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柏杨口述回忆录：上小学的日子
童年时候的凄惨生活，父亲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当他在许昌第八方面军供职的时候，常常把我单独带在身边，但这对我也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一生在求学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使我终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创造了一些奇迹，这个终生不断被开除、从没有毕过业的现象，应是一项奇迹。回忆求学历程的艰难和坎坷，怀着无限的惆怅。
我没有读过幼稚园，一九二〇年代开封似乎还没有幼稚园。在我记忆中，有一天忽然被父亲送到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那一年正是一九三一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什么是九一八，什么是东三省，什么是日本军阀，什么是沈阳，什么是北大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一样知道。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学生随着老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我为爱国甘愿付出生命的起步。
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算术非常之差（我到七十岁，对九九乘法表还不太熟悉），但我并不是压根没有算术才能。读小学二年级时，发生平生第一件最光荣的事。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乘法算术题，征求同学解答，全班都不会，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只有我举手，走到黑板前把它答对了。那位女老师十分高兴，就把手中用的粉笔（尖端在出题目时已经磨损了一点）送给我当作奖品。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支粉笔带回了家，可惜不能向家里任何人炫耀，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再小心翼翼地保存那支粉笔，直到有一天那支粉笔遗失了。
然而，我的算术天才就到此为止，再也不能提升。不久，我被父亲带到许昌。当我从许昌被送回开封要读三年级的时候，发现第四小学已开学几个月了，拒绝接受我入学。父亲就运用人事关系把我送到省立第六小学，而且插入四年级。
这样一个跳跃式的蹿升，对大人讲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算术这一门，首先就跟不上，而且除了自己苦恼外，我无处倾诉。假如在一个正常家庭，父母可能为我请家庭教师。但对我来说，继母不打我，已经是幸福的生活了，没有人关心我的学业和我的学校生活，严格地说，只是像对待一个野生动物，让我住在那间幽暗、寒冷、肮脏的房子里，自生自灭。偏偏那一年，第六小学施行新式的“道尔敦”制。什么是“道尔敦”制，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依稀地记得，“道尔敦”制是依据小学生的兴趣，有时合班上课，有时分班上课。算术差的同学，仿佛可以分开独立上另外一种课，于是我的算术就永远无法长进。这种算术的恶魔利爪，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抓住我，深入心肺，几乎把我撕成碎片。我在第六小学读了几个月后，又发生变化，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激起了继母的暴怒，她用一柄切西瓜刀（北方人专用来切西瓜的一种特制的刀，像前臂那样长，半月形的弯曲，刀口并不十分锋利，刀背比较厚）追杀我，我大哭着逃走。在逃出门槛的时候，被绊翻在地，继母用西瓜刀砍下来，砍在地砖上，地砖都被砍出灰末。家人上去把她拦住，我只有蹲在街头墙角大哭。
父亲得到消息，从许昌赶回开封，发现他的后妻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已不能并存，就把我交给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堂叔郭学，让他把我带回老家辉县。辉县距开封三百公里，位于开封的西北方，在太行山的东麓之下。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辉县，更不知道还有一个老家。这是一个使人胆怯的迁徙，可是我大概天生迟钝，并没有特别的恐慌感觉，反而觉得能到一个没有继母的地方，那太好了，简直是天堂，所以高高兴兴地随着堂叔上路。辉县对我来说，果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今天，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语言的低能儿，可是那次迁徙，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开封话完全忘记，而改说一口辉县话。我认为辉县话是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之一，不过，我学习语言的能力，跟学习算术的能力一样，就到此为止。
我的老家，在辉县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地方，名叫常村，再两公里之后又有一村，名叫沿村，这两个村庄约有五百户人家，就是本书开始时所叙述的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摔锅片”逃难出来，在此安家落户的郭姓一支家族。对这个庞大的郭姓族群，我所知道的，也仅是如此。
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务农为业，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都不知道。荒凉穷困的乡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简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个孙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几个儿子）。在这九个孙子中，父亲郭学忠排行老大，同一个母亲的弟弟郭学慈排行老五，携带我回辉县的郭学，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亲是“学”字辈，我这一代是“立”字辈，下一代是“本”字辈，再下一代是“乃”字辈。这种用字来排辈分的文化，可能始于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是一种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这一点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称呼爸爸的弟弟为约翰叔叔或强生叔叔，显示出来他们个体的独立存在；中国则称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个体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向朋友介绍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朋友总不能跟着他叫三叔、四叔。辈分或排行，事实上是一种脆弱的形式，《资治通鉴》上可以看到，当一个家族内哄互相屠杀时，仅仅靠一个字相同，或排行顺序，没有一点作用。
我家里也是如此，虽然有“学”字辈、“立”字辈，看起来血浓于水，实际上，亲情的冷淡，使我在小小的年纪时，都深为吃惊；以致不久就产生一个具体印象：“家族不如亲戚，亲戚不如朋友！”
父亲和五叔学慈，是一母同胞兄弟，当时还没有分割遗产，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辉县县城里，父亲另有一座四五个院子的巨宅。这座巨宅空空荡荡，父亲就请一位表婶，专责照顾我——给我煮饭和洗衣服。这位表婶姓什么，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我全不记得。但是为人慈祥、宽厚，十分健谈。我从继母手中，逃到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经踌躇满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欢顶嘴，喜欢逃学。继母那种严苛的管教虽然没有了，却又跌进一个毫无管教的陷阱。
一到辉县，我就被送到县立小学，仍读四年级。就在四年级时，遇到影响我最大的恩师，名叫克非。他可能是犹太裔的中国人，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叫他克非老师，教我们国语和作文。他大约二三十岁，瘦瘦的，神采奕奕。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师为我们讲解一本新文艺小说《渺茫的西南风》，事隔六十多年，内容已经模糊，但仍记得他上课时的情形。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学生的课桌上，态度很自然、很和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在说到哀伤的时候，一脸悲痛。
在一九三○年代，一个小学老师竟在课堂上讲解课本外的小说，实是一种创举。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城，能请到这样的老师，是辉县人的福气。就因为他的讲解，引起了我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风》这样的新文艺小说，我开始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
四年级结束后，克非老师不知去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即使知道，也不会晓得我是对他心怀感激的学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