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毛尖、罗岗对谈（一）：加缪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真正的生活
加缪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真正的生活
袁筱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爱加缪，碰巧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加缪。加缪是很接地气的一个人。对于一个译者来说，你想接近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它。对，不是阅读它，而是翻译它。也就是你能够你能够匀出一段时间来，贴近他身边，进入他的思想。
其实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加缪的语言是很简单的。哪怕写哲学随笔，他用的也是非常生活化的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缪不是一个体系性的人，他没有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他谈“荒诞”的时候，会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词，这是很多人很喜欢加缪的一个原因，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来自于生活的人，他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真正的生活。但这点其实对翻译还是构成一定的问题的，因为这些词太通俗了，所以说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比如说他讲经历就是经历，讲经验就是经验，它其实不是一个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的词，这些词对翻译都会构成一定的难度。他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么普通的词，进入一种哲学的思考。
这本书里面讲的最多的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生存境遇的问题。其实在二十世纪初，很多法国的作家，不管是小说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都谈论过这个问题，无论是借助小说的方式，还是借助哲学的方式。所以你不知道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词，是不是能够显示出他的一种力量。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因为我还是比较注意，希望尽量用一些简单的词，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不是加缪了。
从语言上来讲，加缪的作品让大多数人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整个的节奏感，在中文当中我也尽量还原原文的一种节奏，因为他的这种节奏其实和他的语言的力量也是有关系的，它大多数的句子是比较短的，他是一个非常擅长用词语力量的人，我也尽量还原法文原文能够带给人的这样一种感受。这就是我翻译时的一个基本考量。关于《西西弗神话》本身，我们请另外两位先来说一说。
罗岗：很高兴袁老师邀请我来参加这场活动。得知道袁老师翻译了这本书，我就感觉，加缪又回来了。我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朋友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经过了疫情，在疫情当中我们很多人就读了《鼠疫》，对吧？所以加缪一下子变得跟我们特别的亲近，我们一下子跟加缪有了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我想我们最早读到加缪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读的是杜小真老师的译文。当时不是出的单行本，我印象中是《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中的一篇，它其实不是全译本，而是翻译了《西西弗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这一段，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毛老师也认识，就是北京大学的吴晓东老师在《读书》上写过一篇书评，就是《阳光下的苦难》对吧？当时也是特别流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读《西西弗神话》，更多的会带着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抽象的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氛围里面，或者更具体地讲，存在主义的氛围里面，来理解加缪的《西西弗神话》。
最近我拿到这本书，重新来读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荒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它带有了很多的生活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说到“荒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词叫996，因为这本书里面很明确地讲到说，我们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回家睡觉、吃饭，然后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每天像一个机械一样生活的话，我们不会去追问什么问题，而当我们去问，我每天为什么都这样，为什么要周而复始的996式的工作的时候， “荒诞”就出现了。因为我就问，我这样干有什么意义呢，我累死累活有什么意义呢，我每天都在按照机械化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这种荒诞感一下子也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特别契合在一起。
