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这首《满庭芳·归去来兮》，体现着悲慨的深情和豁达的洒脱
相比苏轼的很多名篇，有这样一首比较小众的词，其虽没有太大名气，然细品之下会发现，这首婉转雅致的词巧妙而完整地体现着苏轼奋勇入世又超然旷达的精神思想核心，它便是这首《满庭芳·归去来兮》。
《满庭芳·归去来兮》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当时因”乌台诗案“后被贬于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苏轼，已在黄州过了五年之久的贬居生活。五年后的元丰七年，朝廷将苏轼量移至汝州（今河南临汝），而所谓量移，是说朝廷恩赦将贬黜到远方的臣子迁移安置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对其平反，当时被贬的罪名依然在身。
上阕开篇苏轼即写：“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归去吧，而我又能归去哪里？“归去来兮”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重复段首之句，陶渊明尚可归隐田园，可是作为戴罪之身，是连归隐的权力也没有的。“岷峨”是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在此处指苏轼的家乡。故乡在万里之遥，百年已过一半，恐怕来日也无多。这一年苏轼已四十八岁，施展抱负的最好时光似乎已经要过去了。自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起，苏轼已经历多次的宦海沉浮，伴随一次次沉浮的自然是山南水北的迁徙之途，此时离家万里，无尽的悲感漫漫袭来。
我们看到，上阕的前半部分，是苏轼悲哀的方面。到了下半部分他说：“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在黄州已过了两个闰年，孩子们已会讲当地方言会唱当地的歌谣。中国的阴历一般是五年过两个闰年，也就是四年一闰，苏轼在黄州五年正是度过了两个闰年，自己的孩子已经将楚语吴歌当做了母语。
在黄州岁月的跨度之长，加之孩子们已尽说吴语的现状，这其中苏轼是有着一丝悲哀的，是对自己的政治遭遇和贬谪生涯而感发的悲慨，但是同时，还有着他旷观的一面渐渐表现出来，孩子们尽楚语吴歌正是苏轼一家融入当地的最好体现，黄州此时已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了。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社”是祭祀土地神的节日，在这里是说，逢年过节时，黄州的好友们就备好酒菜相邀我一同聚会过节。写到此处，苏轼已将内心的哀感和一丝的旷观完全转变为彻底的洒脱旷达。他被贬在此，但他在悲哀中保持了他常人难以企及的那份豁达，他爱当地的山山水水，也爱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也交到了许多朋友。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苏轼的旷达始终是有入世的精神色彩的，他的排遣中始终抱有兼济天下之心，不似一些山水田园派的归隐诗人，在排解失意悲哀的时候，渐渐会有麻木的精神色彩，也就是不管外世如何，我自遁世而居这样的偏向了。但苏轼并不是，他在黄州的时候是没有参与政事的权力的，但是在他曾经包括后来所到之地，只要是有参政权力的时候，他总是会为当地百姓做一些事。在年近六旬时，他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对苏轼的到来，岭南百姓欢欣鼓舞，热情欢迎，这正是源于苏轼时时为百姓做实事的品质修养。
到了词的下阕，“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如今我又要离开这里了，我的人生为什么如织布梭那样不得安定，往来奔波呢。这里又是一重悲慨了，对黄州已深有感情的苏轼，为不得不离开而感到不舍，为将遥去他乡而感到悲楚。
接下来笔锋再次忽转：“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待到闲暇时候去看秋风秋景，和那洛水清波。“洛水”从汝州流过，正是苏轼将赴之地。在依依惜别和悲慨中，他那解脱和旷达的修养同时体现出来了，危艰之处，豁然云开。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这是下阕的下半部分，“堂”指苏轼在黄州的居所，名为“雪堂”。黄州的父老乡亲们，如果你们怀念我，就不要剪掉我堂前柳树那柔嫩的枝条。请告诉邻里乡亲们，请时不时为我晒晒鱼蓑。整个下阕的这下半部分就是苏轼抒发自己的不舍之情了，“时与晒渔蓑”又表明自己还会回来与大家重逢，其中深情已不言而喻，而在离别之时他想到的不是再会无期，是后会有期，达观的思想精神又体现了出来。
这首词的序中说明了苏轼写此词的缘由，当地的二三好友为他送别，恰逢好友李仲览自江东来送别与他，于是写下此词。所以在这首词中，苏轼将他最为细腻感性的思想状态都写在了其中，也正是这样自然的感发，他在忧患中旷达的品质修养体现的淋漓尽致。
整首词上阕以悲感转为达观，又转到下阕的悲感不舍，最后再转至自解的豁达，这正是苏轼最了不起的精神思想核心。他从未将悲哀放下，不仅因自己的仕宦遭遇，更因为时时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苏轼并非“王安石变法”中的保守派，他只是希望去掉变法中那些加重百姓负担和社会矛盾的弊病，而相对的，王安石性格是比较固执的，加之用人不当，这就成为了变法中弊病部分的外因。在旧党上台废除了所有的新法后，苏轼极力地抨击反对，因此再遭陷害被贬。
其实这样的政治见地也是源于他忠义和通达的精神境界，忠的是国家和百姓，通达的是去除糟粕，推行变法中好的制度，若是苏轼在王安石之前得到执政的机会，或者他本人的命运和北宋政治都会有不同的局面罢。
苏轼的悲感、忠义和旷达相融合的境界古往今来也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多数人只能取其一二而为。而苏轼不管在及其凄凉的境地，甚至被下狱性命攸关之时，亦或东山再起时，始终怀有兼济天下的操守，自解旷达的洒脱，以及奋勇入世的修养都是他超越常人的品质风骨。
如这首《满庭芳》，细品下，真情实感的写意中，苏轼悲哀时的自解，对贬地倾付的深情，都是他出世的豁达和入世忠奋的思想精神的体现。大境之境，古来多少人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