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成渝铁路，发现人头盖骨化石，小平立马送郭沫若，轰动考古界
修建成渝铁路，发现人头盖骨化石，小平立马送郭沫若，轰动考古界
随着大西南的解放，经济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日理万机，亲自兼任财经主任。邓小平向中央报告：“我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更为繁难的工作”，“我主要精力放在财经上，大家都忙得喘不过气来”。针对西南当时的情况，他强调：“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重庆刚解放时，金融投机分子疯狂倒卖银元，导致银元价格上涨，物价也随之上扬，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为稳定人心，中共西南局指示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布告以100元人民币比1银元兑换民众手中的银元券。邓小平强调：银元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是废纸。按说，我们是可以不管，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决心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不料，重庆市军管会收兑银元券的告示发布后，出现了一场挤兑风潮。刘伯承、邓小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人民币补充库存，并从邻近地区借来一批款项，以解燃眉之急，很快稳定了金融秩序。
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邓小平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邓小平在会上要求城市各级机关“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他说：“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他认为，城市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重庆解放后，面对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局面，邓小平亲自领导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设。
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多年的梦想。1904年清政府在四川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以筑路为名强行集股，几年中搜刮川民资金1600多万两白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后来的历任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将川汉铁路建设束之高阁。大西南刚刚解放，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头脑敏锐地意识到，祖国的大西南是资源宝库，抓紧修建成渝铁路，是医治战争创伤，带动西南地区发展，促进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1949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说：“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帮助四川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他豪迈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有决心、有信心，让成渝铁路在我们手里建成。”经过反复研究，邓小平组织制定了修建铁路的详细计划，提请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1950年6月15日，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了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进军大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建设抓起。今天开工修筑铁路，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把事情办好，我们调出一部分军队参加修路，同志们是开路先锋!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根据邓小平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西南铁路委员会于1950年7月28日和8月3日召开了军工筑路会议，西南军区所属部队先后组织5个军工筑路总队，共计3万余人，扛着“开路先锋”的大旗，浩浩荡荡地投人筑路劳动中。
早在进军大西南前夕，邓小平在上海结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先生。他委托陈修和先生物色一批技术人才到四川修成渝铁路。陈修和回忆：“那个时候，朱德总司令推荐我当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委员，所以我是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那我说我不能跟你去，我要回北京来开会，那么他说你给我介绍一些人，我就介绍了70个人，都是科技人员。都是科局长，国民党时当过厂长的，当过市长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留学生，跟他一块儿，都到重庆来预备修铁路。”
当时，成渝铁路建设工地上，除原成渝铁路工程局的技术人员外，汇集了全国许多地方的技术人员，有黔桂铁路工程处、中国桥梁公司重庆分公司、浙赣铁路保管处、陇海铁路重庆储运所、东北运输总局保管处等单位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担任了各业务处和各工务段段长、分段长，其中曾和詹天佑一起修过粤汉铁路的著名铁路工程专家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总工程师。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为修建成渝铁路，呕心沥血，尽心尽责，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成渝铁路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对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的文物古迹，他特意请来重庆大学的教授张圣奖，对他说：“成渝铁路要动工了，四川历史悠久，几个皇帝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古迹和地下文物很丰富。参加筑路的多是部队战士和民工，怕不识文物。若损坏文物，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因此，想请你们专家到铁路沿线寻宝，鉴别出土文物。”
带着邓小平的重托，张圣奘教授带着文物调查组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不久，在资阳九曲河大桥桥基下挖到一个人头盖骨化石。邓小平知道后，立即电告郭沫若，并派人将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经郭沫若和北京大学裴文中教授鉴定，这是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是我国继北京周口店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又一重大发现，这在当时世界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后来，有关部门将这一人类头盖骨化石命名为“资阳人”。
经过10万军民两年紧张奋战，全长503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这条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通车那一天，重庆和成都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典礼。邓小平出席了重庆的通车庆典，他还邀请了许多四川元老，如熊克武、但樊辛、刘文辉等人参加，请他们亲眼见证共产党为四川人民实现近半个世纪愿望的伟大成就。在通车庆典仪式上，邓小平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