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红说吃 | 铜岭岗的吃食
道士桥是铜岭岗的第一大村，发小杨贤挺童鞋在那里搞了个农庄，种油茶、山黄精、新品种番薯，还种了上万株百合花，这便有了这个活动。朋友圈里不时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嘿嘿，好吃的东西多着呢，饿不着你。可惜的是，记忆中好吃的东西现在大多稀缺了。我不管，我就说说小时候铜岭岗一带的吃食，顺便馋馋你们。我出生于文革第二年。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普遍的记忆是贫困，缺吃少穿。而我不是，我记得小时候的吃食异常丰富，一年四季花样不断，以至今天被熏陶成一个标准的吃货。这是出生在城里或平原地区的同龄人无法理解的。公社化时期，食物来源匮乏，一切归公，等待可怜的按劳分配。普通人家，不挨饿已经是烧了高香，我们又不是“工作同志”出身的家庭，怎么会有丰富的吃食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铜岭岗一带，黄土深厚，山地肥沃。“入社”之外，每户人家都有不少的自留地以供耕种。只要精耕细作，地里的出产足以贴补生产队分配的不足。因此，在饥荒遍野的七十年代农村，我们这一带几乎没有饿着的人，番薯干、洋芋、南瓜、芋艿等便是我童年时期的主要副食。南瓜子、炒黄豆、花生、牛皮糖、番薯糕、南瓜饼等就是零食或小吃。春天，地上有菁，山上有笋，有油茶桃、茶籽片，高一点的山上有山黄精、山捣𦥑，野果有斑楂、摘摘梅、覆盆子；山溪里是抓不完的河虾、河鳗、河鲫鱼，田里有黄鳝、泥鳅、田螺。除了河虾，我们那时从不去吃其他的东西，拿河鳗、黄鳝喂猪，泥鳅、田螺喂鸡鸭。家家户户都养猪鸡鸭鹅，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它们吃得比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倍，都是吃野生河鳗、黄鳝长大的啊！夏天，像现在这个季节，吃的东西更多，地里的洋芋可以掏了，这可是农家的大菜，孩子们的最爱，拿根筷子串上用雪菜卤烤的刚出锅的洋芋，边走边吃，馋馋家里没工夫烤洋芋的小伙伴，是很得意而显摆的。接着，南瓜黄了，花生可以拔了，自留地的倭豆、豌豆、红豆、黄豆、带豆次第成熟，蒲瓜、丝瓜、茄子、番茄，还有糖芦，还有西瓜，夏白桃……山上还有毛楂、山茄。野百合恣肆怒放在荆棘丛中，亭亭玉立。我们不怕刺也不怕蛇，拿着锄头拼命挖，大大们说，野百合的鳞茎有滋补的功效，对坐月子的产妇特别有用。我不知道是否滋补，只是觉得这一片片白白嫩嫩的百合，炖至粉糯再加点自家出产的蜂蜜，味道是一等一的赞！做风水的日子，大人们忙着放田水，捅道地里的阴沟。我们忙着抓泥鳅、捉鲫鱼、拔鸡窠簟，淋得象落汤鸡，回家时被母亲一顿“烂死柴”。可心里是高兴的，很有一番成就感，尤其是鸡窠簟，鲜甘无比，是现在任何一种菌类都比不上的。现在知道这个就是鸡枞菌，是无法人工种植的珍贵食用菌。那种鲜啊，想起唾液还“滴滴漓”。这铜岭岗出产的东西，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说花生吧，不知是不是对家乡有偏爱，我确实没有吃到比它更好吃的，糯、甜、细、绵、香、鲜皆备。洋芋、番薯也是如此，特别的粉，又不是噎住喉咙的贼硬，是粉中带柔的，恰如铜岭岗人的脾气，彪悍中总透出淳朴和善良。秋天，农历九月，山上的栗榛早已裂口，野柿子又红又软，藤梨、毛楂基本上败市的时候，番薯、芋艿收获的季节到了。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季节。一帮又一帮从桥头胡汶溪周等山下村庄来的人，开始络绎不绝到铜岭岗的各村。她们带着冷饭团，扛着铁耙，三五成群，浩浩荡荡地来“耙番薯省”。她们跟在生产队已收获了番薯的土块上，一耙一耙地寻觅着遗落的番薯。这时的山上人是最扬眉吐气的。生产队的社员们自然是趾高气扬，呵斥着这些可怜的洋下人：“死远点！这地大队决定还要耕一遍！”这些或年轻或年老的妇女们便忍气吞声，哀求着，以便收获一些让一家人活命的番薯。据说有几个不成器的青年社员，会趁机揩这些女人的油。不过，我那时还小，不太懂揩油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小孩子，也会嘲笑这些讨饭人一样的妇女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要像高玉宝抓偷辣椒的地主那样，严防这些“破坏集体财产”的妇女们，叫她们“滚出去”！