加缪讨论“荒诞”为什么会让我们有一种切近的感受?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在于，实际上它跟我们读一般的哲学，比如说存在主义的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加缪并不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家。我看了好几本《西西弗神话》，里面有些有译者的序言，他们讲加缪的时候会说，加缪讨论的问题似乎也是哲学问题，但是他的哲学素养肯定比萨特他们要差多了，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听起来有点伤人的，说毕业于阿尔及利亚大学的加缪和毕业于巴黎高师的这些人相比，他的哲学训练或者理论修养差得太多了，而且我还发现好几个译本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恰恰就给我们带来了八十年代以来或者说到今天为止可能都有影响的一种对于加缪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如果从哲学层面上来讲，《西西弗神话》好像不是那么高级，不是那么精英化，但是反过来说，我倒是觉得，像萨特的很多东西，对于今人来说实际上是很学究性的，包括他写的带有文学性的戏剧或者小说，其实读起来也有点理念先行的感觉。而加缪的作品具有的那种生活化的因素，我觉得恰恰是跟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我读《西西弗神话》的时候，有好多东西我都没印象，比如这本书献给谁的。献给皮亚，皮亚是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前我肯定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考虑，生活化的、平民化的加缪，就跟皮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从来没有到过自己的祖国，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的父亲也没有到过自己的祖国。我们看地图就知道，法国在这边，那边是阿尔及利亚，隔着地中海。加缪也会特别强调所谓的地中海文化。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而在法国的殖民地里面，除了当地的土著非洲人之外，还有很多贫困的法国移民。加缪的父亲就是一个移民的后代，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回到欧洲战场，然后在欧洲战场死掉了。加缪其实也得益于自己父亲的死，他才成为国家的小学生。什么叫国家的小学生？因为他父亲是由于参军死掉了，所以国家就抚恤了，加缪作为一个“下等的”、殖民地的欧洲人，就能够在阿尔及利亚上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小学、中学，后来好不容易去了大学。所以加缪一直有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加缪的身体很差，他的肺结核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才会思考死亡，因为在青霉素发明之前，肺结核无药可治，得了这个病随时可能会死掉……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其实加缪跟萨特的关系非常有趣，非常微妙，托尼·朱特写过一本书，写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特别紧张的关系……加缪可能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更有个人魅力。当然，萨特活得很长，也有很高的地位。加缪活得短，但是在很多人心中更有魅力。
加缪出生于1913年，1960年去世，享年47岁。在他的身上包含着一种身份困惑，某种程度上讲，他不是高级文化人。法国的哲学家基本上是巴黎高师毕业的，他们都有一定的师承关系，谁上了谁的课，然后拿到哲学学位，拿到哲学教师的资格，然后可能到外省去教书，比如德里达、福柯这些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经历。跟这些人相比，加缪其实是异类，完全的异类，他大学毕业以后，一开始想学写作，后来做了记者，当时皮亚在阿尔及利亚创办了一家报刊，然后招了加缪去做记者。刚才袁老师说到加缪的语言，他的语言为什么准确、简洁，而且富有活力，我觉得跟加缪做过记者有很大的关系，跟他的新闻训练有很大关系。皮亚那时候没钱，他就是一个人来办报纸，他没有办法找一个有经验的记者或者编辑，他必须找个新手，他就看中了加缪，我觉得加缪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从风格上来讲，《西西弗神话》这种非体系性的对于“荒诞”的讨论，带有一种随笔或者手记的性质，我觉得这一点反而可能让它更容易接近读者。因为如果是一种严格的哲学体系，那它对于读者来说就会提出哲学史上的要求，因为哲学有一个传承的关系。我们学哲学史都知道，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名言，我们所有的哲学史的学习都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我们都需要回到柏拉图，因为每个人都从柏拉图开始讲起。但是加缪不是，所以它不要求读者具有哲学史的训练，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在阅读《西西弗神话》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来讲完备的哲学史训练的准备。
当然，《西西弗神话》也并不是对读者没有要求，但它对读者的要求可能更多地在欧洲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下，而不是严格的哲学背景，不要求读者有比较严密的体系性的思考。既然它不是体系性的思考，这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把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东西跟我们自身的经验构成一个对话，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经验也带进去。因为如果是一个严格的体系，我们的经验不一定放得进去，而且在哲学的讨论里，像“荒诞”这样的概念，可能是一个非常存在主义的概念，我们一下就会想到萨特对它是怎么讲的对吧？如果是萨特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追溯这个概念的前身，会讲胡塞尔怎么讲的，或者谁怎么讲的，会有一个哲学史的脉络。而我们跳脱出这个脉络之后，我们更容易把自身的经验放在这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加缪可以重新跟我们今天构成一个对话的关系，而这一点也恰恰跟他的身份、他独特的经历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我想等一会我们还可以具体地来讲一讲，他所理解的荒诞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我就先说到这，下面我们就请毛老师。
（未完待续...）
《西西弗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