所不同。几十年后我们又回到多中心战略上来，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思。
规划实践与规划研究关系：重视规划研究的学术规范性
规划实践是应用，规划研究是依据，两者共同构成了规划的完整体系。规划的科学性要求两者密切衔接，不能教学科研一套，实践应用另一套。规划实践要多学习、多运用已经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不能总守着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几个原理。科学研究不是空中楼阁，要多从实践中寻找科研攻关主题，也要从实践约束中探求科研成果适用性。
为了能给实践提供有价值的科学规律，科学研究必须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在这方面国内学术研究存在很大不足，甚至对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从规划领域来看，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理想色彩浓，理念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少。往往在讨论中，应该怎样做谈的多，为什么这么做涉及的少。“高大上”的道理人人都懂，不需要大家都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更关键的是提供科学依据，保证规划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规划不仅仅是理想，更是科学。二是浅尝辄止多，深入的科学研究少。经常是一个命题或一个理念提出后，大家纷纷对其重要性、意义大加赞扬推崇，或者是简单谈一下个人感想、体会，后续研究就虎头蛇尾了。三是开会和论坛多，赶热点，凑人气，后续就没有动静了。
一个健康、科学的学术界，学者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自己偏好和优势，选择自己长期研究跟踪方向，持之以恒，积累知识，成为某个领域真正的专家，国家和社会需要时随时出力。每个学科都有自己价值，都有机会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不会总是热点。因而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积累真知灼见，不要被热点牵着鼻子走。政府和科学研究界都应该提倡这种风气，要杜绝推崇信口开河的所谓的专家大家，要让真正的专家有话语权。否则，劣币驱逐良币，贻害无穷。年轻学者和学生会把不正确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当作是科研本来的样子。事实上，国内不少学科研究范式距离科学模式差的太远，不在少数的科研人员并不理解科学研究的本质，固步自封的自我认知是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阻力。规范的学术研究不仅有理论假设，更要实证支持，任何理念不是想当然正确的；科学研究不仅是简单现象描述和相关分析，更核心的是因果关系求证和机制探寻，实践的复杂性在很多时候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直觉认知。
[原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7ZDA068；感谢张婷麟、李琬、 王妤、尹春、韩帅帅对本文的贡献]
注：本文为原文节选，共分三次刊载。
编辑：张之帆
审阅：张维阳 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