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八）我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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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回上海
1946年4月，我由贵阳转重庆乘飞机直接返沪。下午5时左右飞机在上海降落,我结束了4年的流浪生活，怀着愉快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我盼望已久的家。我的突然出现，使全家为之惊喜。母亲见到我，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居然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话刚说完，只见母亲的右侧面颊急剧的抽搐，眼睑也睁不开了，眼泪直流。过了大约20多分钟，才渐渐恢复正常，我见到母亲的痛苦的病状，心里一阵难过，我连忙询问母亲，从什么时候得的这个毛病，有没有请医生治疗过？母亲才慢慢地告诉我说：“在我听到你父亲出事的谣传后，突然觉得头部一震，右面颊就开始抽搐，接着就昏晕倒了。经过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人是活下来了，但面部神经抽搐的疾病却没能治好，直到现在，只要遇到高兴、悲伤、兴奋、忧虑的事情，就会立即发作。从此留下这个病根。”关于我母亲的病，我在重庆时就已听说。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这时，我才知道，当我们父子三人被困香港，母亲日夜惦念和焦虑不安，她每天四处打听我们的消息，这样日积月累，精神紧张，那时又突然听到父亲出事的谣传，就发作了这种不治之症。我心里暗自思忖，今后一定要多加安慰和孝顺我的妈妈。
晚上，除五弟外（他尚在贵阳念书，还有一年毕业），外祖母、爸爸、妈妈、七妹和九弟全家团聚在一起，争相叙说4年中的离别之情。当我看到父亲在八年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被生活折磨而瘦削的面孔，再看他两眼炯炯有神，气宇轩昂，精力充沛，一点也没有被政治和生活压倒的样子，我心中不禁涌起了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之情。
平时，只要父亲在家，我总是在三楼陪伴他。他问我别后的生活情况，我向他叙说了在重庆念书的情况。父亲慈祥地对我说：“你在重庆生活够苦的，我当时也无法接济你们兄弟俩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那时都是靠在重庆的朋友帮助的，我想知道都是哪几位？你要详细告诉我，我准备去信，向他们一一道谢。你虽然吃了不少苦，可是没有染上坏习惯。让你尝一尝苦的滋味，还是有好处的，至少你可以懂得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困苦。我很高兴的是你已经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成绩也还让我满意，现在你在家中休息一个时期，再复习好功课，以准备报考大学。”
我还告诉父亲，在重庆时，他的不少朋友帮助过我们，甚至连他不认识的“朋友”也对我们关怀备至。如我初到重庆时，中国银行有位卢定中先生，他对父亲特别钦佩，知道我是梅先生的儿子后，就帮助我报考学校，当考取后，他又为我办理入学手续。还有中国银行的徐广迟先生和夫人、江庸先生和夫人，对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江庸先生的儿子江康和我是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他性格爽朗、品德正直，学习优秀，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在校时我们形影不离，直到胜利。至今，我们还有联系和来往。此后，父亲通过各种途径与他们取得了通信联系，向他们一一道谢。
我还将在重庆时的所见所闻，断断续续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重庆的社会很混乱，抗日气氛不浓，官府欺压百姓之事屡见不鲜，因而对抗日的信心不足，人心涣散。
在上海，那时的情况也不太好，我母亲也给我讲了一件事。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家来了一个自称是“专员”的人，神气活现地说自己是重庆回来的房主，要收回这幢楼，并限期让我们搬走，后又派了一个律师来办交涉，气势汹汹。经过我们各方面的了解，才知道这些人是不怀好意、冒名而来，专门找茬儿行敲诈勒索的勾当。由于我父亲抗日之心路人皆知，他们无法挑剔，搬家之事被母亲严厉地回绝了。后经朋友的斡旋，给了些钱，才把这位“专员”打发走了。父亲感慨地说：“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