这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常态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善良和同情心，属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思想，是要坚决批判的。生产队里的番薯，一般是晒成番薯片分给每家每户。而自留地的番薯我们有完全的处置权。首先，留种。捡那些大小均匀、表皮光滑的番薯，藏到番薯种洞里，洞深约二米许，口小腹大，可贮番薯上千斤而能保持新鲜度。接着，分捡大小，大的或磨碎漓山粉，或刨成番薯丝晒干。小的喂猪，或煎糖稀。也会留一些鲜番薯，冬天时生吃，味道堪比雪梨。漓山粉是个辛苦活，我们小孩子只有看热闹的份。水井边上，柴油机“突突”地响，大人们把一筐筐番薯往铁斗里倒，出来一塌塌红白相间的渣。然后，把轧好的番薯渣装入洋粉袋，再放上豆腐桶上的压架，往袋口加水施压，乳白色的浆倾泻到桶里。一桶漓满，又一桶，有些人家要四、五个大桶才盛得下。第二天，沉淀在桶底的番薯淀粉，凝固成白豆腐一样的板结，人们倾倒掉桶里的水，用铲子把淀粉一块一块地铲上来，然后放在竹栅上晾晒。几天后，淀粉里的水份干透，这个叫“山粉”的东西算是做成了。山粉的用处大得很。蒸山粉面，做汤包皮，勾芡，是铜岭岗人家的必备之物。菜肴里的番薯面，就是山粉兑水搅成稠汁，倒入蒸模中蒸熟，待冷却后装入一个刨面的装置。整个巨大的面饼，象车轮似的转动，一丝丝琥珀色的番薯面被一双熟练的手接住，叠成蚕丝般的一绺绺，然后拿棕榈叶撕成的带子缚住，再挂到通风处阴晾至干燥。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忙累了一年的大人们便窝在家里，做各种各样的吃食。煎糖稀、做糖枣、胶冻米糖或米胖糖，也有做“灰糕”的——米粉混合糖稀压成的硬糕，颜色灰白，故称。这是儿童们喜庆的日子。吃着牛皮糖，看着象个黑炸弹一样的米胖车在火焰上翻滚，待师傅停下来拿住爆米胖的袋子时，我们便按住耳朵，见证神奇一刻的诞生。“嘭”的一声，白烟弥漫，浓烈的香气窜入鼻孔，小小的大米膨大了不知多少倍，香脆的米胖便诞生了。冻米是蒸熟了再晒干的，变不了这么大，我们都认为大人们挺傻的。愈是临近年关，村子里便越热闹忙碌。小孩放寒假，大人们不用出工挣工分了，便家家杀猪杀鸡，凶神恶煞一般，便宜了肚子里没多少油水的狗们。冬天的铜岭岗，冷风如刀，雪花堆积成一垄一垄的雪龙，再也难以出行。在这种日子走村串巷的，一般只有杀猪人和烧烧酒的。我们窝在家里捧着火炉子，烘着皲裂的手脚，暖和一点时，冻疮又痒得要命，恨不得抓破止痒，可总被大人们劝诫。小吃货们忍不住馋，火塘里烘番薯、煨洋芋，吃得一鼻子的灰，却象乌嘴狗一样咧着乐。大人们喝着番薯烧酒，下酒菜有炒鸡、花生米、猪头肉之类，他们眼睛通红，幺五喝六，我们一般都是避而远之，不在这时候去触霉头。但我们也有吃喝的。浓浓的豆浆，滑嫩的豆腐脑，随便我们自己舀，大人们这时一点都不小气。口袋里花生、番薯枣、牛皮糖、南瓜子盛得满满的，间或还能吃上几块洋糖。铜岭岗这样的地方，在农耕时代是可以做到自给自足的，只要够勤劳，不浪费。自留地种的大蒜、生姜、洋芋、番薯，只要在市日里挑到桥头胡或茶院街，可以换得猪肉海鲜和日常用品。农民手里总有几个活钱，日子过得比洋下地方要滋润。我的婶婶婆婆们很多都是从洋下或沿海一带嫁过来的。那时就算城里人，在铜岭岗人看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城里亲戚到铜岭岗做客，见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态度是谦卑的，眼神是羡慕的，吃饱喝足还带着赠送的各种各样的吃食时，总是千恩万谢的。这种时候，他们不再眼高于顶，不会再轻蔑地称我们“你开乡下人”。不过村里的大人们说，当他到城里找他们时，城里人的态度便180度转弯，又牛起来了，而且很牛！现在城里人乡下人的概念已经模糊，城里人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不可一世。我们这些乡下人，也早就变成了城里人，我们的后代已经不能理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生活。从斗争和相互仇视的年代，走向融洽祥和的时代，仿佛弹指之间，只是：铜岭不复旧光景，昔日少年已白头。铜岭岗，这块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以它纯净的空气和甘冽的地下水，已及与众不同的吃食，正在吸引着在城里呆厌了的人们，走进石板墙弄里，试图寻找到昔日的温馨梦境。是的，这块土地出产的东西和这块土地上生养的人，与别的地方相比，的确有那么一丁点不同的味道。
